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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9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份。这一年的 黎明前的奇袭 1949年初，在上海私人公寓的刘国钧，突然收到了武进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封信。带着疑惑拆开，他发现是常州的地下党写来的，信中这样写道：“刘国钧先生大鉴：……我党现代表常州的人民，江南的人民，向刘先生请求并立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未到之前，愿刘先生做到：坚守自己的岗位，必须使各厂，坚持原地生产，反对国民党的搬迁阴谋，保护并妥善地存放各种物资，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征用，实行保厂护厂运动。以上望刘先生予以协助，妥为筹划，以早日解除人民蒙受战祸的苦痛，使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早日完成，实为了人民前途之福，有厚望焉。特此函达，即颂查照。”信的落款是“中共武进城市工作委员会启（简称武进城工委）”，盖有长方形红色印鉴。 没过几天，就有地下党员卢慧中，也是刘国钧的远房亲戚登门拜访，把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守则，对工商业的政策规定，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之前，刘国钧正在举棋不定。国民党胁迫他将厂搬到台湾，但他认为台湾是弹丸之地，对纺织工业发展不利，想将三家厂搬到香港等地。几番往来下来，刘国钧终于下定决心，三家厂都不搬了，坚持原地生产。 事实上，刘国钧并不是唯一收到信件的常州企业家。在解放前夕，武进城工委印发了大量信件，分寄给各大企业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保护好企业，不让敌人破坏。这是黎明前的奇袭，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一场无声的较量。 与此同时，隐藏在常州城外的地下党员们也在策划一场真正的奇袭，派人卧底惠政乡（卢家巷乡与万塔乡合并）的保安队（番号为武进保安一团三营九连机枪排），想要夺取敌人的枪支弹药，为配合大军渡江解放常州做准备。 不过，在此之前派去卧底的地下党员潘志常必须先降服保安队的一只大狼狗，不然别说获取情报，连保安队的大门都进不去。于是，他经常带着自己准备的牛肉到保安队给狗喂食，还给它洗澡陪它遛弯，没多久就把大狗驯得服服帖帖。另一方面，因为经常陪着乡长陆济炳、保安队长卢达定打牌喝酒，潘志常成了保安队里的红人，甚至应卢达定的邀请，帮忙整顿队伍。潘志常不仅在保安队进出自由，还借机会争取到了几位保安队里的进步青年，拿到了全乡和邻近保安队的名单、口令、暗号等等，甚至连各乡碉堡的分布图也拿到了手。 1949年3月，武进城工委书记秦和鸣与带领武工队的武进县特派员蒋建乔在卜弋桥见面，两人一合计，觉得这段时间保安队的策反工作颇有成效，正是奇袭缴枪的好机会。 行动就定在3月9日鸣凰镇（离惠政乡很近）演戏这一天。因为陆济炳、卢达定看完戏就回家了，潘志常以全权身份留守保安队。他以请客喝酒的名义，把保安队员们全部招回队里，打算一举缴下所有的武器。 夜晚11点多，潘志常终于把敌人全部灌醉，出来接应武工队的队友们。在岗楼上�望的哨兵发现门前有人走动，立即向他们一连发出了“站住”、“口令”的问声，“前进”、“我是老潘”，潘志常镇定地答出了事先套出的口令，顺利进到门内。哨兵刚刚打开门，就被身后的武工队员用枪顶住胸膛，举手投降了。这时，狼狗听到声音，从铁丝网边窜了出来，只见潘志常上前在它头上轻轻抚摸了几下，它就一声未叫，摇着尾巴乖乖地不动了。 而在室内，40多个喝醉的保安队员已经分两排地铺躺在了被窝里，“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仿佛从天而降的武工队员们把他们吓得乱成一团。这次夜袭，前后约20分钟，不响一枪，不发一弹，保安队的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被缴获，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10余支步枪，9支短枪，30多枚手榴弹，3000多发子弹……。 这些缴获的枪支被藏在陈焕益家的地板下面，准备在策应大军渡江时使用。事后，据秦和鸣回忆，武进城工委原计划组织一支约500人的游击武装，后因解放形势迅速变化而未能完全实现。 常州版的潜伏 故事写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武进城工委。1949年秋，经中共茅山地委批准，建立了武进城工委，秦和鸣为书记，罗我白、章振之、徐星钊、廖素青为委员。内战全面爆发后，国统区物价飞涨，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人民愤而起来反抗，形成了国统区内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的第二条战线，而武进城工委领导的就是活跃在常武地区地下工作的第二条战线。 出于安全的考虑，第二条战线都是单线领导并开展工作的，在常武地区，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秦和鸣。 秦和鸣是武进东港乡人（现孝都附近）。抗战时期，他的母亲在家中存米的寿材里挖米，摸出来一把枪，才知道儿子参加了共产党。那一年，他才15岁。1941年，秦和鸣转移到上海，一边继续读书，一边开展秘密工作，先后在大夏大学（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崇实中学、上海治中女中等学校读书、授课，他也在这些学校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到解放前后，在他这条线上的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发展了党员260余名，团员67名，先后为解放区输送工人、学生、教师等500人左右。 