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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叶子的精神家园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新锐文史作家张璟琳的《八王乱》，副标题是“ 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简单来说，八王之乱，就是发生于西晋王朝中后期，从元康元年（291年）至光熙元年（306年）间，长达16年的政治动乱与内战，直接摧毁了西晋王朝的统治。由于这场变乱的主角是八位出身西晋司马氏皇族的诸侯王，所以史称八王之乱。好不容易摆脱了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分裂局面的中国，再次被抛进了动荡的乱世，直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为止。虽然在这一段长达300多年的大变动时期里，在中国的疆域内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交流，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第二帝国”——隋唐时代的繁盛打下了基础，但这一段分裂造成的百姓生命与经济停滞的损失，实在是无法计量。 西晋，这个结束三国乱世的短暂统一王朝，只存在了短短51年，可以说是昙花一现。更糟糕的是，它的四任君主，除了在位25年的开国君主晋武帝司马炎，其他三任，包括我们今天叙述的主角之一，晋惠帝司马衷在内，都不过是权臣手里的傀儡，对西晋中后期急剧恶化的政治局势无能为力。 一般来说，在普通历史爱好者眼里，八王之乱是一场典型的“宫斗”，它爆发的原因很简单，晋武帝司马炎一意孤行，安排了自己的白痴儿子司马衷当皇帝，从而让其他诸侯王感觉，皇帝宝座触手可及，于是整个西晋皇室对权力的渴望，压倒了血肉亲情。然而，本书作者张璟琳和其他一些历史研究者，比如日本历史学家福原启郎认为：八王之乱的实质，反映的是西晋国家体制根基自身的崩溃；崩溃的直接原因呢，还要追溯到东汉末年。简单来说，东汉帝国的瓦解，直接让社会中坚力量，也就是世家门阀官僚，对儒家道德的信心开始动摇。而三国时代曹魏政权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司马氏对曹魏政权的取代，引发了持续而血腥的政治动荡。这种常年朝不保夕的政治局势，更让当时的上层阶级，一边选择站队自保，一边陷入了一种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不会为表面上标榜的道德原则挺身而出。说白了，西晋政权，从顶层制度设计到支撑它的道德意识，都是脆弱的，从而导致西晋政权从建立之初，就在政治上表现出一种过早的腐化：朝廷重臣对于王朝的前途漠不关心，而皇室成员，则对皇帝宝座表现出赤裸裸的觊觎。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晋武帝司马炎失败的顶层设计，也就是对于自己身后，西晋朝廷的政治人事安排，存在哪些重大缺陷，从而导致了八王之乱的发生。其次，我们来简单回溯下，八王之乱的整个过程，以及它对西晋灭亡后整个中国历史格局产生了哪些影响。 第一部分 一提到八王之乱爆发的直接原因，很多历史爱好者就会归结为晋武帝司马炎没有安排好皇位继承人，说司马炎想不开，生了那么多个儿子，偏偏要立一个白痴司马衷做太子，导致西晋王朝的权力中枢不能正常行使职责，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动荡，最后变成了内战。不过在这里要说一句，看似简单的结果，背后往往是多种相关变量的推动与博弈。本书一开头，作者张璟琳就说了，司马炎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基于当时现实的考虑，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和理由：司马炎有二十六个儿子不假，但是夭折过半，活到成年的只有九个。