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皖南事变”结束后不久，重庆军统局门口热闹非凡，局长戴笠率领大小特务站在大门口，个个身着正装，脸上洋溢着笑容，好像有重大的庆典活动。 原来，戴笠正在迎接一个远道而来的贵客。欢迎仪式结束后，戴笠又马不停蹄地把他引见给蒋介石。 蒋介石在其官邸热情接待了这位贵客，并任命他为军统第一处科长。 这位贵客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他对国民党究竟做了什么重大贡献？能得到如此高的礼遇？ 这位贵客名叫沈之岳，此人经历非同寻常，从后来披露的大量史实足以证明：他是潜伏到我党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是潜伏到我党内部最危险的特务之一。 一 他是戴笠的得意门生沈之岳，1913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的一个富裕家庭。他自幼聪明，仅用三年的时间就读完小学，17岁时，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第二总队交通科学习，20岁时，考入复旦大学。 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东北全境，而且其侵略魔爪 还伸向关内，正欲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不断高涨。但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这引起了爱国学生的强烈不满。沈之岳受进步同学的影响，也积极参加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他还到上海浦东煤炭公司当了一名工人，参加工人的罢工运动。由于他表现积极，被工人推举为罢工运动的带头人。 不久，沈之岳被国民党军警和特务逮捕，坐了国民党的大牢。正当特务们到狱中提审他，准备严刑逼供时，他竟然说有一个亲戚是国民党高官，本次参加工人运动他奉了高官亲戚的命令，正在执行重要机密任务。 他话音未落，众特务被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马上换了一副嘴脸，对他笑脸相迎。还好吃好喝地招待他，生怕怠慢了他。 一时把特务们唬住是可能的，但很难长时间地瞒下去，因为沈之岳本来就没有国民党高官亲戚。特务们认真调查以后，得知自己被他羞辱了，个个大动肝火，准备对他大刑伺候。 恰在这时，戴笠知道了此事，心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青年，能让骄横跋扈惯了的军统特务们感到耻辱，因此他要亲自提审沈之岳，说是提审，后来慢慢变成了两人之间的对话。 对话中，戴笠被沈之岳的表现惊呆了，他神色平静，内心无丝毫慌张，谈吐逻辑恰当，而且还有极强的应变和伪装能力，戴笠认为他有做特务的潜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打心里想把他收于自己麾下。 两人几次谈话下来，不知是沈之岳被戴笠的高官厚禄所引诱，还是害怕自己的小命不保，反正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摇身一变成了戴笠麾下的一名军统特务。 接下来戴笠仍把沈之岳装扮成“青年学生”的模样，让他以“李国栋”的化名，与自己单独联系，去参加工人和学生运动。 不久，沈之岳成功破获“光明读书社”等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还诱杀了七、八名共产党员。年纪轻轻，竟有如此能力，这让戴笠大喜过望，但这并不是戴笠所满足的。 很快，戴笠把沈之岳送到自己掌管的浙江警官学校，对他再进行系统的培训，戴笠想把他培养成有足够能力潜伏到中共高层，并且能在关键时刻对中共造成致命一击的王牌特务。 戴笠正在等待时机，让沈之岳潜入延安。 二 奉戴笠之命，潜入延安，执行绝密任务戴笠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 1938年4月，箫致平教授访问团抵达延安，开始为期一个月的的访问。其中一位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国字脸，双眼炯炯有神，中等略高的身材，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山装，一副学生模样，他就是沈之岳，不过，当时他化名“沈辉”，是箫致平教授的私人助理。访问团一个月的行程很快过去，沈之岳却坚决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按照规定延安有关部门要对他进行严格的证审和调查。 沈之岳自我介绍说，他是河南息县人，正在重庆北培的，由南京内迁来的中央大学一年级就读，……。延安保卫处周兴处长曾两次找他谈话，他回答妥当，没有任何破绽。唯一让周处长不解的是，沈之岳自称河南人，却明明一口江浙口音。 其实，这正是沈之岳的聪明和狡猾之处，他故意留点破绽以迷惑我方的调查人员。按照人之常情都会认为，训练有素的特务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当他说自己的舅舅是上海美孚煤油公司的职员，他小时候在上海徐家汇小学读过几年小学，所以才有江浙口音。周兴处长听后大体认可了他的说法，并没怀疑。 为了慎重起见，周兴处长还请重庆地下党组织协助调查沈之岳在“中大”的学籍，其实，调查结果根本不会有什么意外，因为戴笠早就为他准备好了一切。 据说，周兴处长还专门就沈之岳的情况，向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称，此人履历清楚，可以参加革命。 沈之岳在“抗大”学习期间，他团结同学，对人谦恭有礼，课堂上积极发言，对工作，任劳任怨，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康生曾当着教育长罗瑞卿的面夸赞他，说他是是国统区来的优秀青年的代表，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由于沈之岳在“抗大”的“出色”表现，“抗大”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担任秘书(一说是毛主席的秘书)，担任文件的收发工作，有了接触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机会。一方面他刺探机密情报密报戴笠；另一方面他寻找机会伺机刺杀毛主席等中央高层。 当时，国民党特务活动濒繁，经常有延安保卫处抓获特务的消息。