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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海外37年，温籍作家张翎在回乡聊天“词不达意”时，偶会蹦出一两个英文单词，但更常蹦出的是“丝滑”的温州话。除了温州话，她还能流利“切换”几句苍南老家的闽南话。地道的方言发音出自童年的浸染。 听张翎说话，那种感觉很温州，仿佛她从未离开过故土。但其实，张翎自22岁那年离家到复旦大学求学之后，她便如自己的名字一般，张开翅膀越飞越远。29岁那年，留学加拿大，后定居多伦多；41岁那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此后，在读者和出版社都远隔重洋的海外，张翎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 从祖辈的藻溪到瓯江到黄浦江，再到跨越太平洋，抵达安大略湖。张翎一路书写，一路行走。她飘零得越来越远，但她的文字却一次次回到故土。故土和乡愁常常是她作品中挥之不去的“背景板”。在她的作品里，家乡读者总能不时读到那些亲切的地名和风土人情。 疫情结束后，张翎“雁归”阔别了三年多的故乡。近日，在苍南“雁过藻溪”文化客厅，张翎接受了温度新闻专访，望月话流年。
▲张翎摄于藻溪老宅“春和内”旧址旁。受访者供图 海外华文创作的“领头雁” 作为温州飞出的“张翎大雁”，她在海外的华文文学领域孤勇前行，一路高飞。 “地球上也许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去不了的地方。”这句对温州人的“精准评价”，诞生后便被高频引用。这是23年前，莫言为张翎作品《交错的彼岸》写的序言开篇。莫言称她的文字大有张爱玲之风。 当时，莫言是著名作家，张翎是一位新人。莫言的伸手相助，拉了张翎一把。 一路走来，张翎手上拿到的牌绝非“王炸”。她在大学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漂泊海外后，写作之路一度困窘。直到读完两个学位后，她才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写作的“突围”。不料，刚开始写书，她被诊断患了绝症，经历了两次手术。抱着写绝笔的心情，张翎写完了第一本书《望月》。 《望月》发表后，第二部作品《交错的彼岸》的打印稿装进一个个越洋航空信封中，寄往一家又一家出版社，又进入一个又一个垃圾桶。所幸莫言应邀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言。再后来，有了冯小刚的出场，张翎的作品《余震》被拍成电影《唐山大地震》，获得亚太电影展和百花奖最佳影片。越来越多的出版社留意到她的作品。 多年来，她一直保持稳定高产的写作状态。在温州市图书馆的书目搜索栏，输入“著者张翎”，显示共有80个版本的作品。在市图，她的作品占据了几排长长的书架；作品《余震》有4家知名出版社的版本；作品《劳燕》位列市图2017年排行榜专架。
▲温州市图书馆收录的部分张翎著作。尤豆豆 摄 在疫情期间，张翎推出了新小说集《廊桥夜话》《如此曙蓝》、散文集《三种爱》以及小说自选集《向北方》和长篇小说九卷本全卷。不久前，《三种爱》获第四届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同时获奖的作品还有阿来的散文集《以文记流年》。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良好是长期研究现当代温州文学的本土学者。在他看来，张翎善于在时空交错中把她所体验到的温州人精神植入笔下的人物。在当下的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张翎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不管是文坛还是学界，对她的丰厚作品都有口皆碑。 乡音未改“雁归来”
▲张翎外祖父（后排右一）一家摄于藻溪老宅“春和内”游廊上的全家福合影。受访者供图 温州是张翎的故土，苍南是张翎父母的故土。藻溪是张翎外祖父的故土。日前，“吾南问书”阅读推广系列活动之张翎专场在苍南灵溪、藻溪两地举办。少小离家老大回，张翎乡音未改。
