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直面痛苦的勇气 | 韩炳哲《妥协社会》

左莫 2023-04-14 发布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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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 Weinmann

文化的潮流来回摆动，今天我们处在一种推崇积极性、肯定性和讨喜文化的价值趋势里。我们避免谈痛苦、耻于谈痛苦，因为痛苦是负面的想法，应该立即被正面的想法取代。然而韩炳哲在《妥协社会》中指出，个人的本质揭示于其痛苦所包含的异在之否定性中，而不是与惯常事物的关系中。故此拒绝痛苦的生命，即被物化了的生命，将被囚禁于同质化的地狱中。

我们需要直面痛苦的勇气

“告诉我你和痛苦的关系，我就会说出你是谁！”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整个社会。我们与痛苦的关系透露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痛苦即密码，它藏有解读当时社会的关键信息。因此，所有社会批判都必须完成对痛苦的一种诠释。如果仅将痛苦归于医学领域，那我们就错失其象征意义了。

如今，随处可见一种痛苦恐惧症，一种普遍的对痛苦的恐惧。人们对痛苦的忍受度也在迅速下降。痛苦恐惧症导致一种长效麻醉。人们对所有痛苦状况避之不及，甚至连爱情的痛苦也渐渐变得可疑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症也蔓延至社会性事物。冲突和分歧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它们很可能导致令人痛苦的争论。痛苦恐惧症也席卷政治领域。一致之强制和共识之压力与日俱增。政治安守在一个妥协区域，失去一切生机与活力。别无选择成为一剂政治止痛药。弥漫的中庸之气治标而不治本。人们不再争辩，不再奋力寻求更好的理据，而屈服于制度强制。一种后民主蔓延开来，这是一种妥协的民主。因此，英国政治哲学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呼唤一种“激进的政治”（agonistische Politik），一种不畏惧令人痛苦之争论的政治。妥协的民主无力锐意改革、实现愿景，这些都可能引发痛苦。它宁愿选择短期有效的止痛药，掩盖掉系统性机能障碍与扭曲。这样的政治没有直面痛苦的勇气。如此一来，同者（das Gleiche）便大行其道了。

如今的痛苦恐惧症基于一种范式转变。我们生活在一个试图消除一切否定性的肯定社会。痛苦之否定性却不容置疑。然而，就连心理学也附和这一范式转变，从“苦难心理学”这种消极的心理学，转向研究健康、幸福与乐观主义的“积极心理学”。负面的想法是要避免的，它们必须即刻被正面的想法取代。这种积极心理学甚至让痛苦也臣服于绩效逻辑。新自由主义思想极具复原力，它从创伤经验中为绩效升级制造催化剂。人们甚至谈及“后创伤性增长”。这种复原力训练是一种心灵上的力量训练，企图将人类塑造成对痛苦极不敏感的、永远感到幸福的功绩主体。

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物化了幸福。幸福绝不仅仅是众多能带来更高绩效的积极情感之总和，它对优化逻辑避之不及，不可用性是其特征。幸福中蕴含着否定性，真正的幸福绝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使幸福免于被物化的恰恰是痛苦。痛苦承载着幸福，使幸福长久。“痛并快乐着”并非矛盾的修辞。

妥协社会与功绩社会相伴而生。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苦难的被动性在“能”（Können）所支配的主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如今，痛苦被剥夺了所有表达的机会，它被判缄默。妥协社会不允许人们化痛苦为激情，诉痛苦于语言。

此外，妥协社会也是一个点赞的社会。它沉溺于讨喜的妄想中。一切都被磨光、理平，直至称心如意。赞是表征，是针对当下的止痛药。它不仅掌控社交媒体，也席卷所有文化领域。任何事物都不该带来痛苦。不仅艺术，就连生活本身也要够得上在Instagram晒一晒的标准，去除可能引发痛苦的边缘和棱角、冲突与矛盾。人们忘记了，痛苦有清洁之能、净化之功。讨喜文化则缺少净化的可能。在讨喜文化的表面下积聚着肯定性之渣滓，人们在这些渣滓中窒息而死。

