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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外交巡礼（一）：傲慢与偏见 一直以来，古代的中国都是关起门来搞发展，鲜少与外界接触，后来有了河西走廊——一条崎岖而坎坷的通商道路，才让长安、洛阳一带出现了许多外国人的脸孔。不过那也只能算民间来往，并非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即便有，也是我们以东方大国、世界中心的高昂姿态，接受来自边荒的蛮夷的贡物或朝拜，谈不上真正的外交。这种自我良好的状况延续时间很长，一直到清朝初期也未改变，因为清国的傲慢和封闭，不但在外交上没什么建树，还闹出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既是皇权统治的法宝，也是教化番邦的武器。在繁文缛节的各项礼仪中，统治者们颇能找到唯我独尊的感觉，然而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切又是那么的怪异和滑稽，甚至还会产生逆反心理。这种相互错置的思维模式，在外交上的碰撞便不那么愉快了。 1675年3月，俄国沙皇派尼古拉使团来华，觐见康熙帝时，清国的礼仪官按惯例要求尼古拉行三叩九拜之礼，尼古拉大摇其头，当场拒绝。他的理由很充分：在俄罗斯他只会在上帝面前跪倒双膝，就是对沙皇也只行单膝跪地的吻手礼。你康熙再厉害，最多也只和沙皇平级，怎能与上帝比肩？ 礼仪官们懵了，如此失礼之事前所未有，也万万不能在他们任上发生，于是大家好话说尽，像哄孩子一般哄了尼古拉半天，有个官员还差点给他跪下。最后尼古拉终于勉强同意，不过也提出了个附加条件，就是清国需安排隆重仪仗接待他。这个自然好说，就是他不争取，这仪仗也草率不了——如此露脸而又弘扬国威的机会怎能轻易错过！ 觐见那天，尼古拉在亦步亦趋的清朝官员引领下，大摇大摆地步入宫殿。彼时康熙端坐于大殿北侧，面前隔一道帐幕，尼古拉双膝跪倒，斜对着康熙迅速低了下头，还没等康熙“平身”便径自站了起来。 对尼古拉的失礼行为，康熙事后毫不犹豫地给了差评，说：“该夷不知礼数，言多狂悖，盖因声教不及之故，不必与其计较。”这话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俄使不懂礼数，说话也不着四六；二是分析了俄使不懂礼数、说话不着四六的原因，即“声教不及”，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到家。这种“大人不计小人过”式的检讨，透射的却是骨子里的傲慢。 康熙对俄国只做了“声教未及”的自我检讨，却没来及教他们怎么做，他的儿子雍正即位后，便想方设法要将这项工作落到实处。 俄国新沙皇安娜·伊凡诺芙娜登基后，雍正于1738年派前礼部侍郎托时、热和副都统宰三前去恭贺。使团出发前雍正再三训令，说以前俄使到中国傲慢而无礼，咱们不能那样，见沙皇如同见朕，要三叩九拜，让这些不知礼仪的野蛮之人学习学习大清国的礼数和威严。 彼得堡觐见时，托时亲自奉上国书，并率使团成员一起行三叩九拜之礼，让女皇和俄臣着实惊讶了一番。俄外交委员巴什罗夫宣读雍正国书时，托时等人仍跪地不起，女皇打断巴什罗夫，示意托时等人站起来，托时说什么也不同意，说这是大清的礼节，请女皇不要勉强。如此，托时等人直到巴什罗夫宣读完毕，才在“吾皇万岁”声中轰然起身，又引来女皇和俄臣一阵阵惊异。觐见完毕，女皇让使团回宾馆休息，托时等人又统统跪下，行大礼表示感谢，然后才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小心离去。 乾隆朝时，英国王室准备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于1793年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常驻使团来华，在热河行宫觐见了乾隆。大清关起门来过日子，是决然瞧不起这个番邦岛国的，使团刚一靠岸，来迎接的清军便冲上去，在船队上插上许多崭新的彩旗，上书“英吉利贡使”几个大字。对于英使提供的礼品清单，则一律写上“贡物”二字。这些改动令英使很是不快。觐见时，马戛尔尼在大英帝国是“大海的统治者”、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的信念指引下，坚决不肯行跪拜礼，所幸乾隆像他爷爷康熙一样大度，并未在此事上深究。 