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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开始，由我负责「上海区」的工作。如果用「就任视事」作说明，那又与事实不相符合，而实际上，祇不过是与「上海区」书记郑修元兄见了一次面，他把「上海区」的现状，在口头上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而已。在我们来说，这就算完成了交接的手续。打个比喻：假如我和修元兄分手后不再见面的话，我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找「上海区」去！ 此际，「上海区」因遭受破坏已失去其组织功效，一切对内对外联系，完全靠郑修元兄一个人在险恶的环境下维护着，其经过情形在其「沪滨三次历险实录」中曾有详细记述，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多亏了修元兄大力撑持、过渡，否则，我这个「区长」，很可能会当好长一阵子的光棍。 有关「上海区」成千的同志们创下来的光辉事迹，为八年抗战达成杀敌致果的最高威望，在两年多的时间中，以同志们的血汗肝胆完成了两百余件制裁汉奸的行动工作，如傅筱庵、张啸林等；实施了五十多起配合军事行动的破坏工作，如炸毁飞机场、爆破弹药库等；格杀了三、四十名身着军服的日本现役军官，其中包括少将及大佐级数人，都有名有姓。还有：除了本位上的情报搜集与处理，列为经常性的工作外，更高层次的尚有政治性的策动反正，以及整体性的群众运动等等，这些，均可视为最上乘的情报活动或特工活动。 本文所要记述的，仍然是关于如何继续制裁汪精卫的事，至于汪案以外的许多情节，则留待「英雄无名」第三部中再写。 汪案的继续进行，是本局的既定任务，而何况汪精卫已于六月八日起已成为要拿获归案的通缉犯了。此刻，奉命执行制裁汪的，已并不限于「上海区」一个单位，而与此案有关的，也不是尽由「上海区」负责联络，所以这里所记的，只是在资料上见到的，以及本人记忆中还想得起的。不过，相信不会有太多的遗漏了，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戴雨农先生他个人直接运用的特殊关系了。 在尚未展开活动之前，先要对汪精卫的行踪以及防护情形有个了解才成。据悉：汪于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离开日本，前往天津拉拢吴佩孚见拒；并与华北伪政权第一号头目，也就是我们枪下余生的王克敏，彼此在电话上委蛇了一番后，于六月二十八日又回到上海。 写到这里，笔者颇有感触，二十七年三月，我率领王文同志所部，在北平煤渣胡同三十号门前，冒死制裁王克敏，功败垂成，假如当时没有那个舍生一仆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那件工作很可能就完成了；而河内一击，也同样的遭到意外而失败，否则的话，也可以说倘如情况稍稍有所改变，那里还有汪、王之会这一出戏。 八月二十八日，汪在上海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召开了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筹备了两个月，上演了两、三天，汪精卫遂自封为「主席」。这与其说是「结党营私」，倒不如说是「鱼目混珠」更为恰当。 提到开会的地点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却比这个代表大会有更多的话可说：极司非而路在沪西，属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部份，也就是说，原来并不是租界范围，后来公共租界行政当局半明半暗的就修了很多条马路，并列入管辖；往大里说这就是「侵略」，看得平常一点也可以视为「侵占」，总而言之是不合沬的。 「七十六号」是前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产业，汪等使用这个地方是否得到业主的同意，已无从查考，也并不重要。据说，当时只是一所空屋而已。自从用这所大宅院开会之后，就成了汪伪政权的摇篮；敌伪高级头目经常集散的「歹窟」。迨至汪逆去到南京沐猴而冠之后，「七十六号」蜕变而为「特工总部」。在这个罪恶渊薮里，有公堂、有监牢、有刑场，形形色色充满了神秘、残暴与恐怖。当时的上海人一提到「七十六号」，大都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外加一份恶心。 关于「七十六号」的种种，笔者预定分别在「英雄无名」第三部和第四部中，将有非常细致的记述：第三部写由我领导的「上海区」如何与「七十六号」搏斗的经过﹔第四部写本人陷入魔掌后，又如何与这般家伙相周旋的真象。 有关我被捕后的情形，我自己形容为是从「阴曹地府」打了一个转身，又还阳再世为人的﹔可是也有人责以未能从容就义，大节有亏的﹔更有人怀疑的问道，他们为什么不杀你？这些，笔者必将敬向读者提供真实答案，请拭目以待吧。 