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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印证了景德镇瓷业八百年兴衰

 自华居 2023-04-14 发布于广东

高岭土被认为是自然界常见的粘土矿物,在中国已探明的储量达29.1亿吨,有267处矿产地。这种并不稀缺的矿产,在我国的应用也很早,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开始应用,仰韶时代就有高岭土装饰的陶器。

但在生产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高岭土被广泛运用于陶瓷制作,并一举改变景德镇在南宋时期瓷业衰落的局面,如果不是高岭土,也许景德镇瓷业将在南宋就已沉沦,成为一个定格在古代的名窑。

就是这样一种当时广泛分布、并不稀缺的矿产,在18世纪就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传教士殷弘绪甚至将高岭土样本邮寄回法国,1750年法国人开始在自己国土内寻找高岭土。100多年后,一位受商业聘请的德国人李希霍芬,再次关注高岭土,并来到景德镇访问,在他写的文章中,将高岭音译为Kaolin。

高岭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景德镇瓷业的“独家秘方”,因为元代高岭土的加入,景德镇瓷器质量得到大幅提升,这正是殷弘绪们苦苦寻找的秘密所在。但即使是大规模使用高岭土的景德镇,在历史上曾多次陷入高岭土采掘危机当中,致使看似一马平川的景德镇陶瓷史跌宕起伏。

在景德镇著名已故文博专家刘新园的一篇论文中,他这样写道:13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影响景德镇窑业主要因素是高岭土。

接夫亭

高岭土的命名地是高岭村,位于景德镇市东北50公里瑶里镇高岭山,经过景瑶公路,从东埠仿古大桥渡过东河,沿着一直向上蜿蜒的小道,就能到达高岭遗址公园了。

东埠仿古大桥

3月的高岭略带春寒,潮湿的空气浸润着繁盛的山林,古老的石道布满了翠绿的苔藓。

作为景德镇最重要的陶瓷原料产地之一,这里曾经人来人往。据刘新园等文博专家推算,在明后期至清乾隆时期(1594年-1794年),高岭土在这采掘总量不少于163万吨,年均产量约9000吨(此处以减去战乱的20年为计算依据)。在运力低下的古代,全靠肩挑手采的矿工,这里显然需要许多壮年男丁。他们在这茂密的山林中采矿、淘洗、搬运,到了山下再用独轮车运往东埠码头,通过码头边的鸭子船运往景德镇。

高岭矿工雕像

高岭山的古道边可以见到很多遗迹,荒废的古道和淘洗池,都是明清时期人们在此劳作的例证。高低不平的石道、陡峭的坡度都在述说古代瓷人的艰辛——只有山林的树叶为他们遮阴,只有快下山的接夫亭才能慰藉矿工们的辛劳。接夫亭是古时矿工妻子等待丈夫的一间小亭。据说古代高岭山矿工因山高路远长期不能回家,在山上工作时衣不蔽体,妇女不得入山。家眷亲人要想和矿工见面,只能在山下的接夫亭,团聚时妇女们打扮一新,拖儿带女,在接夫亭中与丈夫见面。

接夫亭

高岭山的古道有7公里长,每2.5公里设亭一座,由古时地方和乡绅出资建造,亭内免费供水,方便矿工和行人歇脚。古道接夫亭下水声阵阵,一道溪水流往山下,高低落差形成的小瀑布与山林相间成趣,景色怡人。这道水流叫作高岭涧,高岭涧上建有一座房屋,古称水口亭。屋中供奉一尊神像,名为“江西福主许真君”,为江西地方主神。

水口亭

有山、有水、有亭、有仙,高岭风景秀美,人文深厚,有自然遗产,更有文化遗产。

外国人

高岭山古道尽头有一道石碑,上面刻有一个外国人像,这位外国人名叫李希霍芬,德国人,是一位地质学家,生于1833年,卒于1905年。李希霍芬从1868年开始在中国进行了4年的地质地理考察,从7条路线走遍中国14个省区。

刻有李希霍芬像的石碑

虽然李希霍芬是受雇于外国资本,本着德国国家利益行事,但对于中国的地理地质学有着重大贡献。对于景德镇,李希霍芬的贡献在于将高岭土介绍给世界,他于1869年10月访问景德镇,著文介绍瓷石和高岭,并音译为Kaolin,Kaolin后为欧美地质学者广泛沿用。

比李希霍芬早150多年来到景德镇的是法国人殷弘绪,这位传教士来到景德镇时是在18世纪初。传教士的工作本应是传播教义,培养教徒,但他在给中国和印度传教会会计奥日神父的信件中却这样写道:“我在景德镇培养教徒的同时,有机会研究了传播世界各地、博得人们高度赞赏的美丽的瓷器的制作方法。我之所以对此进行探索,并非出于好奇心。我相信,较为详细地记述制瓷方法,这对欧洲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对欧洲起到什么作用呢?传教士的信中说,景德镇的瓷器是欧洲最富贵的人爱用的。但是欧洲人却不能自产瓷器,一位景德镇豪商告诉他,一个英国人也许是荷兰人把白不(dun)子(瓷石)买回本国,试图烧造瓷器,但他没有使用高岭土,因而失败,“这个商人笑着对我说:他们不用骨骼,而只想用肌肉造出结实的身体。”