觐见后，乾隆命福康安陪英使团参观行宫，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一个八音盒表现出浓厚兴趣，以为其从未见过，便傲慢地问道：“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马戛尔尼淡然一笑，说：“这就是我们大英帝国的产品。” 福康安的尴尬，源于大国封闭的思维模式，总以为别人不如自己。这种思维不光奴才有，皇帝更甚，看看当时乾隆写给英使的诏书就一目了然了：“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鉴于你们倾心于中华文化，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节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见你词意恳切恭顺，深为嘉许。但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所以不能因你一国的请求，破坏天朝的制度。天朝富有四海，奇珍异宝早已司空见惯，看在你们诚心诚意、远道而来的份上，我已下令让有关部门收纳你们的贡品。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钦此。” 到了乾隆的儿子嘉庆时，不死心的英国人又派阿美士德勋爵率团来访。鉴于马戛尔尼的教训，这次大臣们强烈要求使者给嘉庆帝行跪拜礼，阿美士德自然不肯，随后双方便发生了混乱，大臣们推的推、拽的拽，连唬带劝，非要他们学习叩头不可，阿美士德等人则拼命抵抗并提出严正抗议。抗议报上去后，嘉庆帝龙颜大怒，敕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们。未完待续…… 清朝外交巡礼（二）：理智与情感 嘉庆皇帝此后确实再也没有见过英国人，可惜造化弄人，他的子孙们却以另一种姿态和英国人打了近一个世纪的交道。国道中落，道光、咸丰两朝再也没了祖宗的威风，两次鸦片战争让清国自以为坚固的海防成为历史，最后咸丰帝不得不在他临死前半年设立了总理衙门，以应对日益紧迫的外交局势。然而形式上的开放未能做到与思想同步，清国官员那种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并没有转换成外交上的豁达与洒脱，相反却走向猥琐自卑的另一种尴尬境地。当此时，两种极端思想交集，理智与情感纠结，让清国的外交显得不伦不类。 英国外交官威妥玛曾在一本日记中，记录了他与总理衙门打交道时的一些见闻，读来令人唏嘘。比如说：“中国的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的外交部完全不同。凡是各国使臣到总理衙门办事，对方一定端上茶果，然后由王公大臣陪坐，边喝茶边说话。”又说：“中国官员虽然有分工，但大臣们仍然不敢各抒己见。每次外国大使问话，大家都会观察别人的表情，大臣看亲王的眼色，刚入衙门的新官则看老臣们的眼色。如果亲王说什么话，大臣们不管对不对，都会轰然响应，连说'对对对’。如果亲王不说话，诸大臣谁也不敢先说话。” 日记中还记载了一桩他亲身经历的事：“一天，我去衙门办事，诸大臣谁也不敢先说话，我等得不耐烦了，便说'今天天气很好’，没想到诸大臣谁也不说话，最后还是一个姓沈的老官员打破了沉默，说'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诸大臣纷纷作答'今天天气确实好’，之后又没了声音。” 清国如此“理智”的外交表现，自然不被宣扬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人所理解，清国大张旗鼓成立的总理衙门，被西人冠以“儿戏外交”的名号，清国的外交官在他们眼里则都成了不懂事的小屁孩，用威妥玛的话说就是：“总理衙门里的大臣，不过都是一些喃喃学语的小孩子罢了，打他们，他们就会哭，哄他们，又会把他们惯坏。所以，用左手打他们，再用右手去抚慰他们，是对付中国外交家们的最好办法。” 威妥玛的话是有例证的，当时有个驻日本的公使便时常遭到戏弄。那些外国公使经常用手指弹他的额头，一边弹还一边揶揄：“贵公使真是福人福相啊，小脸儿光滑圆润，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接着又扯着他的朝珠说：“贵公使既然有这样的宝物，应该像小孩子得到好吃的一样，每天拿着它玩就行了。”