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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当时中央军委虽然把华东战场统一交由山东军区兼新四军军部指挥，但同时又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作战区域，即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到47年1月底两个军区统一整编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经历了8个多月的时间，可以算作华东战场的初期阶段。由于此段时间内，山东和华中两个战场的情况差别较大，得失差别也很大，华中战场我军取得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而山东战场却是“六战仅一胜”，为何有差别如此大？  壹 | 内线作战还是外线作战的战略问题客观上讲，在解放战争初期，对于依托内线作战还是跳到外线作战等问题，我军最高统帅部一时也没有看清规律，拿定主意，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践和总结。 国军全面进攻开始时，主席和中央军委试图采用“敌进我进”的外线作战战略方针，显然这种试探性的策略在指导战略防御阶段时的作战是有偏差的。 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争中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但都是采取的游击战术，基本上没有运动战和正规战，因此对大规模的正规战运动战不熟悉，向大兵团作战转变需要时间。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基本是阵地战、正规战，对大兵团作战有经验。其实这一点在东北战场已经验证过了，我军先想守山海关，后想守四平，都不成功，最后还是走老路——“农村包围城市”。   具体到华东战场，陈毅指挥的山东战场，是积极执行中央外线作战的指示，即使后来主席和中央军委纠正了外线出击的策略后，指挥人员的思想转变较慢，准备不足。解放战争初期内线作战还是外线作战，是存在争议的。中央军委最初要求各野战军坚持“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蒋管区。但很显然这不符合当时“敌强我弱”的现实。强者主攻，弱者防守这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以弱势之师进行外线作战，显然不可能有好结果。 而粟裕却是“内线作战”的倡导者，并为此进行了充分准备。策略的不同、准备的充分性是两个战场取得战果不同的根本原因。两者的战绩差别也很明显。符合当时战场形势的粟裕屡战屡胜，而坚持外线作战的陈毅自然没法有好战绩。 从这一点来说，陈毅坚决执行中央的部署，并没有什么错，只是对于战争的认识以及主动性上、应变能力有些不足罢了。 解放战争初期依然是“敌强我弱”，这是基本点。我军的策略应当是依托根据地的防御和出敌不意的歼敌，外线进攻战显然脱离了基本点，脱离这个基本点，就会出现得不偿失的局面。 实践证明，粟裕及华中领导的内线歼敌策略是符合当时战场情况的，说明他们对战场情况的认识比较清楚，主动性也很强。华中战场我军的巨大胜利证明是“内线作战”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并很快得到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认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第三野战军战史》第57页 贰 | 华东战场“两区四方”没有形成合力解放战争初期依然处于试探阶段，由于没有经验，该怎样打、如何打、打哪里基本是凭指挥员的主观判断，难免有不同声音。不只是华东战场，其他战场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影响了指挥员的决策。当然山东战区是很典型的，南线作战还是北线作战，守鲁南还是保两淮，就有争议，然后指挥员举棋不定。战争胜利所需的果断决策、步调一致、行动迅速等均不能达到，因此难免顾此失彼。而失利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丢失两淮使山东和华中的联系被切断，两个战场都有被优势敌军分割围攻的可能。 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东战场，华东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形成了独特“两区四方”组织架构，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基本盘，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军内存在山头，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进行决策时，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单位首先考虑本身的利益，这无可厚非。所以华中方面一定要在华中进行作战，要力图恢复华中根据地，山东方面一定要主力回援鲁南，要保卫山东根据地，这是理所当然的。 “两区四方'架构导致山东战场没有形成统一指挥。例如进入山东的新四军部队大约有六万人，而山东军区部队却有二十万人，并且基本是山东本地发展起来的，是原山东纵队的部队，原八路军的野战部队115师主力都去了东北。让外来的新四军指挥山东部队在实力上没有太多说服力，出现了陈毅调不动山东部队的事情。陈毅曾多次给中央反应“手中没兵”，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手中没兵但又必须打几个胜仗树立威信，陈毅当时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也就有了仓促中泗县之战的挫败、泗阳受挫和两淮保卫战的失利。 