1948年的冬天，在靠近常州的无锡石塘湾地区搬来了一家五口，年长的一位夫人带着一儿一女，年经的则是一对小夫妻，家里还请了一位保姆，帮忙做家务。让大家好奇的是，这家人总是有朋友来来往往，热热闹闹地喊着主人“钱老板”，后来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开着杂货店和饮食店的有钱老板，生病了到空气好的地方修养，还感慨：这家人缘真好，这么多人来看望。 谁也没有看出来，这是一个“假家庭”。年经的小夫妻，是刚从上海转移下来的秦和鸣和廖素青，领导指示他们转移到此迎接即将到来的渡江和江南解放工作。因为受到通缉，秦和鸣选择离常州很近的石塘湾落脚。在此之前，两个人总共才见过几面。一个是武进乡下的穷小子，一个是大家千金，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扮起夫妻来倒也有模有样。廖素青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做过浙江省省长秘书和嘉兴县县长，还有两个哥哥毕业于黄浦军校从军从政，让她扮起阔太太派头十足。有一次，她要从上海带回一支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却在火车站碰到大检查。危急关头，她反倒主动走上前，找了一位看上去年轻没经验的士兵问路，并由他带着上了火车，避开了检查。而“养病”的秦和鸣则更多的在石塘湾的家中接待从各处赶来都是碰头开会、接受任务的地下党员们。 “生活清苦，精神却很振奋，假家里充满着生气和希望。”而在朝夕相处中，秦和鸣和廖素青也直到了一起，假夫妻变成了真爱人。他在回忆中这样叙述，“这时离大军渡江已经为时不远，胜利的旗帜已在徐徐升起，长夜行将逝去，破晓的曙光隐约可见了。” 此时，秦和鸣发展的地下党员，也早已潜伏进了常州城中。西大街138号的大生书店，还有东大街61号、打索巷42号、白马三司徒（现常州中医院附近）的刘家花园等地都是地下党员的秘密联络站。值得一提的是北大街北端大观路14号，这里的房子是徐星钊祖父的住所，离这不远的东横街和大观路交叉处，是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所在地。把大观路14号作为秘密联络站，就像“孙悟空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但只要谨慎，反倒比其他地方安全。徐星钊把这里当作地下党员的秘密处，并把转运的收发报机、手摇印刷机隐藏在这里。平时，他经常请一些有气派的朋友，敞开着门打麻将，以示这里住的都是有钱的富翁。 解放常州抓特务 北面已经传来隆隆的炮声。4月22日清晨，秦和鸣隐蔽在麦田里向外张望，只见武宜公路上灰蒙蒙的人群急速向南，走到跟前才看清是国民党的队伍在逃窜，马匹、汽车和人群乱成一团，把整个公路挤得水泄不通，直到下午4点多才从公路上消失。而从城里往外赶，要接秦和鸣入城的徐星钊也遇到了国民党撤退的军队。只见那些还穿着棉军装的士兵们，一边拼命往前走，一边用刺刀挑破军服，把棉絮往外抽，以至于路边的河面上都漂浮着破旧的烂棉絮。不少人为了减轻负重，还偷偷地把弹药和粮食往河里扔。 国民党已经撤走，解放军部队还未达到。一时间，常州城仿佛处在真空状态。秦和鸣和徐星钊一副商人打扮，进城的时候却被拦住了，“谁也不让进，现在兵荒马乱，谁晓得你们是什么人？”虽然被拦在门外，两个人却很高兴，这是武进城工委早先布置的救火会岗哨建起来了。两个人出示了盖有“中国共产党武进城市工作委员会”条戳的证件后，才被迎进城里。城里的秩序非常好，所有商店都关了门，隔一段路就有几个人站岗。而在他们不知道的城南，还有一个叫朱润铨的地下党员为了维护广化街一带的治安，一家一家地把城南的青年组织起来日夜巡逻。他自己出钱买了白色毛巾，发给青年每人一条缠在臂上作为标志，还自己烧饭供给大家吃。 城里的老百姓，在议论纷纷之余，心里忐忑，全然不知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当时尚在读书的吴克有老人回忆说，因为害怕被子弹击中，他们把棉被盖住家里的桌子和四周，全家人都钻在里面，从22日到23日，整整蹲了一天多，才发现没有什么大动静。 23日凌晨，秦和鸣他们接到了渡江的先遣部队――“江阴大队”，见到了丁力政委和赵容团长。在交接相关工作时，22日就端着枪出现在市中心的“解放军先遣队”引起了大家的警觉，这支二三十人的队伍，身穿便衣，左臂扎着一块红布，上面写有“新民主主义青年突击队”几个黑字。大家决定把他们引到位于西大街的团部来。一会儿，自称“突击队”负责人的吴育英（又叫顾开平）穿黑大衣，神气活现地领着队员来到团部。一进门，解放军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接着，丁力和秦和鸣对吴育英进行了审讯，终于弄清了这帮家伙的身份，原来他们是国民党逃跑前武进县三青团书记布置留下来的特务。特务机关要他们伪装成解放军的先遣部队，混进队伍，准备长期潜伏，三个月后发动反攻。 而武进城工委此前发动的一系列护厂、护校工作，也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芳晖女中（现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的校长张彤法是反动派，之前一直试图骗学生随校南迁广州，而现在，学校和学生都留住了；武进医院（现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里，医生们仍在坚守岗位，大军一到，伤员们就能接受良好的治疗；在工厂，接收组第一个行动就废除了工人呼声最高、迫切要求取消的“搜身制”，女工们终于能抬头挺胸像主人一样走出工厂了…… 常州城内就这样一弹未发、兵不血刃地解放了，但秦和鸣他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这些在第二战线上奋斗的同志们，又奔向了新的岗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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