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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域总集 整理出版之成就、问题与出路 夏 勇 摘要 自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河汾诸老诗集》拉开现代意义上的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大幕以来，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经历了蹒跚起步、快速发展、繁荣深化三个阶段。截止2021年底，至少已有560种地域总集获得整理出版，大抵占存世总数的30%，整理工作取得了可观的阶段性成就，主要表现在出版积淀呈加速推进的良好态势、多元化整理出版格局完全形成、地域总集的自我身份意识初步奠定等方面。但在整理与出版过程中也存在的较多问题，比如重复出版较严重，时段、区域、类型等方面的分布不平衡，版本不当，整理失误，书类混淆，索引缺失等。需要从加强整体规划、力避资源浪费，着眼薄弱环节、完善出版格局，杜绝不规范整理、提升学术含金量等多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关键词】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历史回顾；存在问题；解决途径 【作者简介】 夏勇（1981－），男，博士，江苏无锡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地域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17ZDA258）;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历代地域总集序跋整理与研究”（2021QN002） 【引用格式】 夏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域总集整理出版之成就、问题与出路[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1）：25-33. 正文 本文所指地域总集，指着眼于某一地区而采收作者作品的总集，传统目录学一般称之为“地方艺文”或“郡邑之属”等。其编纂活动正式发轫于唐，勃兴于宋，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至清代而臻于繁盛。据笔者统计，自唐代至20世纪上半叶，约有1800种地域总集编纂问世并流传至今，可谓我国各类型总集与地方文献的一大主类，包孕着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与历史内涵。对地方文化研究者来说，更是有着无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现代意义上的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截止2021年底，已有至少约560种唐代至20世纪上半叶问世的地域总集获得整理出版，约占目前所知存世地域总集的30%，取得了相当可观的阶段性成就，但也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本文立足于计量统计与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历程，梳理其阶段性特征与成就，另一方面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向，希望能有助于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历程与阶段性特征 综观我国地域总集整理出版走过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兹分述之： （一）蹒跚起步期：1949—1979年 1958年12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元人房祺辑《河汾诸老诗集》，是我国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起点。此书是该社当年出版的“金元总集”丛书的一种，“据汲古阁本断句，用《四部丛刊》本、《粤雅堂丛书》本校勘”，它也是20世纪50年代整理出版的唯一一种地域总集。 此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领域的出版颇为萧条。尤其在中国大陆，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整个60年代，只有扬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影印的《独山莫氏郘亭丛书》、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的《吴兴丛书》两部近现代时期的旧丛书，其中包含莫友芝辑《黔诗纪略》与李夏器等辑《同岑集》2种地域总集。至20世纪70年代，地域总集整理出版更是一片空白。 在中国台湾地区，自1965年学生书局影印出版张江裁辑《北平梨园竹枝词荟编》后，十余年间陆续出版约25种地域总集。首先，其中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成文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所含约11种附于方志后的总集，包括《（道光）留坝厅志》附收《足征录》、《（光绪）仙居志》附收《仙居集》、《广宗县志》附收《广宗文征》、《完县新志》附收《文征》、《重修滑县志》附收《滑县艺文录》、《淮阳县志》附收《淮阳文征》、《南昌县志》附收《南昌诗征》与《南昌文征》、《江安县志》附收《江安文征》、《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附收《足征录》、《大荔县新志存稿》附收《足征录》等。