▲讲座现场 王海勇 摄 回乡期间，张翎沿着藻溪，漫步老街，慢慢走进乡愁的深处。她在乡间小路“喊楼”唤友；到祖宅旧址“打卡”，品尝猪油渣、腌萝卜、索面等在加拿大吃不到的特产。 在藻溪老街上，一位乡亲认出了张翎，忙喊她去家中吃饭。这位乡亲曾在张翎加拿大的家中吃过饭。张翎和这家远亲能在异国得以重逢还是蛮戏剧性的。 《雁过藻溪》发表后，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徐学清教授给张翎转来一封电子邮件，寄信人是一个叫刘荣锴的陌生人。 后来，张翎才知道，这位刘荣锴居然是她在藻溪的一位表亲。两人共同居住在多伦多许多年，但彼此却一无所知。因为《雁过藻溪》，两人在茫茫人海中得以相认。后来，两家人在加拿大有了走动。这次，张翎在藻溪街头偶遇的乡亲便是刘荣锴的妈妈。 漂泊海外多年，张翎通过书写和故土的紧密相连，产生各种奇妙的交集。她的创作就像藻溪小学里的那棵百年罗汉松，深深扎根故土。
▲藻溪小学内的百年罗汉松。尤豆豆 摄  ▲罗汉松前的碑记。尤豆豆 摄 这棵罗汉松，迁自张翎的外祖父家族老宅“春和内”。1986年，当她第一次来到藻溪，见到这棵祖辈手植的罗汉松时，泪水流下。这次回乡，张翎向藻溪小学捐赠了一批书籍，她寄语家乡的孩子，“我的外公当过藻溪小学的校长，我的母亲当过这个小学的教员，我希望这棵树能见证越来越好的成长。” 在近作《三种爱》中，张翎写道：“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真正替代故土，因为故土既不可选择，也不可复制，一如母亲。” 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张翎从故乡拓展到他乡。不论题材如何变化，张翎说：“故事是别人的，眼睛是我自己的。我永远是温州人的角度去看世界，这是血液里决定的。我的文化营养的根就在这里。”
▲雁过藻溪文化客厅。周功清 摄
▲张翎在雁过藻溪文化客厅的留言。尤豆豆 摄 温度对谈 谈童年：文学梦开始的地方 1957年出生于杭州的张翎，两岁时随父母迁移到温州，家住市区县前头。她的小学在温州市广场路小学就读，7岁那年，这里是她文学梦开始的地方。 张翎：那天，老师在黑板上挂了4幅图片，让孩子们挨个看图说故事。轮到我时，故事已经在很多孩子的口中咀嚼得成了渣子，来来去去都是围绕几个元素，没有人注意到天空上有个圆圈。 我停顿一下，脱口而出：“早晨，东方升起一轮金灿灿的太阳。” 几天后，老师来家中家访，我隐约听到老师对母亲说：“一个7岁的孩子，知道从描述景物开始讲故事，还能给黑白图片加上颜色，好好培养，将来能成为作家。”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心中就已经悄然种下了文学梦想的种子。虽然这颗种子要等到30多年后才真正破土发芽。 如今，我在海外居住的时间比国内长。但我会觉得，一个人成年后居住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年和童年在哪里。我们写小说，其实写的是各个版本的童年。 我怀念少年记忆里的那片故土，还有那些走入我多病寂寞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旧友。 谈创作：阻隔令乡愁格外浓 疫情前，张翎大概每年回家2到3次。因为疫情阻隔，她已经有3年多没有回来。乡情堆积得格外浓郁。张翎说：“那段时间，有时候早上起来，会突然很想吃家里的小吃，对童年的很多东西非常想念。这次回到家乡，我感到非常亲切，心安下来了。” 这样的阻隔也曾发生在她出国生涯的早期。 张翎：1986年，我出国时，国内的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落后。出国前，我在北京工作。寒冬腊月的夜里，我穿着军大衣，钻出宿舍被窝，去公厕上厕所。出国的前10年，写一封航空信，从加拿大寄到温州就需要2个星期。 当时的电话费1分钟是4加元，相当于人民币二三十元。我8月份到加拿大，圣诞节才第一次打电话回家。电话先打到楼上的邻居处，等爸妈赶到接起电话时，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哭了出来。哭着哭着，我爸爸说，别哭了，太贵了！ 出国头10年，我才回家2次。一个人回家的路如果遭到这样的阻隔，你就会生出很浓郁的思乡情。积攒了几十年的故土记忆，排山倒海地泄涌出来，我写下了思乡的“江南三部曲”。 