这九个皇子后来全部被卷入“八王之乱”，其中七个死于非命，唯有先天残疾的司马晏与幼子司马炽侥幸活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子大多是在西晋取代曹魏之后出生的。在做皇帝之前，司马炎的儿子非常少，他的皇后杨艳就生了三个，分别是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其中最名正言顺，该当太子的嫡长子司马轨，只活到两岁就夭折了，次子司马衷就成为嫡长子。到了公元267年，九岁的司马衷，就更进一步，被立为太子。 早在泰始末年，司马衷十四五岁的时候，司马炎就发现这个次子晋升来的嫡长子智商有问题，所谓“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当时，司马炎确实动摇过由司马衷继承皇位的念头。不过，这既是关系到西晋王朝根本的大事，首先也是司马家的家事，司马炎第一个找商量的就是皇后杨艳。但是杨艳不是省油的灯，她背后有魏晋时期的地方大族——娘家弘农杨氏撑腰，而且杨艳也是个出名的悍妇。有一次，司马炎想选妃，杨艳就出来替丈夫把关：美貌的一概不要，只选身材魁梧的，弄得大家还以为这不是选妃，是在给皇宫选保洁队。此时，杨艳已经年老色衰，想维持自己皇后和家族的地位，只有母凭子贵这最后一根稻草可以抓，所以跟她商量换太子的事儿，简直是往伤口上疯狂地撒盐。所以，杨艳直接怼了一句：“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司马炎没办法同时对抗自己凶悍的老婆和宗法制度，只好不了了之。 公元274年，皇后杨艳病逝。为了最大化杨家的利益，杨艳在临终时，最后一次对司马炎下命令：皇后之位必须让给自己的堂妹杨芷，以便杨芷可以以姨母加皇后的身份保护白痴太子司马衷。司马炎怕了一辈子老婆，对于杨艳的最后一次恳请，只能咬着牙答应下来。 但是群臣可不那么想，司马衷的白痴名声已经传遍了朝堂。有一次司马炎大宴群臣，身为重臣的司空、太子少傅卫瓘假装喝醉，走到御座前，抚摸着这把椅子唉声叹气，说：“此座可惜！”潜台词就是这个位子，白痴司马衷不配坐。比起卫瓘的旁敲侧击，中书令和峤更直接，他对皇帝说，太子心眼太实诚，在今天这个险恶时世里，当不了皇帝！搞得司马炎很尴尬。不过，为了迎合武帝，一些马屁精大臣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司马衷自从成年之后，大脑二次发育了，已经聪明了，司马炎明知这是子虚乌有的狡辩，但依旧很高兴。为了证明这事儿属实，司马炎还布置了一次考试，就是写了一些关于治国安邦的小问题，密封好，让官员张泓送到东宫，让司马衷来写答案，同时把东宫里的官员都调开，以免有人捉刀。但司马炎太天真了，自己身边全是眼线，不但有杨氏集团的人，还有自己的重臣贾充集团的人。这是因为，贾充的女儿，就是野心勃勃的太子妃贾南风，杨贾两家未来的荣华富贵，都系于白痴太子司马衷一个人的身上，怎么能让司马炎得知真相呢？结果，贾南风从宫外找来了枪手，替自己的白痴丈夫完成了答案，司马炎得意地把答案给群臣展示，大家也只好山呼万岁。 为什么对于这种带有重大BUG的设计，西晋王朝的大臣不能对司马炎抗争到底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司马家对曹魏政权的篡夺，是通过长期血腥政治斗争达成的，而西晋王朝此刻的重臣元老，对当年的恐怖气氛还历历在目，觉得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最重要。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从东汉王朝终结，到三国时代的大动荡，让当时的世家大族和朝廷官僚都觉得，传统的儒家道德可能在这个乱世行不通，反而采取一种道德上的相对主义立场，及时行乐才是正理。所以你看，司马炎时期的西晋，根本不像一个刚刚建立，锐意进取的新王朝，反而朝廷上下都弥漫着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气氛，大家比着享乐炫富。作者张璟琳就在书里列举了，说驸马王济用人奶来喂猪，说这样养出的猪，肉味特别鲜美；国舅王恺用珍贵的药材赤石脂作为家里墙壁的涂料。 对于这种情况，元老重臣何曾倒是有些警醒，有一次告诉他的儿子说：“国家刚刚创业，应该朝气蓬勃，才是正理。