其次，此项工作较为引人瞩目的是整理出版了若干稀见稿本。如沈爱莲辑《梅里词辑》与徐时栋辑《四明旧志诗文钞》，均收入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清代稿本百种汇刊》；陈作霖辑《金陵传记杂文钞》《金陵前明杂文钞》《金陵诗选》《金陵诗文近录》等系列总集，包含于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版《明清未刊稿汇编》所收稿本《冶麓山房丛书》；龙绂瑞辑《近代湘贤手扎》，收入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再次，刘昌辑《中州名贤文表》、顾有孝和赵沄辑《江左三大家诗钞》、傅增湘辑《宋代蜀文辑存》等较知名的地域总集，也分别由华文书局、广文书局、新文丰出版公司等先后出版。 要之，这一时期的地域总集整理出版颇为冷落。主要表现在：第一，数量较少。若从1949年开始统计，则整整三十年间只有约28种地域总集出版面世，平均一年不到一种。即便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推出《河汾诸老诗集》的1958年算起，平均一年也只有约1.33种。第二，时段分布较零散。从1949年到1979年的整整30年间，只有13年有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记录，数量最多也不过1976年的6种，即前及《淮阳文征》《江安文征》《金陵传记杂文钞》《金陵前明杂文钞》《金陵诗选》《金陵诗文近录》。第三，出版阵地集中于中国台湾地区，而中国大陆则尚未形成整理出版地域总集的风气。第四，整理方式较为单调。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河汾诸老诗集》，以及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出版的宋董棻辑《严陵集》为断句出版外，其他均为影印出版。 （二）快速发展期：1980—1999年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地域总集整理出版也日益活跃。最显而易见的便是出版数量大幅增加。若把重复出版的地域总集也计算在内，则20世纪80年代约有92种整理出版，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增长至167种，总计259种，接近此前30年整理出版总数的10倍。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一批新编大中型古籍丛书，例如：1989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推出的《丛书集成续编》，收入地域总集28种；1986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和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均收入21种；1994年上海书店出版的《丛书集成续编》，收入35种；1988年前后，书目文献出版社分批推出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入12种；齐鲁书社推出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更是多达57种，堪称这一阶段地域总集最为富集的出版物。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正式出版的1997年，也成为这一阶段地域总集出版数量的最高峰，总计达72种。 就出版格局来说，最显著的变化应推中国大陆赶超中国台湾地区，成为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主阵地。具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约有61种地域总集获得整理出版，主要集中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丛书集成新编》与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等丛书，大抵均为影印本。中国大陆则有约30种获整理出版，其中标点或断句本、影印本各占15种，较之前一阶段暴涨约10倍。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地域总集整理出版渐入佳境，数量进一步猛增至约164种，其中影印本151种、标点本13种，由此而彻底形成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压倒性优势。至于中国港澳地区，地域总集整理出版活动向来萧索，这一阶段也仅有香港潮州会馆1980年影印《潮州耆旧集》等极少数出版面世。 就整理方式来说，该阶段一改此前影印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而呈现出多元化的样貌。除影印、断句等既有方式继续得到应用外，又有约20种以现代标点整理的地域总集络绎问世。而在诸多标点本中，尤以6种进一步运用了辑佚法与注释法的地域总集最为突出。前者凡1种，即陈尚君重辑之《丹阳集》。此集由唐殷璠编选，原本久佚。所幸与之相关的材料，尚有不少保存于《新唐书》《吟窗杂录》等典籍中。晚清宗廷辅曾据《新唐书》重辑《丹阳集》，刊入《宗月锄先生遗著》。不过宗辑本“与殷集原貌，相去实甚远”，为恢复该书原貌，陈尚君博采《吟窗杂录》《唐诗纪》等的材料，重新搜辑整理，“编次以《新唐书·艺文志》所载为序，分县系人，并各存官守身份。