为此，中央为了保卫毛主席等中央高层的人身安全，规定凡是接近毛主席等领导的，一律不得携带武器，而且还成立了中央警卫营，安全措施做得非常严格，沈之岳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1939年某日，沈之岳在其住的窖洞前，发现一张折叠的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写了两行字：约他次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一叙。看到后，不由心惊肉跳，他明白这是戴笠向他下达刺杀任务。他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不去赴约，因为他认为现在不是最佳刺杀时机。 不久，一位名叫孟知荃的僧人被保卫处抓获，原来他己是潜伏延安两年的军统特务，有暗语的烟盒纸，就是他所写。据他交代，有一名特务已接受戴笠的任务，伺机刺杀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由于孟知荃既没有和这位接受刺杀任务的特务见过面，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沈之岳没有和孟知荃约会，这让他侥幸逃过一劫，他也因此没有暴露身份，继续留党工作。 恰在这时，叶挺给毛主席写信，希望派遣江浙籍的干部来江南，协助新四军收编和整军的工作。1983年，沈之岳接受香港和台湾记者的联合采访时，曾回忆自己去新四军工作的原因，大约在1939年秋天，是毛主席派他去新四军的。一路上，经过国统区时，他便以“李国栋”的身份，和国民党交换情报，而在共产党这边，他化名“沈辉”，很少有人知道，“李国栋”和“沈辉”是同一个人。 三“皖南事变”时，他和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沈之岳抵达皖南，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三支队，协助张云逸司令员的工作，做收编和整军的工作。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来面目就开始暴露，尤其是驰骋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更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化名“沈辉”的沈之岳，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多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合围伏击。新四军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遭叛徒杀害，这就是著名的“皖南事变”。 那么，沈之岳在这中间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后来，据台湾知名学者徐宗懋说：“一些史学家认为，'皖南事变’中，就是沈之岳将新四军动向的情报传递给戴笠的。”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时，沈之岳把新四军从云岭驻地出发，先南下，再迂回向东，之后再向北的行军时间和路线，及时密报戴笠。蒋介石才能准确地给顾祝同发电报，称：朱、叶各部没有按照原命令向黄河以北转移，要“强制执行”、“逼其就范”，避免该部影响大局。 有了详细且准确的情报，顾祝同等人才能调集7个师8万多人，提前埋伏在茂林地区摆好口袋阵，专等新四军钻进口袋。这一仗，新四军损失7000余人，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也难怪上官云相曾自豪地说：“此次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其实哪有什么天助？完全是国民党得到沈之岳提供的情报，起到了大作用。 在这次事变的整个过程中，沈之岳活动频繁，一度令人怀疑，但他十分机灵，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1月17日，蒋介石称新四军为“叛军”，下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那么他为何称新四军为“叛军”呢？ 原来，蒋介石命令新四军从繁昌、铜陵一带北移，新四军只是部分修改了蒋介石的北移路线。基于此，他大作文章，诬蔑新四军“违抗军令，不听调动”，甚至还有袭击友军的嫌疑。这真是无稽之谈，纯属捏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月20日，中共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员。并由过去的6个支队改编为7个正规师，人数达9.5万人。 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刚组建时，军长和副军长由蒋介石任命，等到重新组建时，中共中央自己任命军长等人选，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抗战结束时，新四军发展到30多万人，而且还奠定了我党在华中的基础。 新四军重新组建后，沈之岳并没有暴露身份，继续留党工作。不久，他给我党推荐了一名敌后工作人员，身份暴露，他才被迫脱离新四军，辗转去了重庆，出现了本头的一幕。 结语作为国民党特务，沈之岳给我党造成的损失不可谓不惨重。当时，大半个中国陷于敌手，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仍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最为迫切和坚巨的任务。 沈之岳不顾民族大义，却和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破坏国共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手消灭中共的抗日力量，做到了日本侵略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令亲者痛仇者快，他的所做所为，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南辕北辙。 不管历史穿过时空隧道多么久远？在人民的心目中，他如同汉奸卖国贼一样，为后人所不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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