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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的第三个周末，表姐结婚，受邀赴上海参加喜宴。时隔四年，受其间疫情不稳定因素影响，本次再度自由前往上海，使我备感期待。由于主方住在松江区，因此，在当天晚上抵达住地以前，白天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在市区游览。我迫不及待地选乘了最早一班于6:20开出的高铁班次出发，经过不到三小时的车程，就在9:13到达上海站。 上海地铁3号线-上海火车站
从上海站出来之后，我乘坐地铁3号线，往北，在虹口足球场站下车。此站与地铁8号线相交，因此是一座换乘站。上海地铁3号线最早开通于2000年12月26日，又称明珠线，由于其建设在曾经市内一段沪杭铁路与淞沪铁路的旧线上，全线29座车站里有24座车站都设在高架桥上。因此，从3号线下车，再从8号线的出口出来，高度大致相当于普通小区民宅7层楼上下，可谓是一些上海青年所调侃的“从大气层到马里亚纳海沟”。从虹口足球场的6号出口走出，即使近来历经“倒春寒”，但春天的气息还是迎面扑来——盛开的樱花铺满眼前。邻近此出口的绿地景观即是鲁迅公园。鲁迅公园原名虹口公园，是一座纪念性公园。 鲁迅公园正门上的标牌
1932年4月29日，日本人在虹口公园为裕仁庆祝“天长节”。朝鲜半岛的抗日先驱尹奉吉义士，成功在此炸死参与“一·二八”事变的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1945年9月2日，停泊在东京湾内“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方签署投降书的外相重光葵，其人断掉的一条腿，也在此次刺杀行动中被炸断。尹奉吉君在爆炸发生之后被日本人缉拿，于当年12月遭到残忍杀害。今日鲁迅公园中，设有他的专属纪念石，那就是他当年英勇杀敌的地方，写着“尹奉吉义举现场 1932.4.29”。由于当年的黄浦江以北、闸北（华界）以东的大片土地，都是上海公共租界中日本人活动的势力范围，虽然此地居留了大量日侨，却也在客观上为中国的左翼文学人士起到了庇护作用，而鲁迅先生人生的最后几年，这里就是他的主要活动范围了。1933年4月11日，他迁居虹口山阴路132弄大陆新邨9号，至1936年10月19日在此与世长辞，达1287天。是年10月22日，鲁迅先生的灵柩葬于万国公墓，整整7300天后，1956年10月14日，人们将鲁迅的墓地迁至虹口公园，1988年，此园正式更名鲁迅公园。我曾在2019年拜谒此地，时值夏暑难耐，无处落脚，待走进鲁迅墓时，绿荫植被茂盛，就忽然感到无比清凉，也真蒙先生荫庇，可以在一旁的石凳上休息片刻。 2019年7月29日 鲁迅公园
走过鲁迅公园，向东从甜爱路右拐，看见道路两旁成列排行的水杉树直指苍穹。说起水杉，我曾用网名“松下风清”中的“松”，其实就指的是水杉，因此很有渊源，至于有什么故事，请听以后分解。由于现在还处于初春时节，水杉树尚未抽出绿色的新芽，想必等再过两个月来，甜爱路整体的氛围就凸显无余了。据说上海的情侣们都会来甜爱路走走，因为其路名就有着美好的寓意。我也在路边的特制留言板墙上，看见了许多海誓山盟，那么这成排水杉树，想必就又起到了万古长青之意吧。走出甜爱路，左手边的拐角处就是上海内山书店的旧址。内山书店创始于1917年，初名进步书店，位于虹口北四川路魏盛里（四川北路1881号），1929年迁至施高塔路（四川北路2048号），由在华日侨内山完造所开设。书店于1945年关停，1949年上海解放后改为公营重新开张，名为上海新华书店虹口区店山阴路门市部。1980年，此店公布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 内山书店外景
1927年10月5日，鲁迅来沪第三日，即造访内山书店，并在此后将书店作为一个重要的活动据点。内山书店东北方向不远处的山阴路132弄9号大陆新邨，是他生前的最后一个寓所，也是经由内山介绍后入住的。回到内山书店来，2022年11月，该店经过复古装修，还原了民国时代的原貌，并重新挂名：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白色双开门与其余窗户玻璃上的木格栏以及两侧干净的展示橱窗，配合镶嵌小石子的青灰色墙壁，东西方现代建筑风格的中和，在上海体现得淋漓尽致。店内按照鲁迅出版过的“集”，分为几个部分，一楼是“南腔北调集”与“引玉集”；二楼是“而已集”与“集外集”；三楼是“华盖集”与“三闲集”。我不知是否是由于我在书店刚开门就进去，造访时间太早，一楼的内山书店原址展室并没有开门，消去了原本我最期待的部分。从二楼上去，走进临街窗户，视野开阔，可以远看四川北路，但这也并不是主要内容。而三楼则直接用护栏围起，不能继续参观。此外，书店里关于鲁迅的展示陈设显得过于冰冷，没能很好体现鲁迅本身所表现的元素，当然也可能是我的审美要求过高。在纸质书也渐渐式微被电子读物所取代的当下，书店创收已经完全摆到台前，而店内陈设似乎也走向某种统一，因此店内的咖啡馆占据了最主要的部分。但另一角度看，假如其文化属性的陈设就只得堆砌在某个特别房间，而不能使整体看起来协调，商业的氛围过于浓厚，那么反而失去了书店本身的文化定位，成了带有鲁迅纪念性质的咖啡馆主体，这种“咖啡主义”的形式，使我感到失望。想必鲁迅要是来到这样的地方，也会不高兴的。由于此书店刚改造好不到半年，过于“稚嫩”，还需要等待一种气质的积淀。 内山书店西墙楼梯处，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对话