共存诗20首、句12则”，收入傅璇琮编《唐人选唐诗新编》，于1996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者凡5种，分别为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粤风考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粤西诗载〉校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河汾诸老诗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粤西十四家诗钞〉校评》、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楚风补〉校注》。虽然上述辑佚本和注释本的数量有限，但却标志着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已然超越了原先较浅层的影印、断句、标点等整理方式，从而进入深度整理的层次，可谓该领域的一大进步。 （三）繁荣深化期：2000年以来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出版业发展迅猛，已跻身世界出版大国之林，而地域总集整理出版也在这一背景下日益繁荣。若计入重复出版者，则21世纪第一个十年约有171种获整理出版，较之上一个十年略有增加；而进入第二个十年后，整理出版数量一跃而升至约588种，堪称前所未有的繁荣。 在整体繁荣的表象外，这一时期的地域总集整理出版还呈现出显著的深化发展的趋势，尤以如下3点最为突出： 第一，整理出版活动的地方属性愈加凸显。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古籍出版的一大显著特征，便是编印大中型地方文献丛书的热情空前高涨。其中往往包含若干地域总集，特别是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起陆续出版的《山东文献集成》系列、广陵书社2006年版《四明丛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云南丛书》、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无锡文库》、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重修金华丛书》、成都时代出版社2014年版《巴蜀珍稀文学文献汇刊》、凤凰出版社2014年起陆续出版的《泰州文献》系列、广陵书社2015年版《扬州文库》、广州出版社2015年集中出版的《广州大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衢州文献集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天津文献集成》等20多部影印丛书，合计包含地域总集达400种以上。若再计入中华书局2013年版《衢州历史文献集成》、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东阳丛书》、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泉州文库》、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温岭丛书》等标点丛书，则总数将突破500种大关。可见各类型地方文献丛书的大量涌现，乃是21世纪地域总集整理出版日趋繁荣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从而大大改变了此前地域总集主要见收于《四库全书》与《丛书集成》系列等综合丛书的格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文献丛书不必像综合丛书那样面面俱到地收录各类型古籍，而可以聚焦并深挖地方文献，甚至可以如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海南先贤诗文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版《槜李诗文合集》等那般直接聚焦集部文献。由此，其挖掘整理地域总集的深度与广度，自然迥超综合丛书。 第二，多个此前罕见的地域总集类型数量大增。地域总集主要包含两大流别：一是收录作者作品无所限定的综合性总集，二是作者群体身份或作品内容题材较特殊的专题性总集。2000年前50年整理出版的多为综合性总集，而专题性总集大抵只有10余种。综合性总集如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所收清李邺嗣辑《甬上高僧诗》，收录浙江宁波府“古今高僧诗二卷，凡二十一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明谢铎、黄孔昭辑《赤城论谏录》，专收浙江台州府“乡先辈奏议，自南宋至明初，凡十四人，文六十六篇”。这种局面在近20年间得到很大改观，专题性的总集类型开始成批出版。其中，面向乡镇等县以下基层地区的总集，以及专收与考试有关作品的课艺总集，即为显例。前者此前只有清李稻塍和李集辑《梅会诗选》与清沈尧咨、陈光裕辑《濮川诗钞》，分别见收于《四库禁毁书丛刊》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谓“梅会”与“濮川”，分别指清代浙江嘉兴县辖下之梅里（即今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辖下之王店镇）与桐乡县辖下之濮院（即今浙江省桐乡市辖下之濮院镇）。专题性总集仅有清江标辑《沅湘通艺录》出版面世，分别见收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丛书集成新编》与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2000年以来，这两类总集分别有约30种、12种整理出版。至于专收女性作者的地域总集，更是首见于这一时期，目前已先后有清毛国姬辑《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与清张允滋选、任兆麟阅定《吴中女士诗钞》等出版。其中，前者有岳麓书社2010年《湖南女士诗钞》标点本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影印本面世，后者亦有线装书局2019年版《清诗总集丛刊》影印本面世。 