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会议或御前宴会，从没有听到谈过一句跟国家有关的话，只是谈些日常琐事。这不是好现象，你们或许还可以幸免，孙辈恐怕就逃不脱灾难了。”不过话虽如此，何曾自己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点什么，反而自己一顿饭的开销就高达一万钱，还抱怨没什么菜让自己有下筷子的动力。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不客气，说何曾身为朝廷栋梁，不能当面劝告君主改正错误，只能在私下抱怨，不算忠臣。感觉这条批评，适用于司马炎朝廷上绝大部分官僚。 在司马炎心里，不能废掉白痴太子司马衷的第二个原因，则更为隐秘。在很多大臣心里，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是司马炎的同胞弟弟，齐王司马攸。司马攸在年幼的时候，由祖父司马懿做主，过继给了司马炎的伯父司马师。这司马攸，从小就以聪明才气著称，再加上拥有司马懿嫡孙、司马师嫡子的身份，继承皇位是无话可说。此时，在朝堂上已经隐隐出现了齐王党和太子党的党争，让司马炎很是头疼。而且，让司马攸当皇位继承人，就等于宣布皇位继承人的血脉，永久流入了自己的伯父司马师这一支，对于司马炎来说，皇位无法传给自己的嫡系子孙，是无法容忍的。 而且，如果废掉司马衷，从其他儿子里立个太子，情况只会更乱。前面说了，司马炎大部分儿子，都是西晋成立之后才生的，都养在深宫，一是年幼，二是没有功绩不能服众，如果贸然换太子，只会让朝廷里除了齐王党、司马衷集团之外，再出来一个新太子党，政治斗争只会更加残酷复杂。 基于以上理由，政治才能平庸，气度也不太宽的司马炎，最终选择了死硬到底，不断要求司马攸离开政治中心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从而导致司马攸忧愤而死。另外，白痴太子司马衷的运气好，生了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司马遹，立刻就被司马炎内定为西晋第三代皇位继承人。这也给司马炎提供了一个挡箭牌，所谓太子仁厚，太子的下一代继承人又聪明伶俐，司马家的皇位继续在这一支流传下去，当然是江山万年长啦。当然，后来爆发的八王之乱，彻底证明了司马炎的想法，是一厢情愿。 一转眼，时间来到了太康十年，也就是公元289年。此时，司马炎已经久病于床，时日无多，他不得不开始安排身后事。总体原则，是外戚与宗室共同辅佐新君，互相制衡：外戚掌握着朝政，而宗室把握着兵权。在此之前，司马炎已经一口气封了好几个司马氏的皇族为王，到了这个时候，更给予这些诸侯王统领各地军队的权力，比如自己的叔叔，汝南王司马亮，就有统帅豫州军队的全权，儿子楚王司马玮，有统帅荆州军队的全权。 司马炎的构思是各诸侯王手握重兵，封地环绕首都洛阳。如果外敌入侵，洛阳朝廷可以指挥协调各诸侯国抵御，而一旦洛阳有变，则天下宗室可以一起举兵讨伐。这是司马炎吸取曹魏政权的教训，为了避免再出现皇族宗室势力疲弱，导致大臣篡位，改朝换代而想出来的“高招”。 说完了诸侯王各封国，我们再来看看中央朝廷。司马炎指定，由太傅，也就是自己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与汝南王司马亮共同辅佐新皇帝司马衷。不过，司马炎担心杨骏的势力太强，新君无法驾驭，于是又任命出身世家大族太原王氏，和杨骏不是一个派系的王佑，为北军中候，率领洛阳禁军。 为什么司马炎那么看重自己的老丈人杨骏呢？作者说了，杨骏这个人，才能平庸，还没有儿子，一无野心二无后代。司马炎的考虑是，如果自己的托孤重臣是汉代的霍光，或者蜀汉的诸葛亮这样的能人，反而会有权臣独断朝纲，架空皇帝的危险，可以说，庸人杨骏是司马炎最安全的选择，因为他既没有专权乱政的本事，也没有专权乱政的动机。于是，司马炎整体复盘了一下自己的方案，觉得布置得很到位：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之间互相制衡，然后他再封自己宠爱的皇孙，聪明伶俐的司马遹为广陵王，表示司马遹已经预定了下一代皇位继承人这个头衔。 然而，在司马炎还没咽气的时候，事情就出了差错。