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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神宗主导和支持下，王安石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大变法，从开封到各地，“王安石路线”成功统治整个宋朝十五年——前六年是王安石在前台，神宗在后台，君臣合力；后九年王安石退居金陵，神宗一身而兼二职，大权独揽，把宰相当成了高级秘书。皇权走向专制，官僚沦为工具。司马光退归洛阳，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退居生涯。在这期间，司马光为吕诲写了一篇墓志铭，以笔为枪，讨伐王安石新法，面对司马光的讨伐，王安石又将作何反应？ 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为司马光作行状，说他退归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事”者，国家事，天下事，事关神宗的朝廷、王安石的政府。是的，他不再给皇帝上疏，也不再给王安石写信。然而，在某些私人性质的文字里，国家事、天下事还是会忍不住跳出来，让我们看见司马光的真心。
这些私人性质的文字，便是墓志铭。墓志铭为死者而作，记录死者生平，表彰死者德业，同时承载着生者的思想与情感。墓志铭的作者，通常是死者的亲人朋友。因此，于作者而言，写作墓志铭本身就是一场悲伤的告别。熙宁四年一年之中，司马光竟然不得不接连作了两篇墓志铭！其中，《吕诲墓志铭》则简直就是一篇檄文，一篇讨伐王安石的檄文！ 吕诲是谁？最早站出来预言王安石终将误国，“以之为宰相，天下必受其祸”的人。吕诲弹劾王安石，司马光曾经阻拦，他觉得应该等一等，看看王安石所作所为的结果再说。吕诲没有听他的，愤然上殿，一本奏上，没弹倒王安石，却丢了自己的御史中丞之位。如今，斯人已去，王安石把持朝政，各项新法极尽搜刮之能事，排斥异己，使天下异见者万马齐喑。
司马光追思往事，既痛吕诲之云亡，更痛国家之大势已去，难掩满腔愤怒。他以笔为枪，向王安石发难： 当时有个侍从官弃官家居，朝野上下，众口称赞，说他是古今少有的大才。天子把他请进宰相府，大家都额手称庆，以为大宋得人。唯独一个吕诲不以为然，大家都觉得奇怪。可是过了没多久，那个刚刚得到大权的人仗着自己的才干，排斥众意，一意孤行，讨厌传统，刻意求新，多变更祖宗法，专汲汲敛民财；他提拔自己喜欢的人，却常常任非其人，天下于是大失所望。吕诲屡次抗争无效，于是公开奏疏历数他的过失，断然预言：“误天下苍生必此人。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皇帝派使者来劝解，吕诲的态度却更为坚决，于是，吕诲被罢免了御史中丞，出知邓州。 谁都知道，“那个侍从官”指的正是王安石。墓志铭写出来，要刻到石头上。而石头会随死者下葬，同归于不朽。吕诲亲友当中有个叫刘航的人，书法极好。这篇墓志铭写出来之前，刘航主动请缨，要往石头上抄录，为吕诲尽心。可是拿到铭文之后，刘航却“迟回不敢书”，畏手畏脚，不敢下笔。刘航怕什么？他怕自己抄过这样一篇文字之后，会被贴上反对王安石的标签，遭到打击。
而这样一篇文字，恰恰是性格耿直而有预见性的吕诲想要的。吕诲在病床之上，自觉来日无多，挣扎着起来，写信给司马光，请他为自己写作墓志铭。他的盖棺定论之作，应当由一个真正懂他的人来写！司马光接信之后，即刻赶往吕府，吕诲已经在弥留之际，眼神都涣散了。司马光俯下身子，喊着他的字问道：“献可，献可，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吕诲勉强张开眼睛，看了司马光一眼，说：“没了。”司马光含着泪告别而去，他刚刚出了吕府的大门，就听到身后悲声大作—正直的吕诲殁了！ 这篇墓志铭，刘航持笔踌躇，不敢书石。谁也没有想到，刘航的儿子安世却挺身而出，情愿为父亲代笔抄录。在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心中，把父亲的名字与司马光、吕诲这两位正直的大臣联系在一起，是一桩可以传之千古的佳话。他为父代笔，正是要“成吾父之美”！刘安世（1048—1125）从此成为司马光忠诚的学生和追随者。 千年之后，有位现代人写下了这样的诗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首诗的作者是吕诲在千年之下的知音。在一个危辱的时代里，吕诲选择做一名挑战者，他用墓志对王安石的路线和作风做了最后的抗争。而司马光成全了吕诲，他和吕诲站在一起，对着王安石、对着开封的权威高声抗议：“我不相信！”
关于吕诲和司马光最后的告别，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吕诲听到司马光问“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时，用力睁开眼睛，看着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南宋的史家李焘和大儒朱熹都选择相信这个版本，而我选择了司马光本人在《吕诲墓志铭》中的记载。但是我也相信，能够用墓志铭表达抗议的人，一定不会轻易放弃希望。 按照当时的习惯，墓志铭刻石之后、下葬之前，还要制成拓片，在亲友中广为散发，以宣扬死者的美德，展示作者的文笔、抄写者的书法。吕家世代高官，吕诲的伯祖父吕余庆是太祖朝的参知政事，祖父吕端（1935—1000）做过太宗、真宗两朝的宰相，父亲是国子博士，吕诲官至御史中丞，在朝中好友众多。可是刘航却嘱咐吕家千万不要制作拓片，就让这碑文深埋地下。万一拓片流传，司马、吕、刘三家只怕都要遭殃！刘航怕得罪王安石，却有人偏偏想要激怒王安石，挑起事端。有个叫蔡天申的小人，重金收买刻工，拿到拓本，献宝一般送到了王安石府上。那么，王安石会做出何种反应呢？
王安石让人把墓志铭的拓本挂在自家书房的墙上，仔仔细细端详之后，对身边人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司马光的文章相对古朴，跟当时流行的风格不同，苏轼也同意司马光文风似西汉。那么，西汉之文，究竟是谁的风格呢？司马迁！司马迁的风格又是什么？自由表达！再没有哪个后世的历史学家能够像司马迁那样直言无隐，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了！墓志的性质接近于史书的传记，实际上是私家历史记录。王安石称道司马光的文章是西汉的文章，我斗胆猜测，对于司马光所列举的关于吕诲的事实，他并不否认。王安石与司马光、吕诲，道路虽然不同，却同样具有直面事实的勇气。只不过，他们对事实的解读不同，在司马光、吕诲看来，王安石已经走上错误的道路；但在王安石看来，那却是通往正确的一条捷径！ （本文摘自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相关链接： 《大宋之变，1063——1086》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帝国兴衰的深层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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