20世纪90年代后，我常常回国，我对故乡的感觉就跟上了时代的变化。而微信来了后，“3000年没见”的朋友都联系上。在乡愁不再是最主要的情绪之后，我的视野开始转向其他题材。 谈创伤：作家的责任是记录生活 为了“养活”自己的作家梦，张翎曾在海外从事了17年的听力康复师工作，正是这份经历，使她接触到了许多一战、二战以及后来诸场战争的退伍老兵和战争难民，让她看到了战争的创伤和“溢出物”。 张翎：在工作过程中，我和病人有了很近的接触。他们让我对战争、灾难、心理创伤、迁移、身份认同的话题有了深切的同理心。 阿伊莎是当年我隔壁诊所的洗牙师，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阿富汗难民。她每天妆容精致，笑颜灿烂，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把她和阿富汗难民联系到一起。她告诉我，10年前，她和表亲在难民营结婚，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回家后为她PS了一张结婚照。当她看到照片时，当场就落泪了。 战争和灾难会有结束的时刻，但留下的创伤难以估计。它的“溢出物”是没有国界的，会从千里之外流到我的诊所。这些年，我把这些创伤的经历陆续移植到作品里。 温州虽然不是抗战的第一线城市，但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抗战历史。5年前，我出版了讲述温州抗战故事的长篇小说《劳燕》。这是我对战争题材的第一次尝试。我想写“战争的孩子”三部曲，讲述战争带给人的长久心理创伤。《劳燕》是第一部作品。第二部作品《归海》已经完成初稿。它依旧是以温州为背景的抗战故事，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面世。 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使世界在地缘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时候谈一谈灾难、创伤、治愈的话题，是合宜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是记录人们的生活。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形式的勇敢，文学作品中也该直面和反映生活中的多种可能性。 谈修复：像水一样勇敢 近十年，张翎写了多部战争、灾难创伤题材。除了大家熟知的《余震》，《阵痛》讲的是女性在战乱中生儿育女的创伤，《流年物语》讲的是贫穷留在人心里的创伤。 张翎：灾难是一件很平等的东西，不管是国王还是小偷，它平等地击倒每一个人，但人们站起来的姿态是多姿多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凤凰涅槃。 对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说每一朵乌云都有银边（注，英文谚语，意为在任何困境中总会有一线希望），是残酷的。这一朵乌云就是乌云，它没有银边。或许这个母亲重新振作起来，也有母亲在这样的事情中沉沦下去。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位母亲不成为英雄，也不沉沦，她慢慢习惯疼痛，带着拔不出来的刺生活下来，这样的人也是具有超凡勇气的。 传统理解中的勇敢只有一种模式：是钢是铁是岩石那样的勇敢。其实水也是一种勇敢。我想到苍南，就想到水。苍南人遇到逆境的时候，不像钢铁，而是像水，你只要有一条缝，它就能绕过去。
▲藻溪 尤豆豆 摄 就像藻溪的水，我母亲那代人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很小的空间，但他们不唠叨，不抱怨，会找到小小的缝隙绕出来。我感谢母亲、外祖父留下了这么多美丽的故事，让我看到他们对付苦难的种种柔软状态。我想这一方水土，养出的人是不同寻常的。
