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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画坛轶事》第四章之
李苦禅妙法写水禽 1958年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先是爱国卫生运动，接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大跃进赶英超美大炼钢铁，接着搞人民公社化，集体吃大锅饭，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所有的人都日夜奋战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又接到新的任务，中央通知各省都要搞“除四害、讲卫生”成果展览，要求各地区先搞，经过筛选后再集中到省里搞。
时间紧任务重，除我们本部门的人全力以赴外，还从下面各地区抽调人一起搞。此外，还向兰州美术服务社寻求支援，他们自己的活也都忙不过来呢！后来派了个哑巴来，叫韩不言，说是北京来的，是齐白石的徒弟。来了后却帮不上忙，他学的是传统绘画，写美术字、调颜色刷版面搞宣传画这一套都不擅长，与他交流要通过笔谈，很不方便，干了一天杂活就离开了，我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突击完成展览后，先行在文化宫内部预展，然后就将所有展品通过火车发往北京参加全国展览，我奉命进京布展。当时从兰州坐火车到北京需要两天两夜，从石家庄到保定一带，沿途铁路两旁农田里搭满了窝棚，地里挖个像跳远似的长方形沙坑，把收集来的杂铁埋在炭中炼钢，白天浓烟滚滚，火车在烟雾中穿行，晚上火光冲天，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但用这种土法炼钢温度达不到，炼出来的是黑不溜秋的大铁疙瘩根本不能用。当时有句口号：“大炼钢铁，赶英超美”，一切都为炼钢让路。田地里一望无际的庄稼无人收割，棉花熟透后无人采摘落了一地，像刚下过的雪白茫茫一片。
到北京后，“除四害、讲卫生”的全国展览在太庙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太庙被分为28个区域，由各省分头布展。我因为前期创作的《卫生奶奶》也算在卫生部挂上了号，除负责甘肃部分外，又被部里借到综合展馆画画。太庙大门口有两幅主题宣传画，由我与卫生部宣教所的冯增春一人负责一边。那是两幅巨画，站在脚手架上戴着墨镜在阳光下绘制。
完成后又被调去支援黑龙江省画画，在那儿遇到一个四川人，自称是石鲁的亲戚，说石鲁原名冯亚珩，因崇拜石涛与鲁迅，取笔名石鲁，写了电影剧本《暴风雨里的雄鹰》。
这是我第一次进京，前后待了一个多月。住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里的华侨饭店，每天乘有轨电车到太庙画画，闲时从后门进入故宫游览，经常在书画馆一待就是大半天，历代传世名家名画，使我目不暇接、留连忘返。工作之余，参展的同事们都去逛公园、转商店，我主要找寻书画店、古玩铺子开眼界。
我在王府井发现了一家《和平画店》，后来知道这是齐白石的大弟子许麟庐开的。门口橱窗里挂着郭沫若的书法作品，进去后看到黄宾虹的四尺大山水，当时我不知此为何人。上了二楼，有李苦禅的鸬鹚大写意、吴镜汀的山水、马晋的工笔马。其他的画法都比较陈旧，只有李苦禅的画很醒目。我非常欣赏这种气势磅礴的画法，产生了拜访此人的念头。我就向店员打听李苦禅的住址，一个年龄较大的店员告我说，很好找，就在中央美院家属院，到那一问便知。
中央美院就在王府井，当晚晚饭后我就找到了那儿，在门房打听到李苦禅住在煤渣胡同第二个院子，便一路寻去。苦禅先生住在院子东北角的一个单间里，正好在家。我向他说明来自兰州，也是画画的，在太庙搞展览，白天在和平画店看到先生的画很欣赏，冒昧上门请教。苦禅先生六十岁左右，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热情接待了我。他的住房很小，一间屋子中间用书架隔成了两间，中间门上挂个小白门帘，里间是卧室，外边屋子会客，书架上摆着一些泥塑作品，后来知道由苦禅三子李燕手工制作。
他为人豪爽，与我一见如故，非常健谈，向我讲了他在北京大学留法勤工俭学班旁听及拜齐白石为师学画，拉洋车勤工俭学的经历；谈到他在日伪时期蹲过监狱；毕业后应林风眠邀请赴杭州美专任教，与潘天寿共同教国画；说起解放后拆城墙，他表示坚决反对；又谈起在中央美院留洋派不重用他，不给他排课让他在工会打杂。谈话间他进里屋拿出几张照片给我看，指着其中一张说这是教他画西画的老师，是捷克人。另一张大照片是他在街头画画的场景，汗水把衬衫都浸湿了，他介绍这是他在街头搞义卖支援抗美援朝，照片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拍摄的。
后来又谈起他是京剧票友，说得兴起还拿出一双专门定做的高底戏靴给我看；说他经常登台演出，能唱架子花脸，说着还示范起丁字步、八字步、工字步等舞台步伐；说到他是山东人从小就喜欢练武。
