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刊登于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四期 第7—14页 （此处为节选） 对 “音乐学系”、“学报”和 “音乐研究所” 初期工作的回顾 汪毓和 作者简介：汪毓和（1929-2013），中国音乐史学家、评论家、教育家。195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毕业后留校读研。1956年跟随音乐史学家张洪岛教授一起筹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后长期在音乐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76年调入《人民音乐》编辑部任副主编，1978年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1980年兼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主持工作。1985年调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此外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委，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马思聪研究会会长等社会兼职。  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的创办和初期工作 1、必须有一个能苦干实干的编辑班子 “改革开放”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大大促进了学术界、教育界的思想活跃，也需要更为开阔的阵地。1979年，中国音协着手有关《音乐研究》的正式复刊，接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也争先进行理论刊物的筹备，我院领导也迅速把办“学报”提上议事日程。党委决定由新任院长赵沨兼任其主编，统抓一切。赵沨想到我曾做过《人民音乐》的复刊和出版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就点名要我兼任学报的副主编，负责编辑部的筹建和日常领导，刊名正式定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如何在短期内迅速拉起一个可以工作的编辑班子，是当时的紧迫任务。一次院领导研究“学报”的组建，赵沨向我推荐了几位学术修养丰富并有写作底子，但已年老体弱的教授来担任学报的编辑。我在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学报”的编辑委员会适当多挂一些专家教授是应该的，但从事具体编辑工作的人员，必须以能苦干实干的年轻干部为主，一时经验不足可以通过工作锻炼逐步提高。为此我俩还在会上当面顶撞了起来。所以，我院学报最先的班子几乎都是我亲自从院内各单位的中青年中物色的，先后有黄旭东、程源敏、肖琳、常丽英、李春光、方季年等。事实证明，当时他们都很努力，相互团结，也是依靠“白手起家、边学边干”的热情，如期在1980年内正式出了刊。并且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他们分别学会了组稿、改稿等文字处理以及版面设计、校对、付印、发行等一系列有关刊物编辑出版的基本技术。 当时，唯一的困难就是不会手绘五线谱，包括《人民音乐》这样的专业编辑部，对文中插入的线谱谱例都是在外面请人绘制的。这就不仅增加了开支，还常常会耽误稿件的付印出版。正好附小新生吕思清的父亲吕超清，是一位优秀的自由职业抄谱专家。他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经常从青岛来北京。我决定由程源敏、肖琳、常丽英业余跟他学习手绘抄谱。大概一年多时间，她们都基本掌握了这项技术，实现了我们完全“自力更生”的编刊、出刊。后来，她们竟然接近专业抄谱的水平，连人民音乐出版社也来请求帮忙。 2.办刊指导方针和工作成就 尽管其他高等音乐院校也逐步办起了学报性质的学术刊物，但在工作过程中仍遇到不少属于思想认识和工作体制方面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因此，在1984年，我们又推动文化部教育司正式召开了全国部属院校的“学报工作会议”。文化部教育司的有关领导（许翰如司长、郭淑兰、商文新等）、各艺术院校的有关领导（赵沨、吴劳、纽膘、倪瑞霖等）汇集湖南岳阳，彼此交流了情况、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会议的中心目的是制定一个在文化部属院校进行学报工作的“工作条例”。我院学报编辑部在大会上，还作为'先进典型'介绍了工作经验。受到与会各校代表的广泛好评。这个“工作条例”的核心内容大概是： （1）一所高等院校应该将办好“学报”看作是学校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来对待，它不仅是学校对外宣传的公开橱窗，也是学校开展教学研究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必不可少的“舆论阵地”，所以学报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校刊”。 （2）每所院校应该在人员编制、行政开支给予学报必要的保证，以便于学报工作的开展；为此，学报应该独立在银行建立单独的账户，实行独自的经费核算，并且学院行政应该把在经济上给予“办学报”一定补贴看作是正常的现象。 （3）应该实行在学院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即编辑部对主编负责，主编对学院负责），任何院领导个人不能对编辑部的工作随便“指手划脚”。 （4）发行工作尽可能利用邮局的渠道，尽管增加了一定经费开支，但有利于读者订购，有利于增加发行量和经费的回流，特别是也有利于节省编辑的工作量，等等。这个“工作条例”后来经过“部党组”正式批准，作为部的正式文件下达到部属的各院校正式“试行”，据说对各校的学报工作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组稿工作是体现一个刊物学术质量的关键，学报的组稿对象当然应照顾到本院的教学和科研力量、使学报成为及时反映师生研究成就、学术动态、学术风气的窗口，同时也是学校提供给师生的宝贵学术阵地。但“学报”不同于“校刊”，它不能将自己的眼光仅仅局限于本院，它应将自己置身于整个社会，整个文艺界和学术界，主动、有目的地吸收外稿，使学校师生通过这个窗口了解到校外的文艺生活和学术动态。另外，组稿的对象不能仅仅看到名人权威，要热情关注那些有潜力、敢创新的新生力量的学术成果。 根据我的回忆，'学报'初期在这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如在音乐创作方面，我们就以较大的篇幅首发了谭盾的弦乐四重奏《风·雅·颂》、瞿小松的混合管弦乐《MongDong》、周龙的弦乐四重奏《琴曲》、陈怡的无伴奏混声合唱《采桑子》、陆培的《山歌与铜鼓乐》等新作。在论文方面我们也是以相当大的篇幅，甚至以连载的方式，首发了南京艺术学院沈洽的《音腔论》、湖南师范大学王安国的《中国现代和声发展》、我院朱世瑞的《中国音乐中复调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乔建中的《论汉族山歌的艺术特征》、中国音乐学院樊祖荫的《广西民间合唱的和声特点》、上海音乐学院陈应时的《论证中国古代的纯律理论》、上海民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孙克仁、林友仁等四人集体的《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结构体制的形成和沿革》、中国音乐学院张静蔚的《学堂乐歌“祖国歌”作者是李叔同吗？》、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的《裕固族民歌的音乐特色》、贵州民族大学王德埙关于《琴曲“广陵散”流变初考》等论著。 当时这些作曲者还都是刚从各院校毕业不久、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这些论文作者则大多是在各个音乐学院毕业不久的青年音乐学者。此外，“学报”还有意识组织了不少老一辈著名音乐家的文稿，如中国音乐学院张权的《回忆我的声乐学习》（4期连载）、天津音乐学院许勇三的《巴托克的创作道路》、美国阿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刘邦瑞（华裔）的《音乐治疗学》、中国音乐学院耿生廉的《浅议民歌中的衬词和衬腔》、南京艺术学院高厚永的《民族曲式中的变奏原则》、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苗晶、乔建中的《我国北方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南京省文化局程茹辛的《民间乐语初探》等。 此外还发表了我院许多教师如江定仙、姚锦新、萧淑娴、苏夏、杨儒怀、韩里、吴式锴、姜夔、于润洋、杨鸿年、蒋菁、王雪、袁静芳、张前、蔡仲德、徐士家、潘一飞、杨峻、王次炤、郑祖襄、周青青、戴嘉枋等的专题研究成果。1982年，我们将李春光提升为副主编，至1986年底，由于“研究所”的《世界音乐》正式停刊，其编辑业务由学报编辑部统管，以及'研究所'工作日益繁重，我正式请辞'学报'副主编的兼职，仅保留“编委”的名义逐步退居“二线”。90年代后，我院学报编辑部尽管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人事上多有变动，但在编制和工作方针上仍基本保持原有的特色，他们的工作又有了不少新的成绩和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已全文上载至 超星学习通 中国知网 欢迎阅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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