杨骏完全不觉得自己的崇高地位是靠着裙带关系得来的，他已经开始大肆排斥异己，任用亲党。公元290年4月初司马炎一看，身边只有杨骏和他提拔上来的亲信，原有的元老重臣一个也看不到了，很生气，来了一句“何得便尔！”这句话姑且翻译成“你简直是乱弹琴！”幡然悔悟的司马炎，想急召汝南王司马亮入宫，商量对策，但此时内宫已经被杨骏和杨皇后把持，诏书都送不出去。过不了几天，司马炎终于咽了气，死前糊里糊涂地认可了杨皇后代拟的遗诏。在遗诏中，杨骏获得了他所想要的所有最高权力。 不过，从另一重意义上说，杨骏这是在自掘坟墓，自己当上了唯一的顾命大臣，权倾朝野，自己又无德无才，从朝廷重臣到宗室，不约而同地把他看作眼中钉。所以，司马炎一死，杨骏感觉到的不是权力的快感，而是恐惧，当时洛阳已经有流言，说汝南王司马亮要勾结禁军，杀自己，清君侧。不过，汝南王司马亮也是一个庸才，此刻也害怕杨骏暗算自己，居然从洛阳跑到了许昌。杨骏于是大喜，想乘胜追击，进一步抓权夺权，把朝廷上仅剩的政敌统统赶走。于是，杨骏直接造了一道诏书，把和自己不对付的王佑解职，也赶出洛阳，贬到河东郡去担任太守，同时，任命自己的外甥张劭为中护军，控制了洛阳禁军。另外，杨骏借口十三岁的司马遹已经被立为东宫太子，需要有重臣担任教师，一股脑儿把朝廷上自己看不顺眼的元老，包括武帝时期的尚书何劭、右军将军裴楷等等，统统赶到东宫，陪太子读书去了。 更糟糕的是，杨骏小人得志，连自己的弟兄都不肯容，二弟杨珧，三弟杨济，因为苦劝哥哥不要太专权独断，也都被贬。此时，已经有很多大臣预料到杨骏的结局不会太妙，因此都刻意与这家伙保持着距离，而洛阳街头的儿童，已经在唱一首隐含杀机的童谣《折杨柳》。 第二部分 终于，血腥的八王之乱，以公元291年（永平元年）的一场宫廷政变为序幕，正式开始。独揽大权的杨骏，成了第一个牺牲品。对杨骏发难的，是白痴皇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贾南风权力欲旺盛，对杨骏的独揽大权不满已久。不仅如此，由于贾南风膝下无子，又对太子司马遹的生母谢氏非常差，于是太子就成了贾皇后心里一颗定时炸弹，也多一个讨厌杨骏的理由：谁让你在自己丈夫刚即位四个月就撺掇立司马遹当太子？如果能拖一拖，那自己万一生个儿子，岂不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 搞政变，要有兵，洛阳禁军距离宫廷最近，是必须要争取的。但是，高级军官和指挥都是杨骏的人，贾南风只能拉拢低级军官，结果还真弄来了两个，分别是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另外，打倒杨骏，还得从京城外请外援，于是贾皇后密诏楚王司马玮和淮南王司马允进京。年仅二十一岁的司马玮勇猛果敢，是西晋宗室中出类拔萃的新生代。 终于，在三月辛卯日，政变发动，贾南风操控白痴皇帝司马衷下诏书，任命下邳王司马晃接掌禁军兵权，然后派出孟观、李肇，向皇帝告御状，说杨骏图谋造反。白痴皇帝司马衷在贾南风的摆布下，自然是“龙颜大怒”。于是，贾南风趁机让皇帝下令，宫城内外立刻戒严，废黜杨骏一切官职，只保留临晋侯一个爵位，若杨骏抗旨不从，则兴兵讨伐。 此时，杨骏慌了，束手无策。手下的主簿朱振献计说，如今只有以恶制恶，发动外营和东宫的兵力，来个反政变，烧毁皇城东侧的云龙门，堵塞禁军前往杨骏府邸的必经之路，同时拥立太子登基，废掉贾南风和晋惠帝。 不过，这个计划对于平庸的杨骏来说，太大胆，太刺激了。面对下属和党羽们期盼的目光，杨骏只憋出了一句胡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云龙门是前朝魏明帝修的，花了不少钱呢，烧了太可惜……属下一听这话就知道大势已去，纷纷四散。杨骏被禁军乱刃捅死在马厩里，他的全家老小，外加兄弟杨珧、杨济，以及亲信大臣张劭、段广等，共计数千人，都躺在了血泊之中。天亮之后，宫内传出了圣旨，改年号永平为元康。参与这次政变的皇族诸侯王司马玮，和原先被杨骏排挤的司马亮，都进入了权力中枢。 除掉了杨骏，皇后贾南风浑然不觉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她决定继续操作惠帝司马衷这个傀儡，铲除异己，扩大自己的权力。首先，贾南风假托有密诏，让楚王司马玮除掉了汝南王司马亮父子和太保卫瓘一家，然后把脸一抹，说司马玮是假传圣旨，意图谋反，又处决了司马玮。