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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否反对《公羊》义——以 “齐灭纪”相关经传诠释为论 撰文丨[日]深川真树 [日]深川真树，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摘 要] 春秋时期，齐襄公攻灭纪国，《春秋》一经中有相关记载。《公羊传》和《穀梁传》均对此历史事件予以解释，二传的解释迥然有异。相传为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之作的《春秋繁露》亦详解此事件，但其内容竟与《公羊》义并不相符，却与《穀梁》义有共通之处。推究董仲舒的解释便能得知，其乃借《春秋》和《公羊传》表达思想的实例。董仲舒并没有排斥《公羊》义，而是一面依据公羊学传承，另一面提出与《公羊传》不同的解经观点，以强调仁义和王道优越于《公羊传》极看重的复仇。 [关键词] 董仲舒 经学 《春秋》 《公羊传》 《穀梁传》 复仇 董仲舒为西汉公羊学宗师，但他并非全面接受《公羊传》的内容，如对“齐灭纪”一事的诠释。鲁庄公四年（前690），诸侯国纪国灭亡，沦为齐国的附庸。《春秋》一经中有些与此历史事件相关的文辞，《公羊传》和《穀梁传》均予以义理解释，二传解释的内容迥然不同。相传为董仲舒之作的《春秋繁露》一书中，有篇章谈及相关经文，并提出与《公羊传》不同的解释。那么，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是否反对《公羊》义？学者们对董仲舒的解释有不同的见解，有学者从公羊学的脉络理解其解释的内容，[１]有学者则更重视其内容与《公羊传》之间的差异。[２]本文将深入分析《春秋繁露》中有关齐灭纪的经传诠释，探索董仲舒的解经立场和路径，及其何故提出与《公羊》义相异的经说。本文认为，相关诠释即是董仲舒借《春秋》和《公羊传》抒意的具体事例，董仲舒在公羊学的基础上进行诠释，但为凸显仁义和王道的重要性，对齐灭纪一事做出与《公羊传》不同的说明。 一、公穀二传的解释 《春秋》记载了有关纪国灭亡的事件，《春秋繁露·玉英》（下引此书只注篇名）详细地解释了一些相关经文。关于《玉英》的解释，有学者说是公羊学的一个环节，有学者则说与《穀梁传》更为相近。故在探讨《春秋繁露》解释的内容之前，先要分别厘清公穀二传对有关经文的解析。 先是确认一下齐灭纪的历史经纬。《春秋》的经文言： （冬，）齐师迁纪郱鄑郚。（《庄公元年》）[３]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庄公三年》）[４] （夏，）纪侯大去其国。（《庄公四年》）[５] 鲁庄公元年（前693），齐国派军逼使纪国的郱、鄑、郚三邑之民迁徙而夺取其地，[６]压迫纪国。两年后即鲁庄公三年（前691），纪侯的季弟带着纪国的酅邑投降于齐国，纪国“于是乎始判”（《左传·庄公三年》），[７]亦即纪国从此开始分裂并部分成为齐国的附庸。隔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左传·庄公四年》）[８]也就是说，齐国对纪国的施压日趋严重，但纪侯不愿降服，将君位让给已降齐的季弟，自己彻底离开国都，[９]以免齐国破坏宗庙。至此，纪君完全沦为齐国的附庸，不再是诸侯了。[１０] 《公羊传》对上引的经文进行了义理解释。总体来说，《公羊传》称许复仇，从而激赏齐襄公灭纪复九世之仇。《公羊传》言： 迁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也？为襄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大之也。何大尔？自是始灭也。（《庄公元年》）[１１] 纪季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纪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鲁子曰：“请后五庙以存姑姊妹。”（《庄公三年》）[１２] 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雠也。何雠尔？远祖也。哀公享乎周，纪侯谮之。……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缘恩疾者可也。（《庄公四年》）[１３] 根据《公羊传》说明，庄公元年的经文表示齐襄公夺取纪国的郱、鄑、郚三邑。夺取他邦城邑本为“小恶”（《公羊传·隐公十年》），[１４]但齐襄公夺取三邑的目的并非满足增加领土和人民的私利，而是复祖先之仇此一崇高使命，而且《春秋》有避讳贤者坏事的笔法，[１５]因此《春秋》用“迁”字而不用“取”字，以为齐襄公隐讳其夺取他邦城邑。纪侯季弟知道纪国为齐国之仇，亦即不对的一方，而且即将被齐并吞，于是，在齐襄公夺取纪国三邑的两年后，为了存续宗庙降齐服罪。虽季弟背叛纪侯，但《春秋》由不书季弟的名字以示其贤。