第三，珍稀文献的发掘与出版日益得到重视。这项工作此前已经有所进行，如《清代稿本百种汇刊》《明清未刊稿汇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等所收若干地域总集以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推出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标点的《人海诗区》均是此类。进入21世纪后，随着包括地方文献丛书在内的一批专题性古籍丛书对古籍文献的深度清理，不少此前极为罕见甚至不为人知的地域总集渐次浮出水面。其中，单行本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整理出版的柳亚子原编《分湖诗钞》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整理出版的清代瞿绍基辑《海虞诗苑续编》最为典型。前者原书见藏于上海图书馆，系柳亚子未定稿。据张明观、柳光辽“新发现的柳亚子辑《分湖诗钞》”一文介绍，该稿本“共23册，另有若干散页，装成两函。每册封面都有柳亚子亲笔题写的'分湖诗钞’四字，全稿用印有'南社丛刻编辑用纸’的红格稿纸誊抄，大部分是柳亚子的手迹”。后者则与清代王应奎辑《海虞诗苑》合为一册出版，原系钞本，同样见藏于上海图书馆。此外还形成一系列标举“稿本”“抄本”乃至“海外善本”等概念的丛书。其中的典型代表，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中华再造善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起陆续出版的《清代稿钞本》系列、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稀见清代四部辑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清善本总集丛刊》、巴蜀书社2017年版《日本藏巴蜀珍稀文献汇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浙学未刊稿丛编》与2020年版《浙学未刊稿丛编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日本所藏清人诗歌总集善本丛刊（第一辑）》与2020年版《日本所藏清人诗歌总集善本丛刊（第二辑）》等，均含有数量不等的地域总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总体成就 自1958年中华书局上编版《河汾诸老诗集》面世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已走过60多年历程。回顾过往，大抵以20年为一个阶段，层层转进，逐阶跃迁，迄今已收获了十分丰厚的累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如今，第4个20年已然开启，地域总集整理出版事业正站在一个继往开来、换挡提升的重要节点上。由此，总结过往60多年的成就，同时揭示主要弊端，并提出改进方向，便成为现今该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宏观层次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出版积淀呈加速推进的良好态势 这种态势最直观地体现在出版数量上。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信息，唐代至20世纪上半叶编纂存世的地域总集约1800种。其中，唐代1种，宋代8种，元代3种，明代约104种，清代至少1436种（包括约416种专收考试之作的课艺总集），20世纪上半叶至少238种。截止2021年底，至少已有约560种地域总集获整理出版，可谓成就斐然。其中，唐、宋、元三代的存世地域总集均已整理出版；明代至少有62种已获整理出版，占比达其存世总数的60%左右；至于清代与20世纪上半叶，已整理出版者分别在390、70种以上，占比虽不算高，但却是迄今为止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主阵地。 进一步来说，现有的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积淀，是以一种加速推进的方式实现的。这可以从两个视角切入考察。一方面，从单种总集之出版累积来看，综计1949年至1979年，只有约28种出版面世；至1980年至1999年，乃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又新整理出版约239种；2000年以来，则又有近300种新加入地域总集的整理出版序列中来。上文所述目前至少有567种地域总集获整理出版。另一方面，若再把重复出版的总集也计算在内，来考察整个出版数量，则这种加速态势将呈现得愈加显著。如前一部分所述，从最初30年的区区28种起步，到20世纪80年代大幅增长至92种，再到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进一步分别提升至167、171种，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乃一跃而升至约588种。增长曲线显而易见，尤其最近十年的出版数量，更是占到该领域出版总量的一半以上，堪称暴涨式提速，这从而也将整个地域总集整理出版领域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多元化整理出版格局完全形成 随着单种地域总集乃至整个整理出版数量的不断累积，时至今日，地域总集整理出版领域已形成高度多元化的格局。 