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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长河中，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人文积淀，是广州厚重的文化财富。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强市的建设，是广州延续城市文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城市博物馆，广州博物馆肩负着讲述、传播城市历史文化的职责和使命。为此，我们精选馆藏百件代表性文物举办“读懂广州”首展，提纲挈领地向公众展现岭南文化、海丝文化、创新文化、红色文化要点，感悟历史启迪未来，一起读懂广州，热爱广州，奉献广州。第一部分 多元融合的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秦平岭南，赵佗和辑百越，揭开了开发岭南、汉越融合的序幕；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原人民大量南迁，广州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展；隋唐宋元，商贾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兴盛，明清时期，广府文教兴盛，文人蔚起，“度越中原”，影响全国。广州建城2200多年间，岭南文化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十四年属邦”铜戈 秦 1962年广州区庄螺岗出土 内端一面刻有“十四年属邦工□蕺丞□□□”十二字。十四年为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这把铜戈是南下秦军的武器，是秦平南越的重要历史物证。木胎黑漆，盖面朱绘云纹，烙印“蕃禺”二字史载“蕃禺”即番禺，是秦置南海郡的首县，又是郡治所在。这是岭南地区“蕃禺”这一地名见于考古实物最早的一例，也是岭南目前所见的最早印章遗痕。 南越国（公元前204年-公元前111年）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地方政权，南越国遗址和墓葬出土的众多文物都带有汉文化内涵的铭文，反映南越国仿照汉王朝制度而立，同时又出现许多越式陪葬器皿，是汉越文化交融的例证。（相关阅读：南越文王墓）砖上刻有铭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西晋永嘉年间（307-311），北方战乱，广州不受战争影响，社会相对平稳，汉人大规模南迁，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艺，经济繁荣发展。三国东吴黄武五年（226），交州被划为交、广二州分治，“广州”因此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部曲”系汉代官职，“部曲将”设置于东汉末年， 魏晋时期沿用之，统领部曲的将领称为“部曲将”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制迅速发展，因社会动荡，部曲逐渐成为世家豪族的私人军队，并为主人从事农耕生产劳动。该印反映此时广州跟北方一样以部曲制为地方性军事和生产制度。凤鸟形金饰片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地区，近年多地考古陆续发现，广州地区较多出土蛙纹或凤鸟与蛙纹相结合的金饰片。岭南地区自古崇拜蛙，器物上多饰有蛙纹，这类型金饰片反映了此时期北方移民对岭南地区的影响。六面铜印 台钮顶面刻“白记”二字，印正面刻“周承公”三字，四个侧面分别刻“周君时”“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牋”“臣承公”。“白记”是下级对上级陈述意见的奏记；“白牋”用在叙事的书信中：“白事”印于姓名后面，专用于书简往来。晋南朝流行六面印，属私印性质。辟雍砚的主要特点是砚池围绕砚堂周边，如辟雍环水。辟雍砚始于东汉后期，发展于唐代。因唐朝皇帝极力倡导书法艺术，研习书法之风浓厚，砚台的需求量很大。随着瓷器制造业飞跃发展，瓷砚也随之盛行。该砚由端溪朝天砚石所制，砚面呈箕形，砚池底部凸出着地，形似足根；砚底后部两个梯形方足与底部呈三足鼎立状。造型古朴，属唐代端砚精品。端砚自唐代闻名海内，为传统文房四宝中的珍品，但唐代端砚流传甚少，该箕形砚为现存出土时间最早最完整的唐代端砚，为研究岭南地区用砚历史提供实物证据。木雕罗汉坐像 唐 该罗汉像于1950年在光孝寺大佛肚子内发现，既是极其珍贵的唐代广州佛教文化遗存，也代表这一时期高超的木雕技艺。 南汉高祖所铸，是当时流通量最大、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在印尼海域出水的印坦沉船也有发现，证明了南汉时期海外贸易的兴盛。（相关阅读：阳江石望铸钱遗址）