再说汪的行踪和所搞的伪政权： 九月十二日，日本军方为统一指挥所有在中国的陆军部队，设立「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于南京，任命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并调任曾与汪精卫在东京开过谈判、且作高价低估的前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 这是一项刻意的安排，因为坂垣征四郎这个人，从日本侵略东北、扰乱华北起，一向都在制造中国的分裂，而且是日本军人中最擅于运用「政治谋略」的人。日本人所谓的「政治谋略」，在我们中国古代形容为「纵横捭阖」，演进至今，因越来越是错综复杂、花样繁多，似可纳入「心战」、「政战」范围，用四个字的成语，已经包容不下了。此刻的汪某，正热中于伪政权的建立，尽管自知已经上了贼船，他想孤注一掷，也顾不得许多了。 十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向汪提出「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实际上这就是对汪某访日期间对日本所提「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的一项总答复。同时也是对汪某意图组织伪政权的一个指导原则。 其内容：除「中央政府」之外，在财政、经济、科技各主管部门，统统设置日本顾问；至于即将组成的「军事顾问团」中，也不可以聘用德、意等「第三国」人。就是除了日本人之外，「军事顾问团」内不许有任何其它国籍的人。关于双方的「协商」会议是在上海愚园路汪精卫的寓所进行的。 此刻，我接任「上海区」长已经两个多月了，在众多的任务中，制裁汪精卫当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单就此一任务而言，我们首先要侦察的，就是汪某的住处。据悉，汪住在愚园路，这条马路很长很长，靠近公共租界市中心这一段，到底是属于公共租界？抑或越界筑路，我还弄不清楚，要请教老上海才行。往西，越走越冷静的那一段，可能就是越界筑路的「沪西」地带了。 换句话说，「沪西」是日本人权势所笼罩下的范围。汪精卫的临时寓所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另有资料作一一三二号），这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子，从马路进入此弄，要经过一条曲折的巷道，虽然汽车可通，但却无路交会，其宽度亦可想而知了。弄内都是人家，惟出出入入的人并不庞杂。这是一条「死巷」，只能单向进出，别无叉路可行。汪住在最末端的两户，这两户门牌几号可记不住了。其中一户门向东开，另外一户则朝着正面；这两户之间隔着一堵砖墙，当中没有通路。两幢房子的格局，大致一样，楼高三层，开间广阔，所占面积约在百坪上下，只是院落不够大，连汽车都开不进去。 再说他们的防卫：此时此刻的汪寓，已大非河内高朗街之比了。在一一三六弄口的大马路上，就可以看到便衣保镳们的晃来晃去，他们不穿制服，一律都是短打装扮，胯下别着盒子炮，虽遮盖在衣襟底下，可也不在乎过路人的侧目。 从巷口到里面，隔不了几十步就有一两个，再进去，可就行人止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没有机会。也是我丧失了大好的机会。 刚才说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底的这两所房子，据说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产业，大概是日军占用的。在汪精卫住在期间，我不可能进去看看，连从愚园路经过，回转头来朝巷子口看一眼都不曾有过。可是后来汪某搬走了，李士群和吴四宾两家分别搬进去了，而我在三十年十月底被捕了，李士群第一次问话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对这所房子的印象特别深刻。 还有到了三十一年，我和李士群「说通了」，更密议如何劫持汪精卫，准备大干一场，也是在这幢房子的三楼，当时还有李妻叶吉卿在旁插嘴。听起来越来越玄了，这可不是说讪，第四部书中自有分晓。 再说汪的住处。除了上面提到的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底的两所房子之外，还有一处是在愚园路二十号。这是陈群的产业，他惯用这幢房子作为笼络政要的手段。所以他在汪伪政权中捞到了一个「江苏省主席」。 有一段秘辛，与愚园路二十号有关，也就便在此一提：早在民国二十一年，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在上海作政治活动，陈群也招待他到这所房子作居停，扫兴的事不幸发生，邓演达却在此被捕而解到南京去了。现在他又为逢迎汪精卫而献出此屋，如果汪家也相信妈妈经的话，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所房子什么模样，我写不出来，困为我没有去过。汪精卫曾假此办公，惟为时甚暂。代表日本方面与汪氏一伙经常联系的，有个古里古怪的组织「梅机关」，其首任负责人就是到河内接运汪精卫到上海的影佐祯昭。 至于为什么叫「梅机关」？