后来我又去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门口的大夏书店，那种文化的气息就显得舒适一些。只是行走在其间，总是能想到鲁迅笔下《故乡》里的一句：“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此处的“我们”，指我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与像上海这样在中国数一数二城市之间，我少年时代来到这里与青年时代来到这里所产生的看法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想必含有我对未来的某种迷茫，与对自我出身在当下的隐忧。作为工人阶级家庭培养出来的小孩，近几年时常意识到自己既“幸运”又“不幸”。我所幸的是父母多年以来花了好多钱供我读书，让我“明目”，同时他们也很支持我走自己的路。但我所不幸的同样是在这个大小气候交织的时代中，他们为此负担了许多债务，抛去了原本也许在物质层面会更为丰富的生活体验与实际质量。如此，当我还没有为扶持起家庭尽经济层面的力量时，我就对探索这种当下越来越需要金钱支撑的城市文化的行为产生负罪感。几年在外的漂泊，与对马哲基本观念的接受，也使我对近年来变得逐渐有异化倾向的城市文化产生出一种批判的态度，这在我此次来到上海时，就全然暴发出来。我来到自己曾经理想的研究生考试目标院校，虽然在大三那年由于综合原因，最终放弃了这样的路径，但当我这次正式来到师大门前，总还是会让自己感到一种对自身学历不够的忧愁。这倒也让我在心中燃起新希望，或许未来的某一天，我还会拾起书本，参加这样的考试，去追求我的梦想。 曾想报考上海师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因家事需要只得暂时作罢
从上海师大坐车到徐家汇再换车到淮海中路，站台的公车到站显示屏是墨水屏，让人感到新奇又简洁。公交车上的报站系统是普通话、上海话、英语各一遍，我素来对各地方言灵敏，听着车上播报的吴侬软语，顿生好感，自己也忍不住要跟着语音后面念叨，纠正自己一口“洋泾浜”的发音。虽说现在江浙沪地区的下一代普遍都难听到说方言的，但我在车上还是看见一位母亲与她的孩子讲起了上海话，孩子也以上海话应答，语音语调都显得十分可爱，这正是一种乡音的传递。我在淮海中路·思南路站下车，本想先去复兴公园拜谒一下马克思、恩格斯二位共产主义导师的雕像，却在途中偶然找到了位于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的《新青年》上海编辑部。这是一栋两层青砖小楼，虽然屋子不大，却曾经孕育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为无数青年提供了进步的动力。 《新青年》上海编辑部旧址
此次上海之行的最后一站，停留在徐汇区的淮海大楼。淮海大楼1931年破土，1934年竣工，位于霞飞路（淮海中路）与善钟路（常熟路）岔路口，初名恩派亚大楼，这里的恩派亚即是帝国的英文“empire”的中文英译，倒也能理解为旧上海的“帝国大厦”了，且纽约帝国大厦正是在1931年落成使用的。虽然淮海大楼地处旧上海法租界，但此大楼却是由凯泰建筑事务所的中国设计师黄元吉设计，由夏仁记营造厂施工，由浙江兴业银行投资建造，在那样一种政治气候中也是非常特别了。大楼落成时，主高6层，两边各4层。1980年，上海市拟在此基础上加盖两层，并将此楼租用给来华投资的外商居住，等到1985年，多加盖的两层最终分给了部分住房困难的市民，使得建筑主体变成了今天看到的主楼7层两翼6层。2020年，淮海大楼进入维修期，上海市相关部门采取了“修旧如旧”的原则，将大楼外立面清洗干净，尽量还原成了民国时候的初始模样，改造得较为成功。2021年8月此楼改造完成时，我正好看到相关新闻，时值清江西大街167号清浦商厦外立面改造，其实本来就很适合上海这栋大楼的改造方案。清浦商厦的原址是国营公园商店，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虽然看起来很年轻，但其建筑用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因此，积极保存现状从而展现时代风貌也是很不错的。奈何我们清浦商厦，没有相应的历史文化底蕴积累，却硬要搞“民国风”，反而弄巧成拙，使人啼笑皆非。 “修旧如旧”的淮海大楼
离开淮海大楼，我就从徐汇区乘坐地铁，前往松江区的亲戚家，并在郊区度过余下的一天。我不禁感叹上海之大，一部分是快节奏的生活都会，另一部分则是慢节奏的世外小镇。按历史沿革来讲，在1958年江苏省松江专区整体并入上海直辖市的时候，松江本身就是地级行政建置单位，大致相当于今天地级“松江市”的概念，因此撇去历史渊源，实际按照距离，也的确就是多片城区的组合，是围绕着外环高架以内的市区，距离最近的一圈卫星城。当然，总体说来，此次上海之行给我的精神所带来的冲击与鼓舞，对未来的几个月，都会产生一种对照的效果。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与缺漏。如此，冲击也成了一种鞭策。只是我始终觉得，如果一直都在路上前行，就一定不会晚。 复兴公园里的导师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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