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黄胄御笔画毛驴(连载23）

《兰州画坛轶事》第四章之七

   黄胄御笔画毛驴

   1960年初我们单位组织人员进京参观专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建的十大建筑，我是其中一员。1958年10月我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时，那里还是一块空地，短短一年多时间，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已落成，据说为给国庆献礼，采用人海战术，数万名建设者三班倒，昼夜不停抢工期，其建设速度着实令人惊叹。

人民大会堂东侧迎宾厅内悬挂着一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是由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完成。那个年代，信息闭塞，通讯极不发达，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傅抱石的，至此才知道他是当代山水画创新的大画家，自此我开始注意收集有关他的资料。

我得到了一本郭沫若著的《天地玄黄》，谈到抗战时期在重庆，他与傅抱石同住歌乐山下金刚坡的一个农家院里，傅抱石画画他著文写诗。文中记述，傅抱石吃饭与画画都用同一张桌子，那张桌子还是借房东的。后来我在傅抱石画册里看到有一段记载，1942年他曾在重庆举办《壬午画展》，为抗战义卖募捐。这次画展轰动山城，盛况空前，自此他一举成名。据此推断，解放前夕，我从古董贩子张凯臣处得来的那张傅抱石画作，应该是这次展览的展品，之后辗转到兰州，画的题款恰是壬午年作于重庆金刚坡。画作标题《未免有情》，意境深邃，耐人寻味。这幅画与其《离骚》中的屈原一样，表达了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爱国情怀。非普通山水人物画可比。

我到北京时，全国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奇缺，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在北京吃饭已经很紧张，饭馆早晚都只开两个小时，所有食品很快一抢而光。我们每天的参观都草草结束，早早在饭馆门口排队等着开门买饭。

在京期间，我晚上抽空去拜访了苦禅先生。这次见他，感到先生情绪大不如前。他说最近身体不好，血压高、脑神经痛，正在吃中药治疗，也没怎么画画。我们东拉西扯聊了一会，先生明显没有两年前的那股精气神。我专门带了一张老宣纸想让先生试试笔，他说回头画，过两天来取。我正要起身告辞，突然有一人来拜访先生，一照面，来人与我都很惊诧，竟然是黄胄。他几年前就奉调进京，现在军事博物馆工作。黄胄当天穿身军便装，腋下夹个写生本，也是晚饭后无事来串门聊天。在此相遇，都觉缘分不浅。三人又坐下一起聊天，说起了黄胄的老师赵望云。

苦禅先生与赵望云相识很早且关系密切，二十岁出头时两人同在北平美专学习。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及由此而来的艺术为民众服务，“走出象牙之塔”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赵望云和李苦禅等人发起组织“吼虹艺术社”，决心改革中国画，大胆尝试用中国画的方法表现现实人生。

解放后，徐悲鸿主持中央美院工作，有一条原则，凡在日伪时期在敌占区的画家一律不用。苦禅先生没有工作很苦闷，经常借酒消愁，他想起年轻时曾在北京大学“赴法勤工俭学会”半工半读期间，新中国的主席也在北大图书馆打工，两人互相见过面。于是挥毫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情求助。毛主席把信转给了院长徐悲鸿这才被接受。苦禅先生走的是大写意花鸟的路子，他在中央美院与主流的学院画派有隔阂，不被重用，被安排在工会打杂，有时给教工卖电影票。

赵望云抗战后一直在西安，坚持写实主义风格，与石鲁共创了“长安画派”，当时影响很大。赵望云有次从西安来中央美院办事，从他的办公室路过，往里瞟了一眼未打招呼就过去了。苦禅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他认为赵势利故意躲避他。苦禅先生在埋怨老师时，黄胄坐在一旁一言不发，默默听着。

后来黄胄告诉我，他现在住在宣武门外的八面槽胡同，并给我写了个字条注明详细路线，邀请我第二天到他家作客。那晚我与黄胄一同从苦禅家告别出来，走到胡同口，在冬夜的寒风中约定第二天见面就分手了。

第二天参观活动一结束，我就找到八面槽胡同。黄胄在家等我，这里是他母亲居住的地方，他妻子郑闻慧住在羊坊店，我从未见过。后来听苦禅先生谈及，黄胄家里婆媳之间相处不是很融洽，老太太身体不太好，他两边跑两头照顾。

房子很陈旧，陈设简单，后边有个套间，门上挂个白布门帘，他母亲住在里间。外间屋里摆着一个黑色牛皮三人大沙发，擦得锃明发亮，这在当时的一般人家里非常罕见。听黄胄讲，这是他的心爱之物，里边装的是牦牛毛，此物他从兰州得到，几次迁徙搬家都不舍离弃，费了好大的劲带在身边。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聊天，谈些在兰州的往事，又交流起对国画写意的体会。

谈起近年来他专注于画小毛驴，他解释说他画驴，主要是练笔墨功夫。专攻一门，熟能生巧，钻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神入化。画一样东西不要怕重复，练就的笔墨功夫画其他题材一样挥洒自如。齐白石画虾就那几下、何止万遍，徐悲鸿画马也是这个道理。他之所以选小毛驴，是他长期在大西北接触最多的动物，小毛驴朴实无华，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很符合西北人的性格，他很喜欢。

