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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在《百家讲坛》上 讲述司马光、千秋是非话寇准 如今活跃在B站、抖音等视频网络平台 她一直秉持着 “知识是要分享的”理念 进行文化普及工作 用通俗易懂的故事 把专业的历史研究成果带到大众面前 她是一直深受大家喜爱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 她的书房会是什么模样 今天，带你一起去探秘
初春，午后的暖阳斜斜地穿过红墙黛瓦的李兆基人文学院，楼台转角处初见新芽嫩蕊，在清凉的光辉中，我们叩开赵老师的书房。夕阳余晖恰好打在门边的书柜上，溢满整个房间，映人脸庞。赵老师面带微笑，向我们徐徐展开她的书房故事。 办公室不大，却被书撑出一片天地。除了窗户和门，四周围着的都是到顶落地书柜，让屋子有了纵深感。办公桌在正中处，置身其中，颇有“坐拥书城”之意。桌子上摆放着一台未合上的笔记本电脑，旁边是木质阅读架，架上的书被一支铅笔分成了两边。在桌角上也横叠着几本专著，或正或反，还带着抚摸过的余温。一盏台灯长长地从书桌那头延伸过来，聚焦落在笔记本电脑处，与透过窗的阳光相辉映。方寸之间，安放着宋代历史的研究与阐释。
浩繁的书被书架分成一格格的小区域整齐地排列着，离手边最近的，是赵老师教学要用到的书，比如《东京研究》《东京梦华录》，和东京（即开封）相关的书从左到右列成一排，是赵老师讲授《社会生活史》这堂课需要用的书。因为宋代的社会生活，很多内容与开封即北宋的首都有关。再比如讲《宋史专题》这堂课，邓小南老师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就放在离写字台很近之处。赵老师称这一片属于“工作区”。在这之上，需要站起来才能取到的书大部分都与宋代相关。而需要走几步才能拿到的书，便是其他领域的书籍，比如《中国法制史》与史学史这类的书籍。 我的整个书房呈现出非常工作用书的状态。
书对于赵老师来说，是不过时、不考虑钱、越积越多的存在。和其他物品不同，衣服会有不时髦的时候，如果一整年都没穿就可以扔掉了，但是书却不能因为一整年没看就扔掉。并且，人文学科背景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买其他东西可能会考虑钱，但唯独买书不太会考虑钱的事情。赵老师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攒史料书，每次搬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包书，她的每一本书都会随她定居，“书只能是越聚越多的”，赵老师看着满书架的书说道。
一位学者书房的形成，就是一本一本地攒，再根据研究兴趣和走向，这些书慢慢地成了系列、建了规模。看着书脊上暖黄的灯光，赵老师说：“一位学者积聚书的过程，其实也是学问增长的过程。” 但是，有聚就有散，只是散的方式各有不同。赵老师手里拿着一本纸页发黄的书慢慢摩挲，这是她的导师祝总斌先生留下的，这是一种“散”的方式。历史学系的邓广铭先生把他的书捐给了北大图书馆，书的寿命得到了延续，更多的人从中受惠。所以，书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书和时间结合在一起，从而有了故事、有了人、有了深度，它变成了一条河流。 对于学者来说，读书就是在工作，此时的阅读效率极高。实际上，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在寻找。因为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心里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的问题，所以读书的目标明确。此时，研究者身份的阅读奔向的是“材料”，在与材料交锋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脑子里对其进行加工，并且随手摘抄。
赵老师将这种研究者式的阅读称之为“干活”。 作为学者阅读，我手上会拿着一支笔，随时要记，要不然就可能会漏掉。有些文本我手上没笔不能记录的时候，我干脆就不读它。 而更多的阅读者是欣赏者，作为欣赏者的阅读，文学类书籍是首选。不管我们学习何种专业，文学绝对是滋养心灵的天地。读人类文学经典，要找到那些和自己心性相合的作者和文字，寻找的过程，就是阅读积累的过程。 怎么判断是否相合？就是在此中我们能放开自己，感觉到舒坦和放松。结束忙碌劳累的工作之后，夜幕降临，面对桌上暖黄的台灯，翻开一本书，在那里安放白日的消耗与疲惫，避开周围的喧嚣与聒噪，沉淀自己。这便是与我们心性相合的文字带来的滋养，读得多了，慢慢就找到了。
