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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知录》我们还能知道什么 ——评张京华的《日知录》版本研究 栾保群  《日知录》产生于明末清初鼎革之际，其撰著过程漫长而曲折。《日知录》是顾炎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抄录、增补、评断、分类、截取、誊写、传抄的累积成果。《日知录》在形态上有稿本、抄本、刻本之别；在篇卷上有八卷本、三十二卷本之别；在文本上有删改本、节选本、批校本、集释本、附录本（如《谲觚十事》）、补编本（如《日知录之余》）之别。《日知录》八卷本的早印本仅国家图书馆藏有孤本，《日知录》八卷本的稿本沉睡于北大图书馆多年，《日知录》的原抄本被携至台湾，私家收藏经65年之久，大陆无人目睹。《日知录》一书在作者撰著、版本形态、文献典藏上，都存在异常复杂的状况。 《日知录》的重要版本，首先有《日知录》的八卷本，包括馆藏八卷残稿本和符山堂八卷刊本的早印本与再印本，计三种。其次有《日知录》的三十二卷清抄本，包括北大馆馆藏清抄本、张继旧藏原抄本、陈垣旧藏清抄本、民国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藏清抄本，计四种。再次有《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刊本，包括遂初堂刊本和经义斋刊本，以及乾隆癸丑重镌本、乾隆乙卯新镌本和锦江书院重刻本，计五种。再次有《日知录》的清人批校本，包括何焯、陈訏、张惟赤、杨瑄、阎若璩、杨名宁、孙泷、李富孙、丁晏、丁寿昌、汪椿、吴玉搢、沈维鐈、沈彤、杨沂孙、李廷棨、陈澧、江标等，计二十余种。再次有《四库全书》本，包括文渊阁抽毁余稿本、文渊阁本、文澜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计五种。最后有黄汝成西谿草庐《集释》本，以及《集释》本的共计八种以上的翻刻本。 此外，《左传杜解补正》是《日知录》相关条目的单行本，《皇清经解》本《日知录》是其经部的两卷节本，《古今图书集成》摘录《日知录》345条，《皇朝经世文编》摘录《日知录》192条，可谓《日知录》的摘录本。《日知录》又有黄汝成《刊误》《续刊误》、李遇孙《续补正》、丁晏《校正》、俞樾《小笺》、潘承弼《补校》、黄侃《校记》、张继《校记》、徐文珊《校记补》等。 总括《日知录》一书的版本源流，依次经历了顾炎武稿本、符山堂八卷刻本、清初三十二卷旧抄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库全书》本、黄汝成《集释》本，共六种形态。王欣夫说《日知录》博大精微，“故承学嗜古之士，莫不人手一编，钻研之余，各有撰述”。黄汝成说《日知录》“几无异汉唐时，诸经史训解为专门学也”。《日知录》自康熙九年（1670）初刻以来350余年，实际上已形成了专门的“日知录学”。 最近十余年学术界关于《日知录》的研究盛极一时，但尚只集中在《日知录集释》一种形态上，对于其他五种形态基本上还没有触碰。整体上看尚未达到“版本学”的层面。张京华的几本著作首次提出《日知录》的文献版本学研究，首次将《日知录》的研究引入版本学的领域。  张京华曾获见馆藏《日知录》稿本，又获见公私所藏三种清抄本，又见上海图书馆所藏黄侃《日知录校记》稿本，又通过国家图书馆数据库获见《日知录》八卷本的早印本、再印本和四种清人批校本，又次第搜罗遂初堂、经义斋、乙卯新镌、锦江书院、西谿草庐《集释》本以下刊本十余部。在目验诸多《日知录》版本的基础上，张京华作出了“《日知录》版本总表”和“《日知录》版本形态谱系图”，发现了鉴定《日知录》版本的“墨丁比对法”，提出了“日知录体系”“日知录学史”的新概念。 墨丁是木板原状未刻的空缺字，墨围是删削的空缺字。在清初文字狱背景下，墨丁和墨围通常表示避讳字。在失去内封牌记的情况下，可以比对《日知录》刊本中的墨丁墨围，鉴定刊本的版本归属。 譬如，遂初堂刊本《日知录》Ⅰ型卷十八“科场禁约”条第一行“万历三十一年某月”，“某”是一处墨丁■，Ⅱ型填写作“六”，经义斋刊本作墨围□，乾隆癸丑重镌本与锦江书院重刻本也作墨围□，乾隆乙卯新镌本误刻作“曰”，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作“三”，北大馆藏清抄本与张继旧藏原抄本此条在卷二十，均作空格。总共有六种样式。（而实际上据冯琦《宗伯集》和《明实录》此句当作万历三十年三月。）由于《日知录》多种版本的行格均相似，都是每半页11行，每行22字，使用“墨丁比对法”即可以便捷地判断其版本归属。 “墨丁比对法”对于鉴定遂初堂本《亭林诗集》的康熙版、乾隆版和嘉庆本，也同样适用。 张京华的《日知录》研究意义重大。通过对《日知录》的版本学研究，可以获得有关《日知录》的文本、撰著、刊刻、流传的比较客观的了解，同时也获得对于作者本意的更加真实的诠释，进而真正达到“史源学”“语源学”的学术目标。在梳理了《日知录》文献版本的六种形态之后，则可以启动“《日知录》学史”的研究，考察《日知录》的版本源流、语境变迁和观念演变。在“《日知录》学史”研究之后，进而可以启动《日知录》的汇校汇注汇评工作，与此同时建立《日知录》数据库，包括全文检索、版本图像检索、背景文献检索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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