隔年，齐襄公灭纪国，仇杀纪侯。灭他国便是“大恶”（《公羊传·隐公二年；昭公四年》），[１６]但复仇亦为崇高使命，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即天下无道的前提下甚至复百世之仇均可容许，完成复仇的齐襄公便是贤者，因此《春秋》不书“齐灭纪”而书“纪侯大去其国”，以为齐襄公隐讳其灭纪国。 《穀梁传》亦就同一经文予以义理解释，但其解释的内容与《公羊传》截然不同。简而言之，《穀梁传》褒扬人民爱戴的纪侯，贬低叛君投敌的纪侯之弟及侵夺纪国的齐襄公。《穀梁传》言： 纪，国也；郱鄑郚，国也。或曰：迁纪于郱鄑郚。（《庄公元年》）[１７] 酅，纪之邑也。入于齐者，以酅事齐也。入者，内弗受也。（《庄公三年》）[１８] 大去者，不遗一人之辞也。言民之从者，四年而后毕也。纪侯贤而齐侯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庄公四年》）[１９] 对于庄公元年的经文，《穀梁传》提出两个解释：一是齐军强迫纪、郱、鄑、郚四国迁至他处；二是齐军逼使纪国迁至郱、鄑、郚三邑。无论如何，齐国逼迫纪国迁移，施压纪国。两年后，纪侯之弟献地降齐。范宁注所引的范雍之说与《公羊传》相同，认为《穀梁传》将纪侯之弟视为贤者。[２０]但《穀梁传》应是批评纪侯之弟的背叛，而非以他为贤，因正如钟文烝所指出的，“入者，内弗受也”为讥讽“入”的写法。[２１]另，《后汉书·贾逵传》李贤注：“左传，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侯大去其国。贾逵以为纪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国，乃背兄归仇，书以讥之。”[２２]钟文烝即说：“贾明于穀梁，此数语必穀梁家义也。”[２３]关于庄公四年的经文，《穀梁传》将“大去”解释为所有人离去。根据《穀梁传》的说明，“纪侯大去其国”即表示纪侯离开国都时，纪国之民亦随从纪侯，四年后所有国民都离开。纪侯为贤、为君子，齐襄公是个小人，《春秋》之所以不书“灭”而书“大去其国”，是因不让小人凌驾于君子之上。 总而言之，公穀二传对相关经文的解释有巨大差异。实际上，齐襄公是一个无道的暴君，甚至有学者指出，《公羊传》所言齐哀公被纪侯害死一事是否属于历史事实，也是很可疑的。[２４]无论如何，《公羊传》根据历史情况诠释“大去”的经文，说明《春秋》所言齐灭纪一事的义理。《穀梁传》则不提及历史情况，而正如山田琢所言的，直接提出“不遗一人之辞也”的辞例，对“大去”的经文予以独特诠释。[２５] 二、《春秋繁露》的解释 《春秋繁露》中《玉英》与《灭国下》两篇解释了有关齐灭纪一事的经文。在此将探析其解释的内容，以示这两篇的解经观点均包含与《公羊传》相符之处和不符之处。 《灭国下》的有关论述相当简略，其内容与《公羊传》推崇复仇的观点并不对立，但两者对经文的解释有所出入。《灭国下》云：“纪侯之所以灭者，乃九世之仇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２６]即是说，纪侯之所以被齐襄公灭，乃因纪国与齐国之间有九世之仇，此观点基本上与《公羊传》一致。但两者解经的角度并不相同，《公羊传》从灭纪国的齐襄公之角度进行说明，《灭国下》则从被灭的纪侯之角度予以解释。《灭国下》又接着说明，《春秋》为表达一时所说之言甚至会危害到百世子孙的道理，以“大去”一词表示纪国灭亡一事，此说明与上述《公羊传》对“大去”一词的解释大相径庭。 《玉英》的一段原文则从纪侯的角度更详细地解释相关经文。此段具有问答的形式，但未必要视之为实际问答的记录，而很可能是作者的自问自答。相关记载由两则问答构成，以下分别予以探讨。 如前所述，《公羊传》说明《春秋》因纪侯之弟献地降齐以服罪而以他为贤，第一则问答的焦点在于纪侯之弟是否为贤。《玉英》主张《公羊传》由称贤纪侯之弟以示另有真正的贤者——纪侯。《玉英》云： 难纪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无去国之义。又曰：君子不避外难。纪季犯此三者，何以为贤？贤臣故盗地以下敌，弃君以避难乎？ 曰：贤者不为是。是故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也。纪季弗为而纪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今纪季受命乎君而经书专，无善一名而文见贤，此皆诡辞，不可不察。春秋之于所贤也，固顺其志而一其辞，章其义而褒其美。今纪侯春秋之所贵也，是以听其入齐之志，而诡其服罪之辞也，移之纪季。故告籴于齐者，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臧孙辰。以酅入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与纪季。所以诡之不同，其实一也。[２７] 问难者指出，纪侯之弟带着酅邑投降于齐，这个行为违背三则“春秋之法”，即《春秋》所看重的规范，怀疑其不能为贤。