不觉已是深夜。我起身告别，没想到他对我说：“回头我给你画张画吧，过两天你来取。”第一次见面，先生对我如此厚待，我既感意外又被深深感动。
过了两天，下午展览会忙完，我早早到东安市场的小饭馆里吃了晚饭，就依约到了苦禅先生家。他拿出画好的两幅画，《鹌鹑图》与《八哥图》让我看，笔墨酣畅、气韵极佳，是难得的精品。画上已题好款“为国正友写”。我爱不释手，连连称谢。
坐下谈话，我无意间提及先生水禽画得非常传神。一句话又打开他的话匣子，他说在杭州艺专教学的时候，为画水禽，他经常观察鸬鹚，还专门养过几只，南方人叫它“水老鸭”，养它来捕鱼，抓鱼时给它的脖子上套个草绳，这样它叼到鱼就吞不下去。
说着他来了兴致，当场铺纸展毫画鸬鹚给我看。他先用狼毫兰竹笔画了几根长短参差不齐的水草，又换了支大斗笔在笔洗里浸上水濡墨挥毫，画了三个深浅不同的大墨团，我没看出画的是什么。他又换了兰竹笔在墨团远处勾画了三个不同方向的眼睛和嘴，再换了斗笔画了三道弯曲的脖颈，寥寥几笔，三只栩栩如生的水老鸭已跃然纸上，此种画法，若非亲见实难想象。他又在上边写上“国正喜余水禽，写之以答盛意”。如此高看我，真是担当不起。
在等画晾干的空当，我发现隔墙后的卧室里挂着一幅齐白石画的《虫草图》，我想起了不久前见过的韩不言。我说兰州有个画画的叫韩致中，是齐白石的徒弟，笔名韩不言，是齐白石给起的，问他是否知道。苦禅先生说此人他早就认识，是个哑巴，但人很聪明还有文化，白石老师很同情韩不言，对他特别照顾，他学画齐白石的虾、蟹、白菜很像。解放前结了婚，有了孩子。解放后找不到工作，听说离开了北京，也就失去了联系。我说韩不言现在兰州的美术服务社工作，苦禅先生托我回去后转达问候。
我与苦禅先生素昧平生，他主动提出给我画张画，结果一次就画了三张，他与我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我真是三生有幸。
星期天我去逛琉璃厂，在徐焕荣的篆刻铺买了块石料，定制了一方印章，然后去荣宝斋，在那看到徐悲鸿“风雨鸡鸣”和奔马图、齐白石的虾蟹图、徐燕荪的钟馗图，均是木版水印的。真迹有陈半丁与王雪涛的花卉，我没听说过王雪涛，陈半丁我听郝进贤说起过，与齐白石齐名，在当时很有影响。我向营业员打听到了陈老的地址。
我当年二十八岁，正值朝气蓬勃、满腔热情，加上有了拜访苦禅先生的成功经验，决定再去直接拜访陈半丁。
陈老住在和平门内的一处干净整洁的深宅大院里。去时先生正好在家，把我让到堂屋就座，房内很宽敞，摆有老式会客沙发，窗明几净。半丁老人身材瘦小，有七十多岁，坐下后，我自我介绍是来自甘肃的绘画爱好者，非常崇拜先生，冒昧前来拜访请教。
陈老说话南方口音极重，几乎没有表情。他给我让了一根前门烟，我忙摆手说不会。他慢吞吞地问我甘肃有个冯国瑞是否知道？我答知道，是兰州大学的教授，清华大学毕业考古的，还想说被打成右派了，觉得不妥，忍住没说出来。谈及我仰慕陈老的画，他说喜欢可到琉璃厂荣宝斋，哪儿有，可看可买，再无多语。我觉得有些尴尬就起身告辞了。这次拜访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碰了个软钉子，几十年来从未向他人提起。
后来才搞清楚，他提及的冯国瑞并非是兰州大学的考古学教授，以前曾在兰大作过国学教授，当时已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他原本是天水的才子，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53年被当时的文化部长郑振铎点名借调到北京，在中央美院给他一间房子，让他专门整理天水麦积山的资料。
谢笠与他共过事，熟悉他的情况。他在甘肃文物委员会工作时，一位阿干镇的杨姓农民有幅家藏古画，拿去找他鉴定，他欺骗对方说这是文物，应该捐献给国家保存，后来他却私下将画转卖给了上海博物馆。没想到上海视此画为国宝，将图片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宣传。此事被杨姓农民知道后，向甘肃文物部门揭发了冯国瑞的欺骗行为。《甘肃日报》曾刊登文章《江洋大盗冯国瑞》，并配有一幅漫画，画中麦积山石窟中伸出一只大手，抓着怀抱一捆字画的冯国瑞。冯国瑞为此身败名裂被划为右派，后来又被劳改了几年，释放后不久去世。
案发后此画移交给甘肃博物馆收藏，为镇馆之宝。展览过一次，我专门去看了，这是一块一米多见方的布面彩绘，画得很粗糙用色也简单，内容描画了人从生老病死及教育、劳作、婚姻、生育过程的轮回图，取名为《报父母恩》。对甘肃如此名人，我自惭才疏学浅，竟张冠李戴，难怪陈老先生对我冷脸相待。
拜访陈半丁先生后不久，我又去了琉璃厂，取回了先前定制的印章，到荣宝斋买了一些木版水印的信纸，把那张珍贵的《水禽图》，交给荣宝斋拓裱了一层纸底，便于装镜悬挂，就返回兰州了。
我画的宣传连环画《卫生奶奶》影响很广，社会反响不错，也引起了画界的注目，我去郝进贤家作客时，他从橱柜里拿出一张《卫生奶奶》宣传画，说是在街上的宣传橱窗里看到后，觉得画不错就专门到居委会要了一张收藏。我觉得这幅作品还拿得出手，就给苦禅先生寄了一张，随信还寄了一方洮砚以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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