传说是因为其机关地点设于上海虹口地区一所称为「梅花堂」的宅院中，故而采用此一名称﹔也有人说是按照「松竹梅」三字排列出来的。当时，在日本占领区以及东南亚各地，尚有各式命名的「特务机关」。 我特意插一笔提出这个「梅机关」来说，是因为于此再过两年之后，我和这个「特务机关」有过直接的接触，也可以说是一场「间谍战」。其时，首任负责人影佐已他调，代理职务的是晴气庆胤陆军大佐，另外还有一名主要策划人中岛信一。中岛没有正式军人身份，却是一名大学教授，最微妙的一件事，是中岛虽然发觉了我仍与重庆联络，并设有秘密电台经常与江西铅山通报，但他却保持沉默而不加以说破。 这还不算，当上海日本宪兵队侦测台址搜出收发报机时，我个人幸而得脱，报务员张亚民不慎被捕，可是其它的同志则依然处于危殆中。此刻的中岛，不但不与宪兵合作，反而安全的掩护了我的部属，而且把他们护送到杭州隐蔽起来，一直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这件事，照常理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的事实，恐怕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此中细节如何？其故安在？也要等到「英雄无名」第四部发表时，才可见分晓。 接着再从二十八年十二月汪精卫签署卖国条件说起。 汪精卫于十二月三十日在一份称为「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上签了字，承认了日本的许多许多特权，还辩解说：「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不是我能卖得了的，即使我签了字，也只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这份「要纲」的内容，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公开发表。 一月二十日，汪精卫自上海赴青岛与北平伪「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谈合并改组事；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也跟去了。结果是将北平的「临时政府」纳入汪伪政权，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惟保有高度的「自治」﹔这要加以解释，所谓的「自治」，并非「华北政务委员会」而是背后的主子日本驻在华北的派遣军。南京的「维新政府」解散，其份子则由汪伪政权吸收。 我们侦察到汪精卫从上海去青岛的消息，这只不过是一件稍纵即逝的情报资科而己。军统局本部虽电令「青岛站」就近搜集「汪、王、粱」的动态情报，并相机予以制裁，可是「青岛站」是个情报单位，没有行动配备，如何能以执行此一艰巨任务。 自汪某离开上海赴青岛开会起，我所领导的「上海区」，对汪精卫的行综即失去掌握，以准确时间而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到上海的，也不清楚他在什么时候搬到南京去的。这显示着制裁汪精卫的工作越往后就越困难了﹔同时也将使我方同志面临重大的牺牲。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汪在南京召集了一些人举行所谓的「中央政府会议」，通过伪组织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并议定三月二十六日举行其「还都典礼」。上文说过，这种做法乃名符其实的「鱼目混珠」。汪某于二十三日更公开发表谈话，诓称他的这副架子才是「正统政府」。 南京举行的「还都」闹剧，比预定的三月二十六日延迟了四天，是在三月三十日上演的。为什么会有阻碍？这里面又有许多传说；而日本政府对于汪伪政权的「正式承认」也搁置了八个月之久，其日期为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这又为了什么？此中还有不少的内幕，因与本人所执行的汪案没有关联，所以不必横生枝节了。 不过，有一需要特别一提而免于产生误会的，是军统局也曾指派工作同志伪装参与对日「谈和」，请了解，这是「情报活动」而绝非「政治活动」，如果说脱离不了政治范围，那也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运用。 军统局有一项传统的守则，就是不容许参与「政治活动」。据笔者所知，本局抗战期间的香港负责人之一、先进同志刘方雄先生，曾主持其事。代表日本方面是曾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又升任副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其经过详情，刘方雄先生年前着有「上兵伐谋」一书问世，惟未见普遍发行，这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的上好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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