▲张翎外祖父（左一）一家摄于藻溪老宅“春和内”游廊上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张翎祖父祖母（中间坐立者）和部分子女（左一为张翎父亲）在温州市区中山公园前合影。受访者供图 谈阅读：会看书看到“绝望” 这次回乡，张翎遇到了许多书迷，她向这些文学爱好者分享了自己在创作路上跋涉的“避雷秘诀”。 张翎：不要着急写，这世界上不缺任何人的任何一本书。我会认为读书是很重要的事情，但不要乱看书，因为时间很宝贵。看名家推荐的书是比较有用的办法。 我现在看书，进入一个境界，看到自己很绝望。同样写战争，看到《第二十二条军规》《铁皮鼓》《午夜的孩子》，我会对自己的写作陷入彻底的否定，感到我会一辈子无望。但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时刻，彻底推翻自己是重新成长的蜕皮时刻。 其实有时否定自己是健康的。有些人的自我感觉良好，我常常对自我感觉不好，但我不苛责自己。这种“绝望”的感觉挺健康，因为知道了自己在某一点上是如此不足。 夸我什么都好，不要夸我成熟，成熟就是瓜熟蒂落的时刻。成熟不是好事，离收割落地的时节近了。 谈内卷：衡量成功的标准应多元化 对于当下社会流行的焦虑和内卷，张翎分享了她的幸福感和成功观。 张翎：内卷不内卷是个人的选择。多年来，我对物质的追求相对不那么强烈，我全身上下没有名牌商品。我在海外生活，相对缺少周围的比照。在多元化的环境，你可以贫穷得理直气壮，可以选择终身不买房不买车，就是要写诗。 这个社会衡量成功的标准经常是财富。而我选择我的热爱，但是我也不穷，我有饭吃。这样的状态，我很满足。 大环境下，我没有卷入内卷这种状态。我从来不写不愿意写的东西，哪怕失去赚钱的机会。我觉得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我很幸福。 我没法叫别人不要卷，我希望将来某一天，人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仅以经济来评断成功。对我而言，更吸引我的始终是一个智慧的大脑。 “人生苦短，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并干到极致是幸福的。我认为，张翎很大程度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她走到这一步，走了很远的路。”本土学者孙良好如是说。 张翎在《一个字匠的逃离之路》中写道：“我毕竟走了一些远路。我终于明白，故乡其实是我随身的行囊，无论我居住在何地，行走在何方，每一种离去，只是换了一种回归。” （以上内容为温度记者根据访谈内容梳理） 记者手记： 张翎老师回苍南老家讲座的两天，我一道随访。她的随和、真诚、“孩子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先，我没有想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前辈，竟然是一位行走的段子手。一路上，妙趣横生，气氛欢脱。她讲段子的节奏，对细节的描述，抖包袱前的铺陈，就像她的文字一样富有语感，鲜活流畅。我相信，只要她愿意，没有她暖不了的场。如果一定要提一点建议，那便是如果能在讲笑话之前，先忍住笑，就更好了。 她的着装并不是华丽的衣服，但讲座前精心搭配了戒指、耳环和项链，是一位精致的女士。她的目光炯炯，眼神像年轻人一样明亮。说话时，她会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谈话的反应非常快，回答不蔓不枝、要言不烦。 如果向她“安利”新朋友，她第一句话便关心：“这个人好玩吗？”经过友人家楼下，她张罗身边的同伴一起喊楼：“某某某，在家吗？快下来！”即使朋友不在家中，她也乐得喜滋滋，皮这一下很开心。 虽然身在海外，她也会追国内的脱口秀大会，报得出当红的脱口秀演员名字。一次，她看到一个脱口秀新人的开场白：我是一个小破站的up主。一句话里，有两个词她不懂，马上查资料，搞明白。 这是我看到的张翎老师阳光开朗的一面。但她一路走来，并非坦途。这让我更加钦佩她。生活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张翎老师懂生活。 （本专访经受访者本人审订，专访提纲的设计参阅了孙良好、金丹霞、陈伟伟、周功清等人的述评、访谈，谨致谢忱！） 来源：温度新闻看苍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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