过了几年，贾南风又下令，废除了眼中钉太子司马遹，随后又将其在流放地杀害。 杀害废太子，是压垮贾南风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贾南风家族独揽大权恨之入骨的其他皇室诸侯王，终于有了再次起兵的理由。公元300年，也就是永康元年，四月四日凌晨，赵王司马伦发动了政变。贾南风被废后，关了禁闭，不久后就领到了一杯毒酒。贾家也被押往市曹，满门抄斩。 由此，八王之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司马家族各诸侯王清洗了朝廷中的外戚势力，但是独揽大权的赵王司马伦，并不安于自己取得的地位。仅仅过了一年，他居然在亲信孙秀的撺掇下准备篡位自己当皇帝，改元为“建始”。 这里还要多说两句孙秀这个人物。这个人，是西晋中后期参加八王之乱的诸侯王身边常见的一类阴谋家。 孙秀，是山东琅琊人，但是出身不好。因为魏晋时代讲究出身门第，所以像孙秀这样出身寒门的士族子弟，官做不大，也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在官场和生活中处处会受到世家大族子弟的霸凌和鄙夷。所以，孙秀虽然当了赵王司马伦的心腹，但他出人头地的野心却更加被激发，所谓“一荣俱荣”，只有自己的主子赵王能够更进一步，自己才能鸡犬升天，真正在西晋王朝的殿堂上出入，向往日羞辱自己的仇家进行复仇。果然，在唆使赵王发动政变后，孙秀当上了中书令。 在八王之乱中，各诸侯王身边类似的寒门士人幕僚还有不少，比如楚王司马玮身边的歧盛，鼓动河间王司马颙向齐王司马冏开战的李含等人。客观上说，如果不是这些不显眼的小人物出于私利，煽风点火，这场西晋皇族内战蔓延扩大的速度，也许就不会那么快。 “八王之乱”到了这个阶段，首都洛阳和皇帝的宝座，已经成为一种血腥的诅咒，谁敢打主意，谁就死于非命，然后继续迎来下一个牺牲者。为了自己的私欲，司马家皇族已经完全抛弃了血缘亲情，开始打着保卫白痴皇帝司马衷，清除乱臣司马伦的旗号，自相残杀。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诸侯王，纷纷起兵，进军洛阳，开始旷日持久的残酷内战，一会联盟，一会反目，最终也陆续在战火中死于非命。繁荣的首都洛阳，在一次次兵乱中变得残破不堪，精锐的晋朝禁军，也在内战中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白痴皇帝司马衷如同一件战利品，或者吉祥物，不断地落入这些居心叵测的皇族之手，任其摆布。到了八王之乱的后期，惠帝司马衷被这些皇族和军阀挟持着，在洛阳和长安之间来回往返，关东地区和关西地区日后的分裂格局形势，在此刻已经初步显现。 公元304年，河间王司马颙挟持晋惠帝司马衷，以长安为都城，控制了关中。而第二年7月，八王之乱中的后起之秀，东海王司马越则以洛阳为中心，纠集了关东各州的兵力，大举西征。一百多年前，东汉末年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的剧情，再一次在同一片舞台上出演。306年5月，东海王联军的前锋势如破竹，攻进了长安，晋惠帝再次身不由己，被胜利者挟持着，踏上了返回洛阳的道路。这一路，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贵为天子的晋惠帝只能乘坐一辆破烂的牛车，文武百官则徒步跟随。 东海王联军之所以一路所向披靡，依靠的是一支凶悍的北方民族雇佣兵——鲜卑骑兵。随着诸侯王的内战从洛阳周边扩展到整个北部中国，中原周边的各骑马民族也牵涉了进来。包括匈奴、鲜卑、乌桓等等。这些骑马民族，从东汉末年开始，就陆续南迁，在今天的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定居。由于八王之乱逐渐扩大为全国范围的内战，诸侯王为了补充兵力，分别向他们请求借兵。比如建立前赵的匈奴人首领刘渊、后赵的开国君主羯族首领石勒等人，都是在八王之乱的血腥内战中，通过建立军功，逐渐壮大了自己的部属势力，最终建立政权，割据一方的。 