高岭土,传教士殷弘绪发现了景德镇瓷器的秘密,从元代开始,景德镇瓷工在瓷石中掺入高岭土,采用“二元配方”,让景德镇瓷器的品质大幅提升。如果仅仅用单一的原料瓷石,烧制出的瓷器质量很差,何况当时欧洲人的制瓷技艺本来就不高。

殷弘绪告诉他远隔重洋的神父,“精瓷之所以密实,完全是因为含有高岭,高岭可比作瓷器的神经。”并且欧洲如果想要做出好的瓷器,必须找到高岭土,也许马耳他有类似的矿物,“在表层被红土覆盖的一些山中可以找到高岭矿”。

殷弘绪前后两次写信回欧洲,向他的老乡们详细介绍了瓷器制备技术、品种,信件内容很长,像两篇论文。他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景德镇基督徒中的瓷工、瓷商,为他提供了许多专业信息。

不仅是李希霍芬和殷弘绪,在他们前后,许多外国人都曾通过资料或者实地探访高岭土的奥秘,景德镇从13世纪建立起的“二元配方”技术优势,逐渐被英、德、法、意、日等国掌握,欧洲的韦奇伍德、麦森等品牌崛起,在西方代替了本该从东方进口的精美瓷器。

印证

也许李希霍芬或者殷弘绪的行为让人感到不忿,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些外国人让我们认识到高岭土的重要性。

高岭土有多重要?刘新园说,13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影响景德镇窑业主要因素是高岭土。

13世纪,从成吉思汗、窝阔台到忽必烈,蒙古族先后灭西夏、金、南宋,统治了中原大地,建立元朝。元帝国一个不起眼的小镇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元廷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磁局,管理小镇繁荣的陶瓷行业,原本在南宋凋零的瓷业,在异族统治下,反而由衰转盛。

其中缘由虽然错综复杂,但最重要的就是高岭土的发现与应用。高岭土含三氧化二铝约35%,掺进瓷石制胎,提升瓷胎中的铝氧含量,增加了瓷器的烧成范围,减少变形,提升了成品率,降低了瓷器成本,同时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景德镇从此开始由烧制低温软质瓷转向高温硬质瓷。

元代瓷工最初使用二元配方时,高岭土被称为麻仓土,此土出产自高岭山以北不远的麻仓山。元代发现麻仓土之后,当局迅速将其垄断为“御土”,明代继续列麻仓土为“官土”,即珍贵的麻仓土资源被官府和朝廷垄断,民窑不能私自采掘、使用。在元廷垄断麻仓土的半个世纪,及明廷垄断的两个世纪中,浮梁磁局和明代官窑产出大量精美瓷器,而民窑却难见佳器。麻仓所产麻仓土历经两个半世纪的采掘,日渐枯竭,造成嘉靖、万历的官窑瓷器质量下降。

这一次瓷业短暂走低,以高岭土的发掘宣告结束,高岭山代替麻仓山成为最重要的高岭土矿所在地。明万历中期至清乾隆时期高岭土官民皆能用,官窑和民窑瓷器精品倍出,高品质的瓷器产能增加,以及海禁解除,外销瓷兴盛一时,景德镇瓷业到达顶峰。长达两个世纪的瓷业繁荣,让高岭山也热闹了起来。

清乾隆之后,景德镇瓷业逐渐走向衰落。以往的观点认为,这是国势日衰所导致的结果。但刘新园认为,客观上高岭土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两个世纪的采掘让高岭山资源枯竭,大量的高岭土需求转向临近的星子县。星子高岭的品质却不如人意,并且出土率低、运输路线长,造成价格昂贵,使景德镇瓷业整体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后期甚至星子高岭土矿也被地方官府封禁,进一步加剧了景德镇瓷业的下滑。光绪年间,高岭土虽有小规模的复采,但仍是杯水车薪。

高岭矿洞遗址

高岭古道

沧海桑田,高岭山的采矿遗迹已掩映在秀山丽水之间,瓷业竞争也早已摆脱手工业陶瓷技术壁垒与高岭土资源束缚,现在瓷业竞争在于人才、创意、科技、营销与传播,在更多维度展开市场资源争夺。虽然如此,高岭山和高岭土的故事对景德镇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是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最宝贵的一部分。

高岭土印证了景德镇陶瓷文化辉煌历史,印证了不同文明的竞争与融合,印证了几个世纪前的一带一路以及人类的早期全球化努力。

原标题:《它,印证了景德镇瓷业八百年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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