此花盆为南汉大有四年（931）铸造，盆体两面铸铭文“大有四年冬十一月甲申朔造”“供奉芳华苑永用”。芳华苑为南汉皇帝刘岩的离宫，在今广州城西荔枝湾一带，是南汉帝王游宴的花园。南汉是岭南地区历史上第二个地方政权，以广州为国都，改称兴王府，此时广州城建进入大发展时期，进一步提升了广州在岭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宋代是广州城建史上修城最频繁且规模最大的时期，据统计，两宋期间大小修城有20多次。宋初，广州子城的城墙还是版筑的土城，熙宁元年（1068）始改为砖城。熙宁四年（1071），经略使程师孟调集水军、厢军等大批军士，耗时一年修筑西城。从此，广州有了“三城”之称。南宋方信孺咏广州三城：“三城不断郁相望，千里长江势渺茫。蛮獠传闻亦胆破，从知岭外有金汤”。北宋西村窑位于今广州市西村皇帝岗，为北宋时期广州外销瓷生产基地，其产品在西沙群岛、东南亚及日本、斯里兰卡等地均有发现，见证了当时广州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往来。凤首壶是古代阿拉伯地区流行的器型，唐代开始烧制，大多出口至波斯、大食等西亚地区。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又称白沙先生，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是广东唯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由理学转变为心学，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献章以“学贵自得”“学贵知疑”为核心，开创了岭南第一个成熟的学术派别——“江门学派”。陈献章平生清雅好琴，常携琴游走四方或与好友抚琴唱和，此琴传为陈献章收藏和弹奏。
“寒涛”琴局部 湛若水著《圣学格物通》 清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广州府增城县甘泉都（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大儒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格物为体认天理”与“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创立了“甘泉学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他创办书院近40所，门徒多达4000余人，缩小了岭南学术与素来发达的江浙学术之间的差距，有力地推动了岭南文化发展。浮雕荷叶形犀角杯 明 明清时期，象牙、犀角、水晶、珊瑚、琥珀、酸枝木、硬木等贵重物料源源不断地从海路输入广州， 并由工匠加工制成精致的工艺品。 此杯用进口犀角雕刻而成，是古代最珍贵的盛酒器，兼具药用和艺术欣赏价值。犀角有清热解毒、定惊止血的功用，工匠把犀角做成酒杯，希望犀角的药性溶于酒中，在饮酒的同时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浮雕荷叶形犀角杯 陈恭尹撰《镇海楼赋》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仲春，“岭南三大家”之一陈恭尹与友人相约登越秀山镇海楼，极目远眺，层楼怀古，作此赋并自书。此作品传承有绪，兼有历代题跋，被誉为“粤中巨迹”。明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候朱亮祖将宋代三城合一，在越秀山最高处修建望海楼，后称镇海楼（相关阅读：广州镇海楼与明城墙），楼借山势，威震南疆。“镇海层楼”“越秀层楼”被列入清代和现代羊城八景。六百多年间，镇海楼曾作为明清广州老城标，见证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2019年又成功入选中华历史文化名楼，继续传承岭南文化。《镇海楼赋》局部-卢子枢绘镇海楼图
陈璞纸本观音山图横轴 清 陈璞（1820-1887），字子瑜，号古樵，番禺（今广州）赤冈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粤人以黎简、谢兰生、陈璞推为“画家三杰”。屈大均《广东新语》称“粤秀为广州主山…岗在粤秀肘腋之间，灵异所结，乃东广人文所恃赖者”。观音山是越秀山的主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越秀山被纳入广州城范围内，广东官员在山麓陆续兴建私家园林、书院学堂、军事设施等，该区域成为广州城军事要点、文化中心。