赵老师用武术的说法来比喻这种阅读，是“返本归元”，当我们被外界拉扯、消耗得比较大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固守丹田之气，而回到内心的方法，就是回到我们的书中，在书里，我们能安静地读下去，这是完全滋养内心，不必与外人分享，书里映照的是自我。 人文社科类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如何有效地将所读内化于心呢？赵老师讲述了她的独门阅读法——“三步走”：第一步是记笔记，下一步做引得，最后一步做长编，这样就能够“找得到”，并且能“回得去”。
更进一步地，如何做笔记也有技巧。停下来大段大段地记很耽误时间，怎样能够让这一过程尽可能快又准确呢？这便是阅读的第二步：做引得，即索引式的笔记。在一本书最后的空白页，记录着赵老师写下的非常精炼的短语或关键词以及相对应的页码，这或是赵老师在阅读过程中有所心得的地方，或是她认为有误的说法，或是与自己研究相关的内容。这些文字，代表着这本书对于赵老师此次阅读的价值。“引得只要自己能看懂就可以，记下来什么东西在多少页，然后回得去、找得着就行”。这样下来，我们通过划线标记“找得到”，又通过引得笔记“回得去”，基本上能够称为“学会读书”了。
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最后一步做长编，这是对研究人文学科的同学们提出的更高要求。司马光有一篇文章叫做《答范梦得书》，范梦得是为司马光修书的助手。在这篇书信中，司马光教他如何搜集和处理材料，如何开展修书工作，这既是读书之法，也是作文之道，对如今我们阅读方法的学习很有启发性。 如今我们看到赵老师在中央电视台、视频网络平台进行文化普及工作，向大众讲述中国宋代历史。其实，赵老师第一次上电视是非常不情愿的，最初去《百家讲坛》试镜时，她生怕别人发现自己上电视、做知识普及。作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在头顶光环的同时也被赋予了压力。赵老师若是去某地做讲座，她并不会在朋友圈里发讲座消息进行宣传，往往是到了讲座结束后才告知朋友们。对此，赵老师自我解嘲说：“我是一个拿着隐身草招摇过市的人”。 但是，有一句话打动了她，一位编辑说“知识是要分享的”。赵老师非常同意这一说法，她在思考，象牙塔中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她所认可的历史学者的价值在哪儿呢？ 她认为，作为历史学者，是代表族群探索有关过去这一知识领域的人。更重要的是，学者获得知识并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要分享。专业研究者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族群，特别是年轻一代，永远在接受错误的观念、陈旧的知识、满拧的逻辑。学者们要分享研究出来的正确内容，那种满足于象牙塔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研究，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再有，知识是有分层的，有一些内容确实是大众比较难以达到的高度，探求历史学的门槛也很高。赵老师进行文化普及，就是尽力将这些高深的学问深入浅出地讲出来，在一个比较接近科学理性的历史学的思维范式下，分享历史知识，在逻辑正确的前提下，让更多的人明白中国历史。这是她作为历史学者的责任，她说：“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人都去做，可是我觉得这个群体得有人做。” 她便是主动担起这份责任的人。对于如何讲好，赵老师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作为已经了解、掌握这份知识的学者，更需要俯下身去，知晓大众的想法并接纳它。进行文化普及，始终要有服务意识。 李兆基人文学院在未名湖附近，周围郁郁葱葱地是一簇簇的花木，俨然是一方安静的天地。在这里，人文学科的老师们在阅读、思考、探索，在书籍中继往圣之绝学，澈间千古之心。 人/物/简/介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寇准、司马光等历史人物。出版有《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大宋之变，1063—1086》《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等作品。主修宋史，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对晚唐至北宋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对制度中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制度与人群的互动关系关注密切。
来源：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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