就时段与区域分布来看，一方面，唐、宋、元、明、清乃至20世纪上半叶均有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特别是地域总集编纂风气最繁盛的清代，从顺治到宣统的所有时段，均有相关总集获得整理出版，形成时段上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有各自的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唯有吉林、青海、内蒙古等，目前尚未见有专门面向相应省区的总集整理出版。当然，这种情况不能仅仅归咎于相关省区整理出版工作开展不力，而主要缘于这些省区本身的地域总集编纂基础较为薄弱，直至20世纪上半叶方有李寰辑《新疆诗文集粹》，以及刘家驹编译《西藏情歌》与《康藏滇边歌谣集》等极少数总集问世，其数量既甚为稀少，影响力与流传度也相当有限，何况又属于长期不受关注的20世纪上半叶的图书，自然不易进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视野。由此，这些省区成为迄今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少有的盲区，也就可以理解了。 再就总集类型来看，同样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局面。不论如唐殷璠辑《丹阳集》那般收录某地人之作品的总集，还是如北宋孔延之辑《会稽掇英总集》那般收录有关某地之作品的总集，抑或如元末明初宋濂辑《浦阳文艺录》那般兼收某地人与有关某地之作品的总集，乃至专门面向诗、词、文、谣谚、尺牍等专门文体，宦寓、闺秀、方外、布衣等专门群体等的总集小类型，均已形成一定的出版规模。 此外，包括常见刻本与稀见稿本、抄本等多种版本形态，以及影印、断句、标点、辑佚、注释等多种整理方式，也都不同程度得到关注与应用。这种高度繁复的形态，正预示着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已然进入相当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地域总集的自我身份意识初步奠定 早在晚明时期，地域总集就被目录学家聚合起来，成为“集部·总集类”的一个专门类目。如徐《徐氏家藏书目》在总集类下设“总诗类·各省”的类目，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在总集类下设“郡邑文献”的类目。清代以来的目录学家，则多称之为“地方艺文”或“郡邑之属”等。虽然地域总集在目录学中形成专名已有400多年，也早已获得古今学者的注目，但在整理出版领域却迟迟未能出现专刊。在整个中国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大抵只是综合类丛书、地方类丛书乃至广义上的总集类从书等的一个组件，而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与专名。 这种情况，随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6年9月推出《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而得到彻底改变。该丛书凡500册，影印219种宋代至20世纪上半叶问世的典籍，堪称我国第一部明确标举“地域总集”概念的专门丛书。它的出现标志着在整理出版领域，地域总集的自我身份意识的初步奠定，由此也预示着未来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一个重要方向，即整理出版专门的地域总集丛书。此类丛书既可以如《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那般拥有综合属性，也不妨着眼于若干地方而整理出版相应的地域总集丛书。实际上，近两年也确实已经有至少2种面向地方的地域总集丛书问世。 一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影印出版的《槜李诗文合集》。该丛书主要收录清人至20世纪上半叶编纂的面向浙江嘉兴的诗文总集。除清敦素堂刻沈季友辑《槜李诗系》、清宣统刻胡昌基辑《续槜李诗系》外，其余均为稿本。包括忻虞卿辑《槜李文系》46卷、张元济等辑《槜李文系》80卷、胡昌基辑《续槜李诗系》39卷、胡昌基辑《续槜李诗系》40卷（缺卷二十六）、王成瑞辑《再续槜李诗系》不分卷附《鹦湖词识》不分卷等。此外，还包含张宗弼、金兆蕃《续槜李诗系姓名索引稿附初稿》以及上海图书馆藏《槜李文系忻编原目》《槜李文系增辑目》《槜李文系海盐已选未选姓氏录》《槜李文系目录》等一系列“槜李文系”稿本目录等。 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开始推出的标点本《松江总集丛刊》。据丛刊主编彭国忠所撰总序介绍，其所谓“松江”，一则为今上海市松江区，再则也指称历史上的松江府。至于“时间则以一九四九年为断，凡该年前辑纂之松江总集，均予以入录”。目前该丛刊已有姜兆翀辑《国朝松江诗钞》、陆英等辑《淞南诗钞》、沈葵辑《淞南诗钞合编》、章耒辑《张泽诗徵》、封文权辑《张泽诗徵续编》等先后出版，原书均由清人编纂。 要之，地域总集在整理出版领域的自我身份意识的出现与奠定，堪称近年来该领域的一个值得格外注目的重大进展。可以预计，整理出版专门的地域总集丛书，尤其是面向各地方的地域总集丛书，将是日后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存在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虽然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已经取得长足发展，但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其依旧存在若干显著问题亟待改善。概言之，其存在的问题与解决路径主要有以下3点： （一）加强整体规划，力避资源浪费 目前这一领域最显而易见的问题之一，便是重复出版的现象较为严重。截止2021年底，已获整理出版的地域总集约560种，而总出版频次则约为1050种。其中至少234种总集曾重复出版，尤以南宋林表民辑《赤城集》、元房祺辑《河汾诸老诗集》以及北宋孔延之辑《会稽掇英总集》、南宋董棻辑《严陵集》等最多，分别高达12、12、11、10次；另有至少28种总集重复出版5次以上。