这种情况在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山东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华中军区实现了真正的合并，统一了组织、编制，达到了作战指挥上的集中统一，自泗县失利、两淮失守以来，华东我军走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至此才走出低谷，完成了转折，走向了胜利和辉煌。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负责大政方针、粟裕负责战役指挥的体系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大胜利，“陈粟”从此成为我军历史上著名的“黄金组合”。  叁| 华东战场的特殊性华东历来是富庶之地，华东战场是国共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 华东战场特别是苏中战场紧邻南京，是蒋介石的“卧榻之侧”，国民党军的“心腹之患”，是双方交战的最前线，必然是战事最激烈的地区，特别是国民党方面势在必得，以减轻南京的压力，因此在战争初期就动用了主力对华东地区进行猛攻，以期首先解决华东问题。 而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短暂和平，使我军指战员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对战争的准备不足，特别是山东战场更为明显，这就造成了我军初期的不适应。 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的得失教训是很深刻很典型的，因为除华东战场外的其他战场，包括我军实力较强的东北战场都没有大的战役和胜利，华东战场是国共双方的试金石，其结果直接影响了解放战争的走向。 肆 | 华东战场的战略指挥实践的指导意义华东战场的战略指挥实践，丰富多彩，蕴含着深刻的战略指挥艺术，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 战略指挥要因局而定。主席是我军战略的主要创始人和制定者，他提出了三种全局。在一个国家内就是两个全局，一个是国家的战争全局，另一个是战区的战争全局，就是他所说的大的游击区与大的作战方面的全局。战略指挥只有准确把握整个战争全局和不同阶段、不同战场的战争全局，才能实施符合实际的战略指挥。 主席和中央军委作为解放战争最高战略指挥者，基于整个解放战争全局和敌对力量对比，对解放战争不同阶段制定了不同的战略方针。从战略防御阶段的“内线作战”，到战略进攻阶段的“外线作战”，可以说是运筹自如。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的战略级战场又实施符合实际的战略指挥。例如，东北战场制定了“坚持南满”的战略方针；中原战场根据党中央“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专项战略指导，制定了“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可以说，针对战争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实施不同的战略指挥，是解放战争提前完成既定战略目标的重要因素。  战略指挥要因情而变。一切高明的战略指挥员都将准确把握态势变化作为实施战略指挥的逻辑起点。解放战争开始后，党中央先是制定了“外线进攻”的战略方针。经一段时间运行，进展并不顺利，而实行“内线反击”的华中战场和晋冀鲁豫战场，却取得了胜利。于是党中央转变了战略方针，实行“积极防御”，这个战略方针是指导全国战争全局的，居于各大战略区之上，是全国的战略。 华东战场与全国其他各战场，均毫无例外地执行该方针。然而，华东战场与其他各大战场，又有自己的特殊条件，有独特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不同的敌人、不同的态势，以及不同的实力，要指导本区战争取得胜利，既要贯彻中央的总体战略，又要从自己的客观条件出发，谋划自己的全局。从党中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到华东战场的“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从不同层次上，共同指导战争全局的运作。它们共同出现，相辅相成，但又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构成了一个战略指挥运行体系。  战略指挥要因势而谋。毛主席和中央作为最高战略指挥者，在准确把握战争全局趋势的同时，善于采纳粟裕为代表的前线指挥员建议，及时调控战略行动；前线指挥员积极贯彻战略方针，根据战场情况变化，及时提出作战建议，适时调整部署，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环。 结语华中战场我军的巨大胜利，不只是我军局部战场的胜利，而是改变了我军整个的战争策略和战争进程。这是粟裕为代表的华中野战军及华中分局对解放战争的重大贡献之一。 在大的战略转变中，产生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统一认识需要有个过程，但战争环境又不允许久拖不决。陈毅坚持原则，忍辱负重，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魄力，苦口婆心地做说服工作，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战略思想转变和两支野战军统一领导指挥的问题。这对于统一华东全军的思想，增强军内外的团结，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纵观解放战争全程，主席和军委每作出一项重大决策前，均经过主要领导集体研究，各种不同意见反复切磋，而且一再征询前线指挥员意见，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正是这种军事民主，形成了一个上下搭配、高低共融的宏观决策体系，才能推动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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