答复者提出“托贤于纪季，以见季之弗为”的解经观点，为支持此观点提及《春秋》的一个书法，即讳避实际情况以示某一看法的“诡辞”，[２８]将有关纪侯之弟献地投敌的经传文视作“诡辞”，重新诠释《春秋·庄公三年》的经文。答复者的说明错综复杂，其将《春秋》的经文和《公羊传》的传文都视为“诡辞”，通过解释《公羊传》的“诡辞”，阐明《春秋》的“诡辞”。答复者即主张，贤者不会叛君出奔，若纪侯之弟是贤者，则即使欲服罪于齐，也不会擅自献地投敌。因此，《公羊传》虚拟献地投敌的并不似贤的纪侯之弟为贤，以示《春秋》隐讳的如下真相：纪侯之弟实则没有违背“春秋之法”，亦即并无自己“以酅入于齐”，另有贤者使其降齐服罪，这样的人非纪侯莫属。反过来说，纪侯欲服罪于齐，命令季弟领着酅邑向齐投降，《春秋》嘉许其服罪的志愿，故为纪侯隐讳他使纪国沦为齐国附庸的耻辱，改变其服罪于齐的文辞，而将此事写成其弟所为，以褒扬其贤行；《公羊传》是用尊贤纪侯之弟的“诡辞”，揭示《春秋》由纪侯之弟自己出奔的“诡辞”以赞赏纪侯。 问难者没有接受答复者的解释，怀疑纪侯是否为贤，第二则问答的焦点移到这个问题上，答复者说明纪侯何以为贤。《玉英》言： 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 曰：齐将复雠，纪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谓其弟曰：“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于齐，请以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率一国之众，以卫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谓之大去。春秋贤死义，且得众心也，故为讳灭。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２９] 问难者根据以下理由怀疑纪侯能否堪称贤者：保卫国家的人，若预知国家不能存续，则即使国人欲拥戴自己也坚辞不受，[３０]但纪侯却即位，亦即纪侯没预知到纪国不能存续。《公羊传·襄公六年》言：“国灭君死之，正也。”[３１]根据下斗米晟的研究，《公羊传》的“正”与“贤”均为正面评价词语，一般而言，“贤”的评价更高于“正”。[３２]《公羊传》以国君殉国为“正”而不为“贤”，既然如此，纪侯殉国是“正”而非“贤”。答复者回答此疑问：纪侯面临国灭，遵循“国灭君死之”的规范，亦且实现“上下同心”而与民一同为国战死；《春秋》以杀身成义为“贤”，纪侯不仅杀身成义，而且深得民心，因此避讳贤者坏事的《春秋》不写“灭”而写“大去”，以为纪侯隐讳被齐襄公灭，亦即《春秋》由为纪侯隐讳以示他为贤，由视之为贤以示其合乎仁义。 从以上问答的内容看，有学者将《玉英》的解释视作公羊学的一个环节，有学者认为其解释与《穀梁传》更为相近，均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公羊传》以纪侯之弟与齐襄公为贤，说明“大去”是为齐襄公隐讳灭纪此一“大恶”的；《穀梁传》则批评纪侯之弟叛君投敌，将齐襄公视作小人，以纪侯为贤、为君子，认为“大去”是为纪侯隐讳纪国被齐襄公灭的。一方面，《玉英》认为《春秋》尊贤纪侯，用“大去”的经文为贤君纪侯隐讳被灭，此观点与《公羊传》不符，而与《穀梁传》相通。但另一方面，《玉英》的相关论述中多出现《公羊传》的观点，这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 三、《春秋繁露·玉英》的解经立场 《玉英》解释的要旨与《穀梁传》的观点相当接近，但需要注意的是，《玉英》一面依据公羊经说，另一面提出与《公羊传》不同的解释。此处将阐明，无论是问难者的发问或是答复者的回应，基本上均以公羊学传承为依据，亦即《玉英》以公羊学者的立场解释相关经文。 如前所述，问难者指出纪侯之弟违背三则“春秋之法”，怀疑《公羊传》以他为贤之说的妥善性，问难者所提的三则“春秋之法”皆是公羊学的观点。“大夫不得用地”的规范不见于公穀二传，但《公羊传·桓公元年》言：“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３３]《穀梁传·桓公元年》亦言：“礼，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也。”[３４] “专地”乃是擅自处置土地，连诸侯都“不得专地”，以及“不得以地相与”，况且大夫，从“不得用地”的措辞可得知，问难者以公羊学传承为根据。此外，“公子无去国之义”亦不见于公穀二传，但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注《庄公九年》“君前臣名也”的传文：“礼，公子无去国道、臣异国义。”[３５]又注《襄公二十九年》“去之延陵”的传文：“礼，公子无去国之义。”[３６]由此可知，问难者所说的“公子无去国之义”即属于公羊学传承。再者，“君子不避外难”的“外难”即为外患，《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言：“君子辟内难而不辟外难。”