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历程，呈现出时间愈靠后、重复出版愈严重的现象。如线装书局2019年5月推出的《清诗总集丛刊》，该影印丛书凡含68种地域总集，而此前已获整理出版者竟多达58种。同时，该丛刊选用的这58种总集的底本又大抵与此前雷同，而未费心发掘、挑选其他更有价值或更加稀见的版本。 地域总集作为一种特定古籍类型，当今更多只能以小众的学术资料形式而存在，非大众读物可比。因此，它的很大一部分被高频次重复出版，尤其是彼此雷同的通行版本的重复出版，实为资源浪费。为避免该现象的一再发生，整理者与出版者策划选题时，务必强化整体规划意识。首先，充分调查相关地域总集的出版状态，力避重复。尤其是出版频次已经很高的总集，若非发现珍稀版本，或整理水平大幅超越前人，则至少短期内无需再上马出版。其次，高度重视摸查底本情况。由于近年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推进，相关目录的分批出版，大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地域总集浮出水面，这为选题策划提供了极大帮助，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就影印工作来说，应更多着眼于尚未出版的稀见总集。就点校工作来说，应尽可能将相关稀见稿本、抄本纳入视野，这主要缘于已获出版的总集每每存在版本调查与利用不够的情况。如北宋孔延之辑《会稽掇英总集》的至少11种现代出版物，不论标点本还是影印本，均以清《四库全书》本或道光元年（1821年）杜氏浣花宗塾刻本为底本，而未用及年代更早也更有价值的日本静嘉堂藏明钱叔宝抄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与2014年5月分别推出的清阮元等辑《两浙輶轩录》与清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整理本，同样只以通行刻本为底本，而未用及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宁波图书馆各自收藏的4种很有价值的稀见稿本。可以说，在目前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已然深入开展的背景下，能否发掘出此前稀见的总集，乃至已获出版之总集的稀见版本，将是衡量今后该领域整理出版水准高下的一大重要指标。 （二）着眼薄弱环节，完善出版格局 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现有分布格局极不平衡，具体可以从时段、区域、类型三个角度来看。 就时段而论，愈久远时代编纂的地域总集，受整理者与出版者青睐的程度愈高。这可谓我国古籍整理出版长期以来的通例。我们也由此看到，唐、宋、元三代的存世地域总集目前均已出版，而明代的存世地域总集也已有60%左右得到整理出版。这是整理出版工作做得较好的若干时段，也无一例外属于较早的时段。至于清代至20世纪上半叶，已整理出版的总集占比均低于30%。显然，这两个相对晚近时段的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工作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就区域而论，虽然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有各自的地域总集整理出版，但不同区域间的落差极大。如地域总集数量最多的江苏、浙江两省，均已有上百种获得整理出版。反观总集资源较富集的湖北、山西等省，则均仅有不足10种；至于江西、湖南、云南等省，也仅整理出版10余种。各省区内部的落差同样存在。如江苏省内的扬州、泰州等地市，由于《扬州文库》《泰州文献》等大型丛书的出版，辖域内的相关存世地域总集大部分已告出版面世；而反观苏州、镇江、南通、连云港、盐城等地市，则占比皆相对较低。如苏州辖下的文化名城常熟，该地自明代至20世纪上半叶，至少先后有50余种地域总集编纂问世并流传至今，而迄今为止获整理出版的却不足10种。即便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2月推出的大型丛书《常熟文库》，也只收入明杨仪辑《古虞文录》、明张应遴辑《海虞文苑》、清冯舒辑《怀旧集》等少数几种面向常熟的地域总集，而且此前均已获整理出版，甚至属于重复出版之列。可以说，目前很多地方的代表性地域总集仍有待整理者与出版者发掘。 就类型而论，薄弱环节亦普遍存在。最被忽视的，应推专收与考试有关之作品的课艺总集。它在明、清时期，尤其清代，是个十分庞大的存在，至少有400余种存世，堪称考察当时的科举制度、学政制度、翰林院制度乃至整个教育机制之运作与变迁的上佳材料。只是百余年来，随着科举废止、学堂改制、新文化思潮泛起等事件的发生，课艺总集逐渐不为现代人所重视，迄今只有区区约12种获整理出版。专收尺牍者同样如此，除龙绂瑞辑《近代湘贤手札》与佚名辑《越州明贤赤椟存真》，分别见收于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与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清代稿钞本》丛书外，其他无一面世，此领域之薄弱也亟待改进。 （三）杜绝不规范整理，提升学术含金量 目前地域总集整理出版的基数已相当庞大，良莠不齐在所难免。尤其在近20年来整个古籍出版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不少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纷纷涉足该领域，更加剧了一系列不规范现象。概言之，主要有如下数端。 一是版本失当。典型事例如《清诗总集丛刊》所收清王豫辑《江苏诗征》，以通行的清道光元年（1821年）海西庵刻本为影印底本，但却选用了一个167卷残本，而非常见的183卷足本。这令该书的价值大打折扣。另有一些整理本，则是因为主客观条件限制而未能集齐校本。