最终，在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306年11月，一生颠沛流离的白痴皇帝司马衷，于洛阳宫城显阳殿突然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有传言，他是被此时控制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毒杀的。但是，作者张璟琳说，这种阴谋论不足信，因为除掉司马衷这样一个容易操控的好傀儡，有百害而无一利。司马衷一死，继位的是二十三岁的皇太弟司马炽，新皇帝据说言行得体，聪明宽厚。很多臣下都说，司马炽的言行举止，有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影子。然而，西晋王朝的国本已经被毁伤过重，司马越和司马炽也无力回天。仅仅五年之后，更加恐怖的永嘉之乱就宣布来临，司马越、司马炽和晋朝末代皇帝司马邺，成了西晋王朝最后的殉葬品。 结语 好了，这本《八王乱》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作者张璟琳用生动入微的笔法，讲述了这场从291年到306年，长达16年的历史变局，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看着一个个西晋中后期政治舞台上轮流出场的野心家，是如何迅速把刚刚统一中国的西晋王朝，推进了覆灭的深渊。 日本历史学家福原启郎评价说，灾祸的直接根源，来自晋武帝司马炎在统治后期，自以为高明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大力分封司马氏皇族充当诸侯王，并给予实权。这些司马氏的皇族亲贵，同时在朝堂上做高官，还掌握地方上的兵权，这就等于开启了一个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司马炎原本觉得，利用皇帝和诸侯王之间的血缘纽带，就能把东汉末年以来，不断呈现分离倾向的中央和地方连接起来，统合为一个政治整体，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地让国家权力私有化了。这些出身西晋皇室的诸侯王，拥有了如此大的权力，不仅有军队可以调动，还可以笼络士人作为自己的幕僚与私党。这些士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唆使这些诸侯王以国家大义名分为理由，开启内战与宫廷政变，从而使八王之乱变成了一场血腥的零和博弈，最终彻底刨空了西晋王朝存在的基础。 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场八王之乱，虽然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分裂期，但是在阵痛和动乱之中，一个全新的外延更加扩大的中国，也在慢慢诞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刚才提到，在西晋灭亡后，在北部中国陆续建立了一系列民族政权，它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迫切需要中原世家大族的政治支持。比如，鲜卑贵族慕容廆就请来了曾经在西晋朝廷为官的名士裴嶷，为自己筹划大政方针，势力不断扩张。裴嶷，来自魏晋时期著名世家河东裴氏，和刚才提到的晋武帝时代重臣裴楷是远房亲戚。最终，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皝就建立了前燕。 日本历史学家川本芳昭曾经论述说，十六国时代对于西晋的取代，给了中国北方的士大夫世家一个强烈的震撼，就是所谓的“天命”有时并不会眷顾中原王朝。随着越来越多的世家子弟和西晋官僚选择与十六国民族政权合作，担任官职，一种全新的“中国”观念也逐渐诞生，也就是说，中国，更像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只要接纳了中原文明和制度，那么周边各民族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一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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