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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缉_《当代国画》 文章来源_网络
这世上有千百种人，有千百种个性，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的风采。尤其是在规矩繁多的封建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将许多人的可能都扼杀在摇篮，仕途与功名成为绝大多数士人的一生追求——在逆流之中，沈周这样的孤高者一度显得格格不入。
没人说得清江南一带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才辈出，但也没人会否认数百年来江南一带一直是人才辈出。甚至一说起文人的风雅卓然，除了魏晋的士人，好似便是江南的才子们最有代表性。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出生在今江苏苏州的沈周也和诸位江南的文人一样，天然之间便带着丝超然物外的风雅。作为家境富裕的书香世家的新一代，沈周在幼年时接受了传统的士人教育。传统文人必备的诗、文、书、画技能，他一个不少地皆掌握得十分顺利。加之其父沈恒曾有意培养沈周的从政能力，因而只要沈周愿意，他的仕途很难不一帆风顺。
然而在景泰五年（1454），沈周为自己算的一卦意外地“终结”了他的仕途。这一年，苏州知府汪浒向朝廷举荐沈周，认为其贤良方正，希望委其重任。沈周本人大抵也有些心动，故而精心为自己算了一卦。结果得遁卦九五，曰：“嘉遁。贞吉”，即指示沈周应当归隐。谨慎考虑后，沈周婉拒了汪浒的好意。但大抵是出于心中仍藏仁爱，沈周并未彻底远离公务，而是在次年出任了地方粮长。结果这一出仕，还真就应验了沈周当初所得的卦象。
任粮长时，因不忍向食不果腹的农民强征田赋，沈周侵家荡产地填补税收的窟窿，却最终还是因差了五百石田赋入狱。虽然后来在同乡的帮助下他很快被释放，但这与理想显然不符的“无妄之灾”明显打击到了这位并不执着于仕途功名的才子。天顺五年（1461）彻底摆脱公务之后，沈周开始主动与官场拉开距离。而由此多出来的大把时间，也让他去大胆创造另一种精彩人生成为了可能。离开官场后，沈周最常做的事就是与志趣相投的士人一同游览江南美景，并自由地进行书画创作。如今现存的沈周最早的作品，是其创作于天顺五年（1461）《山水图》。明末，此画被项元汴家族收藏，项圣谟在画上题词：“黄鹤山樵宣宗董巨。然又出入摩拮。余祖君墨林公所藏颇多。此石田先生效其肇法。氛领宛然。可格神品。项璧摸题。”
项圣谟提到，沈周早年的画风当是出自元末明初知名画家王蒙。从《山水图》的山石皴法和松树画法来看，项圣谟的这一评价着实贴切。且就沈周的求学经历而言，其师杜瓊所承袭的也是王蒙的风格。因而在尚未形成明显的个人风格以前，沈周的创作可以说主要还是在于继承。十来年后，成化九年（1473），沈周应朋友之邀作《仿董巨山水》。董源和巨然都是五代时的绘画大家。即便是沈周曾经模仿的大家王蒙，在形成个人风格以前亦师法此二人。因而于沈周来说，能够直接仿董源和巨然的山水画法已然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使得沈周能如王蒙一样，开始以董、巨为宗而自成面目。师法董、巨，揣摩王蒙，空闲颇多的沈周还并不满足：因为“元四家”之一的吴镇最得董、巨的神韵，沈周自然而然地将吴镇的作品作为学习的对象（甚至有可能将吴镇的作品误当作董、巨的真迹揣摩）；由于时代相近，同为“元四家”之一的倪瓒也成为沈周师法的对象，且沈周亲眼见过的出自元四家的作品当以倪瓒为最多；与沈周有所交往的文征明则曾提到，沈周曾揣摩过米芾、米友仁父子的真迹及其所创立的米家云山风格；四十三四岁前后，沈周的山水画中又出现明显的黄公望式的山石平台和披麻皴……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同时，沈周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传承者。作为一位喜好风雅的士人，沈周经常与其他才子交往，因而有了创作雅集图的素材积累。但不同于以往以人物描绘为重心的雅集图，长于山水的沈周将雅集图的终点放在了创设山水氛围之上。
在沈周之前，以元四家为典型的元代画家还开辟了一种与宋代“游观山水”相对应的“书齐山水”。这种山水将环境与心境，现实与艺术相结合，力求用写实的布局展现飘忽的内心。而在沈周笔下，书齐山水不仅是人与景的交融，还实现了人与景的“转换”：沈周画中的人物，既可以被解读为某些文人精神的模糊象征，也可被具体到某些具有相似精神的真实人物。譬如其所创作的《杏花书屋图》原本并非为谁所作。可当沈周将此画赠与桑景、桑瑜兄弟，画中的人物就越看越像是兄弟俩。且因为钻研，掌握了多家风格，沈周在画同一类题材的作品时往往能实现多种风格的交融或转换，因而最终使自己的作品既呈现出承前启后的气韵，又具有他人难以模仿的独到风格……
虽然做官做到隐居，沈周的声名却随着其画作越传越广，以致他被视作吴门画派的创始人，位列“明四家”。早年他为了做个好官而磨炼的技能在归隐后早无多少用武之地，可好官们也不一定能拥有的在士人群体中的影响力于归隐后的沈周而言却唾手可得。没去挤仕途又怎样？沈周不还是做出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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