一篇针对现当代艺术品拍卖的评论这样说道：“很显然，无论莫奈还是杰夫·昆斯（Jeff Koons），无论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那些大受欢迎的裸女卧像、毕加索的女性画像，还是罗斯科（Rothko）匠心独运的色域作品，甚至那些卖出天价的超精修复版伪达·芬奇圣杯，都必须第一眼看上去即出自一位（男性）艺术家之手，且媚俗讨喜以至于平庸乏味。后来，至少有一位女性艺术家也跻身此列：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创下巨型雕塑作品的拍卖纪录。她创作的《蜘蛛》（20世纪90年代版本）售价3200万美元。然而，就算巨型蜘蛛也少了些危险的意味，仅仅是非同寻常的装饰而已。”甚至把道德包装一番，以期获赞。道德与讨喜一见如故，和谐共生。异见（Dissidenz）堕落为设计（Design）。与之相反，杰夫·昆斯展现的是一种无道德内涵的、纯装饰性的点赞艺术。正如他自己强调的那样，面对他的艺术，唯一有意义的反应就是一声“哇哦”。

如今，人们倾尽全力把艺术硬塞进名为点赞的紧身衣里。这种对艺术的麻痹连古代巨匠都不放过。有人甚至强行将它们与时装设计联系在一起：“展出精选的肖像画作时，旁边还播放着一段视频，用来演示当代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在色彩上可以多么契合古代油画，比如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derÄltere）或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作品。当然，展出方还不忘指出，古时候的肖像画就是如今自拍照的雏形。”

讨喜文化的成因多种多样。首先，它源自文化的经济化和商品化。文化产品越来越陷入消费强制之中。它们必须具备可消费的形式，即讨人喜欢的形式。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相伴而行。消费品被赋予文化剩余价值，向消费者承诺文化与美学体验。因而，样式便重于使用价值。消费领域挤压文化领域，消费品呈现出艺术品的姿态。如此一来，艺术领域与消费领域便混为一谈。这就导致现在的艺术利用消费美学，从而变得讨喜。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相辅相成。文化与商业之间、艺术与消费之间，以及艺术与广告之间的区隔被撕碎。艺术家自身不得不沦为品牌，以适应市场，讨人喜爱。经济的文化化亦波及生产领域。后工业的、非物质的生产掌握了艺术实践的形式。它必须有创造性。然而，这样的创造性只是经济策略罢了，它只允许百变不离其宗的同者存在，却无法通向全然他者。与裂隙（Bruch）相比，它缺乏能带给人痛苦的否定性。痛苦（Schmerz）与商业（Kommerz）彼此排斥。

当艺术领域尚遵从自己的逻辑行事，与消费领域泾渭分明之时，人们还不期待它能讨喜。艺术家们亦与商业保持着距离。那时人们还认同阿多诺的名言：艺术是“对世界的陌生化”。按照这种逻辑，舒适艺术（Wohlfühlkunst）就是矛盾的。艺术须得使人诧异、扰人不安、惹人心乱，它要能令人感到痛苦才行。艺术在他处逗留，于陌生之中“在家”（zu Hause）。恰恰是这种陌生性，使艺术品身披光晕（Aura）。痛苦是一道裂隙，那是全然他者得以进来的地方。正是全然他者的否定性使艺术有能力与主流秩序进行“反叙事”（Gegennarrativ），而讨喜则让同者大行其道。

阿多诺曾说，鸡皮疙瘩是“最初的美学画面”，它将他者的侵入表达出来。无法战栗的意识是被物化了的意识，它没有能力产生经验，因为经验“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痛苦，在这种痛苦中存在者本质性的他在（Anderssein）相对于惯常的东西而揭示出自身”。拒绝一切痛苦的生命，也就是被物化了的生命。唯有“被他者触动之感”才能使生命鲜活起来，否则它就会被囚禁于同质化的地狱中。

如今我们不愿让自己遭受痛苦，然而痛苦却是为新生事物和全然他者接生的助产士。痛苦之否定性使同者中断。在妥协社会这座同质化的地狱中，痛苦之语言、痛苦之诗意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只能容纳“快乐的散文”，也就是“阳光下的写作”。

我们可以把安徒生童话《豌豆公主》作为晚期现代人类超敏感性的一个隐喻。床垫下的豌豆给未来的公主造成如此多的痛苦，让她彻夜难眠。如今的人们可能就患有“豌豆公主综合征”。这种痛苦综合征的矛盾之处在于，痛因越来越少，而痛感越来越强。痛苦的程度无法客观确认，只能主观感受。“痛苦之无意义”伴随着日渐高涨的对医学的期待，让哪怕是很小的痛苦都显得难以忍受。我们不再拥有意义关联、叙事、更高的审查机构以及目的等有可能超越痛苦、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如果豌豆消失了，人们就会开始抱怨床垫太软，让人受罪。其实，真正让人痛苦的恰恰是漫长而无意义的生命本身。

本文整理摘编自《妥协社会：今日之痛》[德]韩炳哲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