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2日，叶笃义在人大会上检讨，但他重点是“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以表明自己站稳了立场，划清了界限。 他指出，“罗隆基目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非出于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他列举了大量的历史“史实”，系统地剖析了罗隆基： “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的无所不为的人。” “是一个专门同反动势力勾搭搞阴谋活动的人。” “是专门搞小集团来满足个人欲望和阴谋的野心家。” “唆使知识分子抗拒思想改造”，“向党疯狂进攻。” ······ 史良也进一步揭露罗隆基“要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平反委员会’，摆脱党的领导”是一个“毒辣的阴谋。” 从叶笃义在全国人大检讨开始，民盟的韩兆鄂、民建的毕鸣岐、民盟的费孝通、农工民主党黄琪翔、九三学社的储安平、民革的龙云、农工民主党章伯钧也相继检讨，纷纷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请求人民的宽恕”。 罗隆基无路可走。 15日，他在人大会上作了长篇的检讨《我的初步交代》。表示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以今天之我来同昨日之我作斗争。” 他重点检讨了自己八个方面的错误罪行，同时对一些重要事实再一次作了申辩： “第一，我五月二十二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对最近全国各地右派分子，甚至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造乱行为，有了挑拨和点火的责任。”“成为敌人的代言人，为敌人张目。” “第二，我五月十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实际等于希望共产党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以达到民主党派扩大组织、加强力量，对领导党分庭抗礼的目的。”“这是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个人对毛主席、刘委员长、周总理以及党的上级领袖们的领导是心悦诚服的。我以为这就是接受了党的领导，而不懂得党的领导是整个党的领导，是整个党在全国各阶层、各机关的领导。我没有懂得反对下级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第三，我站在民盟副主席的岗位上，一年多来，同章伯钧合作，把民盟指向了右的方向，这不正使盟员中思想落后分子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混乱局面中迷失了方向，甚至有了推波助浪的行为，这就不利于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由于章罗合作，提倡所谓的无条件的'大鸣’'大放’，有时竟把'鸣’'放’做成恶意地攻击党、反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具。” “我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荒谬建议更助长了盟员中右派分子大鸣大放的气焰。” “章罗合作，领导民盟，播了恶因，结了恶果。” “第四、从1949年起，我在民盟中央闹宗派主义，搞无形组织，影响了民主同盟不能团结，并且妨碍了领导党贯彻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 “无形组织的目的，是在盟中争夺权位，是为了个人争夺权利。这种目的是卑劣的、可耻的。这个无形组织到了1952年就不活动了，表面上不存在了。但这一批人精神上的联系，思想上的呼应，没有根本断绝的。” “第五，我对国际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私人谈话中发表过一些错误的言论，影响了人民对和平力量的坚强信心。” “第六，我对某些社会事业不能无私的加以爱护和帮助，却使自己的落后思想影响到某种社会而受到损害。同文汇报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七、就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以来，对人民事业的热诚不够，对机关工作同志不真诚爱护，这亦是我的严重错误。” “我自己性情急躁、脾气粗暴，对同事常常过分轻视，严厉斥责。对我的两位秘书，特别机要秘书邵慈云就没有尽到帮助的责任，由于她不肯遵循我的意旨，加入民盟，我就用冷酷打击的办法对付，甚至妨碍她争取进步和要求入党的愿望。” “第八，我骄傲自满，甘于思想落后，从不认真学习，努力改造，是'言足以饰非，智足以文过’的人，并且每每轻视某些进步同志为教条主义者。” ······ “我的错误和罪行当然不止上面八点，我今天只检举一年多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先作初步交代。” “我的政治历史是肮脏的。” 最后，他又申辩说： “尽管我的资产阶级，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我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推到章伯钧身上，章伯钧所犯的错误，亦不应该牵涉到我。” “我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章伯钧亦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尽管从去年北戴河起，一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绝对没有单独的来往过，没有单独的密谈过，我们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亦绝对没有事先交换过意见，但思想既然有了联系，许多错误的言论和行为，就可以不约而同了。” “他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对知识分子有什么野心，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我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和愿望，我亦从未同他谈过。”“这就是章罗两人一年来的真实关系。我绝不隐瞒，我绝不捏造。” “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都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都认为这是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最高的指挥领导机关。”我要“请党和全国人民切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瞒的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 “我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真是真非是非的。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  这是一次灵魂的大净化，这是一次思想的大清洗。 这里有真诚的反省，这里也有血和泪的倾诉。 罗隆基渴望自己能从深渊中，巨浪里被解救出来，渴望所谓“章罗联盟”的真象能够“水落石出”，他渴望得到党的信任。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他的微弱的申辩声早就被揭发、批判的喧嚣声所淹没。 令人震惊的是，他的“从小同学，熟识多年”，而且又视若密友的潘大逵对他的交代并没有满意。 潘大逵在同日的人大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时，又主动地揭发了罗隆基的“罪行”。 他列举了罗隆基的“十大罪状”： “'八年清华，三赶校长’初步培养了他的政治野心，想当领袖的俗望”； “组织国家主义信仰者，成立大江会”； “参加国社党”； “在昆明开始搞民盟工作时，就搞小圈子”； “民盟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夺取左舜生的秘书长地位”； “解放初期，未能得到如章伯钧和史良一样的地位，从1950年起，尽可能的多拉些人，无论是教授或在其他方面失意的盟员”； “七中全会得到了副主席的地位，满足了部分的一时的欲望，仍以未得到部长职位为憾”； “去年得森林工业部部长位置，又以不符合他的专长而口出怨言”； “企图利用王造时在上海为他做宣传，以迎合知识分子落后心理为自己拉群众，抬高声望”； “在反苏、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上，把过去视若敌人的章伯钧勾结成为亲密战友。章罗联盟因此形成。” 罗隆基是一个专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永不知足的野心家。” 很遗憾，潘大逵自己后来并没有逃出罗隆基的“小圈子”，他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 潘大逵最后又指出： “章罗联盟的阴谋就是想利用知识分子中的落后部分，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与党分庭抗礼，采用的方法就是有意歪曲传达，或利用他们的地位，发出似是而非的消息；他们利用合法的组织名义，有时又用私人邀请茶饭谈心方式，或者大谈一套，或者三言两语，总之不外散布毒素，陶醉自己，迷惑别人。”（《大公报》1957年7月17日。） 作为“章罗同盟”的骨干，潘大逵的揭发是很有作用的。  那样的岁月里，人世间的温情早就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政治所剥离。 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罗隆基却无以自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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