观音山图横轴-陈璞跋 观音山图横轴-李光廷跋 李光廷（1812—1880）字著道，号宛湄，宛湄轩，止庵。番禺化龙山门村人。清咸丰元年（1851）中举人，次年中进士，任吏部封验司主事，曾主讲禺山书院。石衡，字宝田，番禺（今广州）举人，喜收藏，山水学黄公望，作花卉亦风韵秀逸，官直隶涿州知州。汪兆镛（1861-1939），字伯序，号憬吾，又称微尚居士，晚号清溪渔隐，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清代画家。汪兆铭（汪精卫）之异母兄。苏六朋药洲品石图卷轴 清 药洲遗址位于今广州市教育路，原为南汉时修建的皇家园林当时广州西湖路附近一片泽国洼地，南汉高祖定都广州后，凿湖五百余丈，建成园第池沼，置三江奇石为洲屿，据说最初奇石有九，故名九曜石，又遍种芍药点缀，因此得名药洲。宋代以来，药洲为广州城内名胜之首，列入羊城八景。明代嘉靖元年（1522），广东提学道署已入驻此处，称为“南国传经地”，清代继续成为广东提督学政署的所在地，是清代主管全省文教的地方官署，简称学政学院、使院、试院、学署或学召，对广东文教发展至关重要。陈澧（1810-1882），字兰甫、兰浦，自号江南倦客，因其著作《东垫读书记》被尊称为“东塾先生”。广州府番禺县（今广州）人。被称为“东南大儒”“南交第一儒林”，享誉海内。陈澧创立的东塾学派是清代广东学术文化的标志之一，东塾弟子有名可考者102人，其中隶属广府籍者占绝大多数，张之洞曾称“庶几从此东塾学派流衍中原”。砚台一侧由该砚主人陆应暄题“井尔井，田尔田，宜丰年。素心兰室珍藏”，另一侧由梁鼎芬题“金玉其声，瓦铛其形。浑纯古朴，端洞精英。光绪十二年梁鼎芬观”。陆应暄是晚清广州府番禺县人，字石孙，号素心兰，著有《素心兰室诗钞》。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心海、伯烈，晚清文学家、藏书家、诗人，广州府番禺县人，清光绪三年（1877）入菊坡精舍，问学陈澧，先后任丰湖书院院长、端溪书院院长、广雅书院首任院长、岳州书院院长、钟山书院院长、两湖书院院长等职，与罗惇曧等人并称“岭南近代四家”。清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为课全省举贡、生、监经解诗赋，于粤秀山创办学海堂，延聘吴兰修、赵均、曾钊、徐荣等八位学者为学长负责教学以及校务工作。学制三年，不课八股，专课经史诗文，外兼小学（文字学）、天文、地理、算法等课程从事切实学问的研究。著名学者陈澧、桂文灿、梁启超等都出自学海堂，学海堂是当时广东学术的重要阵地。
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广雅之名，取“广者大也”“雅者正也”之意，即要培养学识渊博，品行雅正的人才。首任学长为梁鼎芬，后任有朱一新、廖廷相、邓蓉镜、谭莹、丁仁长等广东著名学者。课程分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4门，学生可自由选择，兼习文章之学，原定学制3年，后改为9年。广雅书院创建后即破除旧科举制度，设务实课程，办学宗旨“砥砺名节，关心时务，吸收新知，并使他们能出仕则为国家栋梁，为民则成为社会中坚”，是当时全国著名书院之一。屈大均（1630-1696），号非池，字骚余，又字翁山、介子，号菜圃，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其多才多艺，善画兰竹、山水，书法各体皆精，尤擅行草，墨迹传世不多。晚年致力于收集和编纂广东文献、方物、掌故，著有《广东文集》《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
岭南水乡通草水彩画册 十九世纪 画中建筑类似镬耳屋，是岭南地区传统建筑样式，房屋依水而建，岸边有石级，蓬船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蜿蜒的水道及河岸美景生动展现了岭南水乡居民与山水相互依存的生活方式。
摆件用完整贝壳雕刻而成，形如簸箕，外壁素身无纹，内壁剔地浅浮雕广州城东“百子桥”河道景观，饰蓬船、撑船人、上帝古庙等图案。《广州城坊志》记述：“百子桥，在东门外育婴堂侧，原名百花桥，又名状元桥。建育婴堂时，改名百子桥。”雕饰的建筑类似镬耳屋，为岭南地区传统建筑样式，展现清代广州水道及河岸美景，极富岭南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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