 少共书记 1930年春，区苏维埃政府通知调我到二程区工作。 二程区当时又称黄安县六区，位于黄安西部，因宋代理学家程灏、程颐兄弟俩出生于此而得名。乡政府主席姓聂，名字不记得了，他不同意我调走。区里催促，他只好服从，并鼓励我说，青年人参加革命，就要以革命为家，不要贪家恋旧，要勇敢地走出去，为革命干大事业。 当时革命形势比较好。以大别山区为中心的武装割据的 斗争局面基本形成。继黄麻起义之后，鄂豫皖边区相继爆发了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革命根据地。继红三十一师之后，又成立了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利用蒋、冯、阎军大战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根据地，发展红军，相继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红军三个师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成立了鄂豫皖边特别区苏维埃政府。这样，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形成了统一领导，红军形成了统一指挥，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到二程区报到时，党的区委书记袁克服找我谈话。他 说：“区委决定把你调来，主要是你做过共青团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到新岗位后，要一如既往努力工作。”我担任了少共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区少先队总队长。 那时的少先队是革命 根据地境内陆方军事性质的少年群众性组织。凡出身于雇农、贫农、中农家庭，年满15至20岁，经本人申请，都可以入队。组织系统是：县设指挥部，区设大队，乡设中队，村设小队。少先队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配合红军行动，参加后方戒严等。配备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后来缴获的枪支多了，也给少先队发些枪。我刚到时，全队只有几支枪，但没有一粒子弹。 这年冬，原少共团委书记郑遵席调走，由我接任。老实讲，虽然作过共青团工作，但是区这一层怎么做，心里没数。既没人教，也没有一套现成的方法，全靠自己去摸索。二程区下辖13个乡，我先是和其他人一块到各乡各村去跑，了解情况，熟悉工作，后来就自己去调查，开展乡、村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具体建设工作。不久，我又接到通知，到中共黄安县委举办的党务干部训练班学习。同去学习的还有袁克服。 中共鄂东北特委为了培养各县党的基层干部，从1929年初就开始举办训练班，每期人数不等，学员多数是党员干部。训练班由县委书记甘济时负责组织。说是训练班，实际只有六七个人，除我和袁克服外，还有县委宣传部部长和另外几个人，名字记不住了。上课时，甘济时亲自当教员，讲马列主义理论、社会进化史、共产主义ABC、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共产党党章、游击战争、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还有中央发的各种通告和鄂东北特委的文件、决议等。甘济时讲得简明扼要，没有深奥的理论，我能听懂。学习方法，主要是听教员讲授，学员座谈讨论。除甘济时直接讲授外，宣传部长也给我们做些解释，引导大家对疑难问题进行辩论，提高认识。 当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没有课本，没有学习材料，也没有本子和笔，不能作笔记，全靠认真听，脑子记。好在那时年轻，记忆力好。这次学习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对共产主义常识、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建立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运动、反对封建军阀斗争等等，在大概念上有所了解，懂得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穷苦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的真理。受训中，我也认识了县委书记甘济时。他是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是文武双全的干部。他的言行表率，给我印象很好。此后不久，听说他到红四方面军当了师政委，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了。 训练班结束后，我回到二程区，仍任少共区委书记。当时，区里有一个赤卫队，直接由县赤卫大队领导。区委还准备成立一个区游击中队，让我兼中队长。1930年冬，游击中队正式成立。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武装队伍。我从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中挑选了十多个人，从区里搞到两支破枪，子弹没搞到。 我那时不懂军事，如何训练都不会，但胆子大，敢想敢干，还是组织起来了。不过，接下来就有些为难了，我这个游击队长才14岁，其他人也都差不多年纪，也没懂军事的教官。因此，搞了两个月，区委决定不搞了，就留几个人，用这两支枪，给区委、区政府站岗放哨。我还是去做青年团工作。 1931年6月，我调到了陂安南县。 当时，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组建中共陂安南县委员会，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李先念任县委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成立县军事指挥部、总工会、共青团等组织。由于是新组建的单位，需要抽调一批干部。接到通知后，我赶到少共黄安县委接受任务。县委当时住在黄安城北部的柳林村，一个操广东口音的人和我谈话。他代表中共鄂豫边特委，讲了调我到陂安南工作的重要性，并介绍那里的负责人是李先念。没有征求意见，只要求我服从组织安排，好好工作。我也没讲一话，背起背包就出发了。当时，一起调去的还有其他人，我都不认识，说是李先念带队，可是却没见到他。 我们从柳林出发，经桃花区过倒水河直去庙嘴湾报到。在庙嘴湾的戴民祠堂，中共陂发南县委的一位领导人向我简单介绍了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县军事指挥部的情况后，便直截了当询问我对工作的想法。我说听从组织安排。他很高兴，说“你是做共青团工作的，这次还想让你干共青团工作。县的最南边与白区交界地区刚成立一个长堰区，你到那里当共青团区委书记。” 长堰区原属黄陂县，陂安南县成立时划过来的。由于刚组建，区里只有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裕金一名领导，区委和政府机关人员正在选调，有一个十几人的游击队，还有几个做饭的炊事员，抓少共工作的就我一个人。 区委书记对我很热情，希望能快一些把共青团工作抓起来。我在家乡时就是干共青团工作的，调来调去，还是老本行，我对工作充满信心。不过，由于斗争环境恶劣，长堰区的工作一时很难开展起来。县委便决定把长堰区和塔耳区合并。塔耳区是个老区，领导机构健全，工作搞得不错。由于原负责少共区委工作的朱贵康调走，我便担任了少共塔耳区的区委书记。 塔耳区所在地叫塔耳岗，位于长堰北面，西靠木兰山，东临黄安县。自古以来，这里就有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传说，至今还保存着木兰将军庙、木兰将军墓。黄麻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就转战在木兰山一带。我来时，区委书记是吴国清，后为程坦；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李瑞三，后为张广才。这里开辟苏区较早，少共组织工作组建较快，所以，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开展长堰一带与白区交界的地方。 那时，由于政策比较“左”，在赤白交界的地方，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很不好做。我们白天给农民分了田地，晚上地主民团就打击群众。我们的人在时，地主豪绅不敢动；干部，游击队一离开，地主豪绅就反攻倒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隐蔽斗争方式，秘密建立党团骨干组织，对带头反攻倒算的地主豪绅坚决实行打击，反复向群众作宣传教育，特别是教育青年，工作慢慢有了起色。塔耳岗地区的工作，搞得很红火，加之敌人没有大的“围剿”，形势较稳定。 8月，我害了场大病。当时，组织上决定把我调到八里区任少共区委书记，刚到就病倒了。先是风寒感冒，后来越发加重，一连高烧半个多月。更危险的是，当时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只能干挺在床上与疾病抗争。多亏区里做饭的老炊事员，每天坚持给我熬点米汤。我不能喝，他就一勺一勺地喂。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念父母。可是离家太远，没法通知他们来见一面。好在终于挺过来了。记得能坐起来吃饭时，老炊事员高兴地说：“你小伙子命大着呢，阎王爷叫不去你！”他 看我能吃东西了，也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小梨让我吃。他真是个好人。让我愧疚的是，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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