[３７]又，问难者怀疑纪侯为贤的看法，其所提“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三句的典故并不清楚，但“国灭君死之，正也”之句则是《公羊传·襄公六年》的传文。可见，问难者的发问几乎都是以公羊学传承为依据的。 答复者的回应也是如此。答复者“纪侯春秋之所贵也”的观点，与《公羊传》并不相符，却与《穀梁传》一致。但诚如杨济襄所言，其前提是《公羊传》的记载，答复者基于纪侯之弟为贤的《公羊》义，再进一步阐发《春秋》“纪季以酅入于齐”这句经文的深层意义——《春秋》其实以纪侯为贤。[３８]答复者导出此一意蕴的学术根据即是春秋学的避讳论。这个理论并非《公羊传》所特有，《穀梁传》也有其法则，但二传有关避讳的说明之间有不少差异。答复者所提“诡辞”的具体例子，则尽是与公羊学传承相符的。上引原文中答复者列举如下五个“诡辞”的例子： （1）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 （2）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 （3）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4）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 （5）告籴于齐者，实庄公为之，而春秋诡其辞，以予臧孙辰。 关于（1），《公羊传》说《春秋》隐讳晋文公召致天子，以谴责晋文公非礼，[３９]但《穀梁传》说隐讳天子被召之耻（《僖公二十八年》）。[４０]关于（2），《公羊传》没有论及《春秋》所言的“莒人”的身份，但何休说明其为“莒子”，[４１]《穀梁传》则认为是“大夫”（《隐公八年》）。[４２]关于（3），《公羊传》很清楚地说，《春秋》将庆父称为仲孙，以隐讳尊者、贤者和亲者——何休认为是鲁闵公与季子——接受庆父这个罪人，[４３]《穀梁传》似乎也有此意，但没有如此明确（《闵公元年》）。[４４]关于（4），《公羊传》所载《春秋》的经文才用“成”字，[４５]《穀梁传》所载的经文则作“郕”（《庄公八年》）。[４６]关于（5），公穀二传均说《春秋》写从齐国购买谷物是臧孙辰的私行，由此隐讳鲁庄公完全没有储备谷物（《庄公二十八年》）。[４７] 此外，答复者依据《公羊传》的内容，辩护《春秋》以纪侯为贤的主张。根据答复者的说明，《春秋》用“大去”一词叙述纪国灭亡，为纪侯隐讳被齐灭以示他为贤，纪侯之所以为贤，乃因其深得民心而与民一同为国战死。他们殉国起因于“齐将复雠”，纪侯面临齐国的威胁，虽知实力不足，但欲防卫国家，于是，命令其弟献地投齐以存续宗庙：“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于齐，请以立五庙，使我先君岁时有所依归。”纪侯“我宗庙之主，不可以不死也”之言，切合《公羊传》“国灭君死之，正也”的义例。而且，从“汝以酅往，服罪于齐”之言可知，纪侯承认纪国应当“服罪于齐”，换而言之，答复者认为齐国应当向纪国复仇，亦即接受《公羊传》推崇复仇的观点。答复者认为《春秋》以纪侯为贤的理由是纪侯与民一同殉国，纪侯与民一同殉国的前提则是纪国应当“服罪于齐”，由此可知，《玉英》以《公羊传》的复仇论为前提，诠释与齐灭纪一事相关的经文。 总之，《玉英》有关齐灭纪的问答以公羊学传承为依据，主张《春秋》以纪侯为贤。《玉英》将焦点从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移到纪侯合乎仁义，对复仇采取相对消极的态度，使之淡化和边缘化，提及与《穀梁传》较为相通的观点。然而，《玉英》完全根据公羊经说重新解释《春秋》的经文，由此而言，其解释与其说源于《穀梁传》，不如说反映了公羊学者的深思。 四、《春秋繁露·玉英》的解经路径 《玉英》以公羊学者的立场解释有关齐灭纪一事的经文，因此，有学者认为其解释的内容属于公羊学统绪。《玉英》推崇杀身成义和深得民心，此思想与《公羊传》并无冲突，但两者对相关经文的说明截然相异，由是观之，《玉英》的经说脱离了《公羊传》的领域。那么，《玉英》为何在尊重公羊学传承的同时，对同一经文进行与此不同的诠释？以下从两个方面说明《玉英》的解经路径：第一，公羊学内部的经说矛盾问题；第二，复仇和仁义、王道的价值轻重问题。 《玉英》的相关诠释从解决公羊经说的矛盾开始。董仲舒或其他公羊学者（问难者）发现，《公羊传》称贤纪侯之弟包含极为严重的解经问题，即传文之间的矛盾。《春秋》言纪侯之弟领着酅邑投降于齐国，《公羊传》将其视为服罪于齐之举而以他为贤，但也提及“大夫不得用地”，以及“公子无去国之义”和“君子不避外难”等规范——“春秋之法”，纪侯之弟献地降齐显然违背这三则规范。贤者不会犯“春秋之法”，既然如此，若纪侯之弟为贤，则三则规范不能算“春秋之法”；若三则规范属“春秋之法”，则纪侯之弟不能为贤，亦即称贤纪侯之弟与宣扬三则规范是无法同时成立的。董仲舒是个春秋学者，以《春秋》为孔子所作的圣典，当然不能随意改动其中的文辞，只能在经文所言“纪季以酅入于齐”，即纪侯之弟出奔的前提下，设法处理上述公羊学说所包含的矛盾。 