有个俄国公使则每次都会随手扔些零钱，说：“小孩子，拿去买馒头吃吧。” 外交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甚至超越了经济和军事，外交上的欺侮也终究会演变成对国家和主权的冒犯，就像“黔之驴”，那老虎起初也是蔽于林间，“慭慭然”不敢造次的，待“荡倚冲冒”安然无事后，便毫不犹豫地下手了。彼时落魄的清国正像那“形之庞也类有德”的驴子，没有外交还好，设了总理衙门，其无能、落伍的官僚体系也暴露无遗，那等着吃肉喝汤的列强自然也不会客气了。 外交官中也有慷慨激昂的。观察廷枢唐景星因熟悉欧洲事物，于同治初年被选入总理衙门，他对外国公使那种专横跋扈的嚣张嘴脸便很不感冒。一次威妥玛因为一件小事和中国外交官拍了桌子，吓得那外交官两腿打颤，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时一旁的唐景星却忽然握着拳头站起来，作出要厮打的样子，怒斥威妥玛：“威妥玛先生，你凭什么拍桌子？”威妥玛更加生气，说：“你凭什么这样没礼貌，敢直呼我的名字？”唐景星说：“这是办公场所，你居然敢拍桌子，怎么要求我对你有礼貌呢？”威妥玛语塞，一时气势顿减。 事后有人问唐景星：“你怎么敢得罪外国大使呢？”唐景星说：“我在欧洲待过，很熟悉他们的礼仪，在外交场上拍桌子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他们犯错在先，当然不敢拿我怎样了。” 情感的外露与个性的张扬向来是中国官场的大忌，这种热血之士的热血之情，虽令人振奋，却违背了官场之道，也违背了清国的外交意愿——须知外交官只是代言人，是不能掺杂私人情感和观点的。唐景星不按规矩办事，在别人眼中便成了好大喜功的冒头者，迟早是个祸害，那些唯唯诺诺的上司们到底找了个理由，把他调出了总理衙门。 清朝外交巡礼（三）：喧哗与骚动 总理衙门只是清朝在国内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最初并未派驻外使节，1865 年，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备忘录，其中陈述了西方外交的种种好处，劝清廷采纳。第二年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篇《新义略论》的建议书，提议清国在国外派驻外交代表，以融洽各国政府间的感情。 由于这些推动，1866 年，总理衙门以正在休假的英国人赫德为向导，派出了一支赴欧考察团。然而对于这种露脸的事，大小官员却避之不及，以“总苦眩晕”为由推却，只有赫德的中文秘书、前山西襄陵县知县、已年界六十三岁的斌椿“慨然愿往”。时人劝阻斌椿，说这趟苦差前所未有，不知是福是祸，斌椿则慷慨赋诗回应，说“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把此行比作“万里坑坎”，足见斌椿心里也是没底的。 斌椿被授予临时三品文官衔以提高考察团的身价，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清国第一次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但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却毫不含糊地表示，该团不是正式外交使团，而只是搜集情报的观光团，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官方性质。该团成员有斌椿的儿子和三个同文馆的学生，在人员配置上也极具民间性。 考察团游历了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巴黎，所到之处万民空巷、欢歌沸腾。考察团回国后，团员们详细记述了诸如风土人情、高楼大厦、电梯、机器、煤气灯等种种见闻，对政治制度则一笔带过，还真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旅行观光团。 这种官僚式的外交一直延续到清末，并渗透于帝国的各个方面。