他一边说着一边就在桌上铺开了纸，让我研墨，他提笔挥毫画了起来。我在一旁仔细地看他濡墨用水，运笔写意的画法。他先画了一张不是很满意，又另换了一支笔，先在一边的纸上试了几笔，然后沾饱墨汁凝神屏气，挥毫一气呵成，五头姿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小毛驴跃然纸上。画好后挂在墙上，我俩坐回沙发观赏。黄胄这次很满意，据他说这支笔是最近觅得，是一支皇帝用的御笔，果然好用，画起来笔头弹跳自如得心应手。

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反右、破四旧，接着又是大饥荒。京城里，很多历朝历代的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传下来的古董宝贝，全变成了一堆垃圾，一时间无人问津。黄胄艺术造诣奇高，鉴赏眼光独到，在那个动荡年代，世人皆醉他独醒，独自游走于京城的旧街老巷寻珍觅宝。他抢救、收藏了大批历史文化艺术瑰宝，可说是抄得了百年难遇的文化历史大底。这些东西也只有在他之手，才得以幸免于难，躲过十年浩劫。

八十年代末，黄胄以民办公助形式主持筹建了炎黄艺术博物馆，为艺术馆捐献了200多件个人收藏的古代绘画与文物瓷器。后来炎黄艺术馆运营遇到困难，黄胄转让了一些古画，才解除困境。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

画晾干后，他又取下来题款，落款是“黄胄为国正写五驴图”，我深受感动，小心捲起收好。那天晚上，我离开黄胄家时天已很晚，在他家不远处的胡同口有一盏低矮的小路灯。他一直送我到路灯下，我向他告别，走了十几步回头一看，他仍站在昏暗的路灯下看我离去。那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很怀念他。

在京活动结束前，我又一次依约来到苦禅先生家，那段日子，他身体也有点问题，状态明显不好。但见到我，他还是很高兴，进卧室端出一小碟干红小枣，说是山东老家刚寄来的特产，请我尝尝。又拿出专门为我画的《双鹰图》作为临别赠物。展开画后，在画的左下角题有“忙且有病，算是不恶之作”字样。先生说这张纸非常好，画没画好，又拿起笔在画的右上方补题 “昔见林良一本，仿之未及，形似画同也”。先生对待艺术之严谨可见一斑。同时他又拿出以前画的一张《兰草图》和在另一块小纸上画得不太满意的一只鹰一并送给我，嘱咐我带回去作个参考，我捧着画作与先生依依惜别。

说起这张老宣纸，得来也纯属巧合。有一次，我在兰州桥门附近街边画速写，旁边有个买醪糟的小贩，主动问我他家有一张老宣纸要不要？我很好奇，跟到他家，他拿出一张有点发黄的宣纸，我初看也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的，他举起纸对着门外的光线一照，宣纸中央显出水印“六吉宣”三个字。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来头，知道不是普通纸就买下保存起来，这次专门带给苦禅先生求画。

在那个年代，像苦禅这样的传统艺术大家社会地位并不高，甚至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像我这样一个仰慕他的年轻人，从千里之外而来讨教于他，给他寂寞的生活带去了一丝新意。我与他也没有任何利益交集，他把我当作一个难得的倾听者，谈了很多平常无法谈及的苦衷，几次往来我们成了忘年交。也只有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一个偏远地区无名青年，才有幸与当时两位画坛巨匠相识、相交、相知。特别是苦禅先生对我谆谆教导、与我促膝谈心，他的率性与真诚让我永生难忘。他教导我作画先做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实乃金玉良言，我终生铭记。

苦禅与黄胄先生赠我的几幅画，有时也拿出来和朋友共赏，结果引来插曲。我的好友诗人郭扶正看到后，向我苦苦相求，希望我转赠他一幅。他说他在甘肃也算个文化人，却实在没一样能拿出手的东西。时间长了我拗不过他，就把苦禅先生送我的《兰草图》转赠于他，他回赠我一个彩陶罐。我的另一位好友，在甘肃人民防空指挥部工作的李大明，用一方端砚换走了那张小纸上画的鹰，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发生的事，再晚几年我是万万不肯的。前几年，这两位朋友都先后离世。两幅画上都有先生为我题的款，每当想起此事，我多少有点自责。

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王世泰将军，解放后一直在甘肃工作，他的夫人魏乃是华北联合大学的毕业生，和我是同事。她父亲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教授魏建功。她常去北京。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委托她带黄胄与苦禅先生的几幅画到北京荣宝斋装裱。他的父亲看过后，赞不绝口，认为是李、黄二人盛年的精品之作，当时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也在场，还特别指导裱的时候上边要加诗堂，以便后人题跋。当时荣宝斋不接受外来字画装裱，她父亲让魏乃去请教研究东方美术史的专家常任侠。常先生介绍了一位名叫潘思远的装裱行家给裱了，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我与苦禅先生及魏乃的往来书信我都一直珍藏，这些都是这些画作的珍贵物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