董仲舒面临如上问题，选择重新诠释《公羊传·庄公三年》“贤也”的传文，运用春秋学的避讳论，重新解释“贤”字的意蕴，取消纪侯之弟为贤的观点，以解除矛盾。具体地说，董仲舒将“以酅入于齐”之举归于另一贤者，使此举从公子触犯“春秋之法”的恶行化为贤者“服罪”的美行。为证明此观点，他主张《公羊传》用“诡辞”阐述《春秋》的“诡辞”，即由假定纪侯之弟“贤也”，以示《春秋》为真正贤者的纪侯隐讳其使纪沦为齐附庸的耻辱，同时称许其服罪的贤行。 董仲舒化解上述解经问题之后，对《春秋》“大去”的经文提出了与《公羊传》完全不同的解释。《公羊传》说明“大去”一词的深意是为完成复仇的贤者齐襄公隐讳其灭纪此一“大恶”。但董仲舒却重新诠释“大去”的经文，认为《春秋》尊贤纪侯杀身成义且深得民心，故不书“灭”而书“大去”，以为纪侯避讳纪被齐灭——“讳灭”。 董仲舒为消解公羊学解经方面的问题，重新诠释了有关齐灭纪一事的经传文，使其重新诠释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汉武帝时期的现实情况。宇佐美一博认为：董仲舒反对汉武帝攻打匈奴，即对匈奴进行复仇，因此故意忽视齐襄公的复仇；汉儒将与匈奴战争视为秦灭的原因之一，董仲舒也忧虑汉武帝攻打匈奴导致国灭，相对于复仇更关注国家的存亡，因此积极提及被灭的纪侯。[４８]汉武帝以《公羊传》的复仇论作为学术基础，将攻打匈奴视为复仇此一崇高使命。另，董仲舒支持遵循汉初以来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均是史有明载。[４９]由此而言，匈奴问题可能便是董仲舒重新诠释齐灭纪的契机。然而，董仲舒重新诠释经传文的背后应该有更根本的理由，即“以德服人”胜过“以力服人”的思想。相对于“以力服人”，儒家更看重“以德服人”，[５０]董仲舒也是如此。《竹林》在解释《春秋》对“战伐”的态度时说，“不任德而任力”是《春秋》之“所恶者”，同时，“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是《春秋》之“所好者”。[５１]《竹林》表示兵力可“设”，而“任力”并非毫无价值，但“任德”才具有相对更高的价值，甚至绝对价值。如前所述，董仲舒没有否定复仇的正面价值，《王道》也说：“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５２]虽然如此，从《竹林》有关战争的论述可得知，其正面价值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竹林》亦承认复仇战为“义战”，但同时也说道：“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５３]亦即在董仲舒看来，复仇战在“以力服人”的措施中较有价值，但“以德服人”之举的价值是其根本不能相比的。 《公羊传》虽以“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为复仇可行的条件，但也激赏齐襄公仇杀纪侯，异常地推崇复仇，模糊了仁义和王道对复仇的优越性。故董仲舒为厘清其间的价值轻重，重新诠释相关经传文，提出与《公羊传》不同的解释。董仲舒一方面并没有讥讽齐襄公灭纪，承认其复仇战有一定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依循“以德服人”胜过“以力服人”的思想，透过解释相关经传文，使齐襄公灭纪复九世之仇边缘化，更凸显纪侯服罪于齐的志愿、杀身成义的美行和深得民心的德政等。也就是说，董仲舒在二者均有正面价值的前提下，阐述在“复雠”和“死义且得众心”之中何者更“贤”、更“中仁义”，强调“中仁义”而“得众心”胜过“复雠”。 此外，《玉英》对“大去”一词的解释，不仅与《公羊传·庄公四年》的经文相异，亦与其他辞例抵触。《公羊传·僖公五年》言：“灭者亡国之善辞也。灭者，上下之同力者也。”[５４]何休注云：“言灭者臣子与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辞也。”[５５]《公羊传》认为《春秋》书“灭”，对被灭之国而言是“善辞”，因为“灭”即表示国君得到民心，与民一同为国战死。深得民心、与民殉国便是董仲舒激赏纪侯的根据，那么，诚如黄铭所指出的，《春秋》书“大去”是为纪侯“讳灭”的解释，从公羊学的层面看是有严重问题的。[５６]董仲舒是当时成就最高的春秋学者，不可能不知《公羊传》“灭者亡国之善辞也”的辞例，尽管如此，为表示“仁义以服之”比“复雠”更重要，仍敢于做出犯此辞例的解释。 从上述《玉英》的问答看，董仲舒相当尊重公羊学传承，努力消解有关齐灭纪一事在公羊学说中的矛盾，但与此同时，无惧与《公羊传》的辞例及义理不符，果断地顺从自己的见解，即仁义与王道优越于复仇的观点，对相关经传文进行创造性诠释。董仲舒是位公羊学泰斗，但在他看来，《公羊传》及其经说师承并非画疆墨守的对象，这与后世经生固执师法或家法不同。