如齐鲁书社2019年推出的清孔宪彝辑《曲阜诗钞》标点本，乃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曲阜孔氏刻本整理。点校者虽已获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一部该书稿本，但终究未能得见，从而给整理工作留下不小的遗憾。 二是整理失误。这方面最常见的，是具体的标点与校勘失误，其例举不胜举。此外还有两种问题。首先是不交代底本来历。例如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2019年版《兰臯风雅》。此集出自晚明江伯容之手，是一部流传极罕的浙江兰溪诗歌总集，《中国古籍总目》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通行书目均未著录。整理出版此等秘笈，实为功德无量。然而遍览全书，竟无一字提及底本来历，由何单位或何人收藏。笔者曾向整理者程峤志咨询此问题，而程先生却以收藏者不愿曝光为由，讳莫如深。其次是改动原书面貌。例如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三槎风雅新编》。《三槎风雅》原书出自清代朱抡英等人之手，所谓“三槎”，即当时江苏嘉定县辖下南翔镇，因“南翔里旧有上槎、中槎、下槎之名，统名曰三槎”。原书凡收明末至清嘉庆年间471人所作1878首诗，而整理者却认为其“过多过杂过于繁复”，遂将“原诗删七百四十五首”，又“增补诗六十五首”。一删一增后，乃形成一部收人438家、诗1198首的所谓“新编”。要之，不论不交代底本来历，还是改动原书面貌，均为古籍整理之大忌。 三是书类混淆。这主要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地域总集被误认为书目、方志等。前者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地方经籍志汇编》，误收清卢文弨辑《常郡八邑艺文志》、佚名辑《畿辅艺文》、佚名辑《淮安艺文志》、刘世珩辑《贵池唐人集》等地域总集；后者如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宋元浙江方志集成》，阑入北宋孔延之辑《会稽掇英总集》、南宋李庚等辑《天台集》与《天台续集》系列等地域总集。二是其他类型典籍被误认为地域总集。如《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误收方志《海州文献录》、诗话《湘上詩缘录》，以及别集《津门征献诗》《常州赋》《秣陵集》《嬉笑集》《旧京文存》《旧京诗存》等；又清张伯行辑《濂洛风雅》亦被纳入该丛书，实则此集系编者“编辑周子、二程子、邵子、张子、游酢、尹焞、杨时、罗见素、李侗、朱子、张栻、真德秀、许衡、薛瑄、胡居仁、罗洪先十七家之诗”而成，乃是一部宋、元、明三代理学家诗歌总集，诸作者籍贯遍及五湖四海，可谓完全不具备地方属性。 另外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地域总集整理者与出版者往往并不重视编纂诸如人名索引、评论资料之类的附录。实际上，这类附录乃提升全书学术含金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小觑。兹以人名索引为例，地域总集的一大重要价值，在于它是各地作者作品的超大渊薮，可谓了解相关地区文人士大夫之家底的一大便捷渠道。对此，明人邓淮为赵谏辑《东瓯诗集》所撰序言明确说：“自宋以来，郡中人才视古为最盛。……学者岂能徧观而尽识？惟善选择者取其尤者，裒而集之，则一郡之诗文一览可知，而一郡之材亦于是备见矣。”明清以来地域总集编纂的一大突出特点，便是收人数百甚至数千者比比皆是。如清代王豫辑《江苏诗征》“辑成五千四百三十余家”，潘衍桐辑《两浙輏轩续录》“综计四千七百九家”，此外潘氏辑《两浙輶轩续录补遗》又收675家，合计收5384家；曾燠辑《江西诗征》收录“不下二千余家”；邓显鹤辑《沅湘耆旧集》收录“一千六百九十九人”；而像丁申、丁丙辑《国朝杭郡诗三辑》，所收清代浙江杭州府诗人达4785家，若同吴颢辑《国朝杭郡诗辑》的1939家与吴振棫辑《国朝杭郡诗续辑》的1758家合计，则有8000多家！这诚如朱则杰所云：“即使就各个时代专收府一级诗歌的地方类总集而言，清代杭州这个规模，也是全国唯一，空前并且还可能绝后的。” 如此庞大的卷帙，若无人名索引与之配套，显然不利于读者阅览与使用。事实上，即便是清代人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从而为总集设计了类似人名索引的附件。如清阮元辑《两浙輶轩录》，除在各卷卷首开列作者名单外，“又取各卷姓名，分韵编次，总列全编之首，俾览者欲知某人在某卷，依韵求之即得，取其便于检阅也”。阮元之后，诸如清王豫、阮亨辑《淮海英灵续集》、王豫辑《江苏诗征》、吴颢辑《国朝杭郡诗辑》、吴振棫辑《国朝杭郡诗续辑》、丁申和丁丙辑《国朝杭郡诗三辑》、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董沛辑《四明清诗略》，乃至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袁嘉谷等辑《滇诗丛录》、严昌堉辑《海藻》等，均采用此种形式。清代与20世纪上半叶的总集编纂实践，无疑值得现代地域总集整理者与出版者借鉴。 结 语 在当前地方文化研究与传播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地域总集整理出版前景可期。为更好推进该领域的发展，今后希望能有更多地方着手整理出版各自的乡邦文献丛刊，乃至专门的地域总集丛刊，以成批容纳相关总集。具体就选目工作来说，应更重视三类对象：稀见总集，稀见抄本、稿本，清代、20世纪上半叶编纂的总集等此前少有关注的总集类型。就整理工作来说，一则应严格遵守古籍整理规范，不论整理对象之选择、校本之搜集乃至细部点校等，均应精益求精；二则应重视索引乃至其他附录参考资料之编纂，着力提升学术含金量。 ✦ + +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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