关于这点，《竹林》云：“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５７]亦言：“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５８]《精华》则谓：“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５９]徐复观将董仲舒春秋学的方法视作“一种哲学性的处理”，亦即认为董仲舒“把公羊传当作是进入到自己哲学系统中的一块踏脚石”。[６０]刘笑敢又指出《春秋繁露》“借经抒意”。[６１]董仲舒在公羊经说与自己所领会的《春秋》大义——也就是其作者孔子的精神，再进一步说是董仲舒个人的思想——之间有差异时，索性不顾《公羊传》的传文，依照自己的了解或思想诠释《春秋》与《公羊传》，《玉英》的解释即展现其具体情形。 五、结语 《春秋》一经记载了与齐灭纪相关的事件，公穀二传均予以义理解释。《公羊传》称许纪侯季弟服罪于齐，激赏齐襄公仇杀纪侯；《穀梁传》批评纪侯季弟叛逆出奔，视灭纪国的齐襄公为小人，以被灭的纪侯为贤、为君子。《春秋繁露·玉英》则称贤纪侯，其解释与《公羊》义不甚相符，却与《穀梁》义较为相近，但相关内容基本上以公羊学传承为前提或根据。董仲舒从公羊学内部的经说矛盾入手得到纪侯为贤的观点，同时说明比起《公羊传》异常地推崇的“复雠”，《春秋》更重视仁义和王道，以厘清其间的价值轻重。董仲舒并不反对复仇，但重新诠释相关经传文，表示杀身成义和深得民心比复仇更重要，凸显“以德服人”对“以力服人”的优越性。总之，《玉英》的相关诠释乃是董仲舒借《春秋》和《公羊传》表达思想的详细实例。董仲舒虽重视公羊学传承，但并不拘泥于其经说师承，相对于维护经说传承的完整性，更有志于阐述其领悟到的“春秋之义”，即孔子所寓于《春秋》的精神意旨，也即是自己对人生与为政的观点。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譬如，徐复观指出《春秋繁露》中的《玉英》补足了《公羊传》的欠缺，日原利国主张《玉英》为《公羊传》的复仇论附加不同视角而增加其深度，杨济襄将《玉英》的相关内容视为公羊论者的独特解经观点，黄铭则说明其内容与何休的诠释对《公羊传》的理解有互补之处。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第361-364页；[日]日原利国：《春秋繁露》，东京：明德出版社，1977年，第160页；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82-84、154页；黄铭：《〈春秋〉学中的董何之异》，干春松、陈壁生主编：《经学与建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5-178页。 [2]譬如，宇佐美一博与邓红均认为《玉英》反对《公羊传》的复仇论；杨树达、山田琢与刘黎明皆关注《玉英》的解释与《公羊》义冲突，而与《穀梁》义相通；王葆玹则接受杨树达的见解，又提及公羊学者董仲舒不从《穀梁》义的观点，由此判定《玉英》的相关部分是后人所附加的。参见[日]宇佐美一博：《董仲舒小论：匈奴と复雠をめぐっ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5集，1983年10月；邓红编著：《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9-10页；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4-235页；[日]山田琢：《春秋学の研究》，东京：明德出版社，1987年，第164页；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351页；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8年，第206-207页。 [3]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6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136-137页。 [4]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6册，第138页。 [5]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6册，第139页。 [6] 杜预注云：“齐欲灭纪，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参见[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第137页。 [7]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6册，第139页。 [8]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6册，第140页。 [9]关于“大去”这句经文，存在着数种不同解释，在此暂且从以下杜预之说：“大去者，不反之辞。”参见[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6册，第139页。 [10]晁岳佩较详细地说明了“纪侯大去其国”的历史情况。参见晁岳佩：《春秋三传要义解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84-85页。 [11]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74页。 [12]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76页。 [13]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76-77页。 [14]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41页。 [15] 关于《公羊传》的避讳论，参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4-369页；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第222-231页。 [16]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24-25、276页。 [17]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47页。 [18]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47页。 [19]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47页。 [20]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47页。 [21] [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郝淑慧点校：《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150页。 [22]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6页。 [23] [清]钟文烝撰，骈宇骞、郝淑慧点校：《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第150页。 [24]譬如，[日]日原利国：《复仇论》，辛冠洁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104页；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第261页；李隆献：《复仇观的省察与诠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29-30页。 [25] [日]山田琢：《春秋学の研究》，第40-41页。另，黎汉基认为《穀梁传》的相关解释比《公羊传》更合乎《春秋》一经的本义。参见黎汉基：《复仇的限制：从〈穀梁传〉的政治观点看》，《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1期。 [26]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1页。 [27]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79-81页。 [28] 余治平说明《玉英》篇所言“诡辞”的含义：“对人事物有看法、有见地，但不急于表达，没有如实吐露出来，而是改变说法，刻意要让人揣摩一番，然后才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参见余治平：《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331-332页。 [29]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81-82页。 [30]对于“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三句，苏舆言：“此谓纪侯如早知不足存纪，当不践君位。”参见[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81页。 [31]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243页。 [32] [日]下斗米晟：《公羊传について》，《大东文化大学纪要（文学部）》第4号，1966年2月。 [33]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46页。 [34]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28页。 [35]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86页。 [36]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267页。 [37]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104页。 [38] 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82-84、154页。 [39]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153页。 [40]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93页。 [41]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40页。 [42]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24页。 [43]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114页。 [44]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66页。 [45]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85页。 [46]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50页。 [47]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108页；[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53页。 [48] [日]宇佐美一博：《董仲舒小论：匈奴と复雠をめぐっ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5集。 [49]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17页；[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76、3830-3831页。 [50]譬如，《孟子·公孙丑上》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参见[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8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63页。 [51]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46页。 [52]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113页。 [53]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47-48页。 [54]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128-129页。 [55]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7册，第129页。 [56]黄铭：《〈春秋〉学中的董何之异》，干春松、陈壁生主编：《经学与建国》，第177页。 [57]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44页。 [58]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49页。 [59]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91-92页。 [60]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第332-333页。 [61]刘笑敢：《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胡军、孙尚扬主编：《诠释与建构：汤一介先生75周年华诞暨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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