1905年12，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并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锋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分两组，载泽、尚其亨、李盛锋为一组，戴鸿慈和端方为一组，共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等15个国家，所到之处，全都是最高规格的接待，有红毯铺地，国家元首亲自到场。 载泽对此颇多感慨，在他看来，这实则是一种不平等的态势，是强者在弱者面前所刻意体现的慷慨，是怜悯的优待、居高临下的外交。载泽大受刺激，并由此顿悟：只有改行宪政，那些“鄙我者”，才能“转而敬我”。不知是载泽在热情而热闹的迎宾场景中产生了自卑，还是觉得大清朝被欺负惯了不配有这样的礼仪，总之他没有在异国情调中迷失、或将考察变成旅游而有所感悟，也算不虚此行了。 载泽的这种个人感悟，就像死水中的涟漪，对泱泱大国的影响有限，更谈不上外交上的觉醒，另一组考察团在美国闹的一个笑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加利福尼亚大学盛情邀请端方与戴鸿慈二人赴校演讲，端方和戴鸿慈竟一左一右同时并立在讲台上，开始相互谦让。端方对戴鸿慈说：“请老前辈发言。”戴鸿慈说：“端兄和西方人交往多，懂规矩，请先发言。”接下来的情形更是让人喷饭：端方说一句，等翻译完毕，又对戴鸿慈说：“老前辈对不对？”戴鸿慈说：“对对。”然后端方又说一句，再问戴鸿慈：“对不对？”戴鸿慈又说：“对对。”此次演讲大约几百句话，端方也问了戴鸿慈几百次，戴鸿慈也就回答了几百次，一捧一逗有如说相声般。美国学生听得一头雾水，纳闷中国人演讲为何要两人同时发言。 清朝试图适应世界，却走得异常艰难，好似一个从洞穴中乍见天日的软体爬行动物，始终不能挺起身板。在这种情况下，外交人员也只能靠自身的一些小智慧来弥补外交的大缺憾了，李鸿章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李鸿章不懂外语，每次都是在会见外国使节前临时学上几句，却屡屡奏效。有次接见俄国使节，便想学几句俄语，结果这俄语极饶舌，李鸿章灵机一动，便在纸扇上写了几句俄语的音译，以应不时之需。如“请坐——杀鸡切细”，“谢谢——四包锡箔”，“冷——好冷得哪”，“好——好老少”，“再见——达四维大理也”。俄人听后，居然连夸地道。 1896年的7月13日，李鸿章访问法国，法国外长汉诺威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按照法国礼仪，在检阅仪仗队时，两国首脑要高唱各自的国歌。中国当时没有国歌，李鸿章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一段家乡合肥的小戏庐剧：“三河镇十字路开了门面，东边卖的是瓜子，西边卖的是香烟，中间卖的酒和面。针脑线头样样全……” 清朝外交巡礼（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西风东渐，中西文明不断冲突，也引发了清朝一阵阵的喧哗与躁动，然而弱国无外交，在强势的西方面前，清朝也只能搞一些被动挨打式的外交，总理衙门这个外交机构始终没能制定出成型而完备的外交政策，就连一些基本礼仪也都悬而不决，比如磕头的问题。 六岁的同治帝即位后，按例应该接受外国使臣的拜贺，可外国人始终不肯磕头，清国也早没了强制他们磕头的底气，这事就有些难办。总理衙门为此专门征求了几个封疆大吏的意见，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主张尊重外国人的习俗，免除跪拜礼，保守派大佬坚决反对，说不能为了外国人的方便而改变祖宗的规矩。最后争执无果，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只好以皇帝年龄尚小为由，拒绝外国使节的觐见。 觐见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872 年同治大婚时都未解决，当时为了回避礼宾问题，各国的外交官均未在邀请之列。翌年同治帝宣布亲政，各国使节再三提出觐见请求，总理衙门实在搪塞不下去了，只好召开专题会议予以讨论，最终同意了外使入觐可行鞠躬礼而不必磕头。 废除跪拜礼，清廷一直固守的颜面丧失，却又心有不甘，官员们便想方设法在其他方面挣些面子。有次外国公使六人入觐同治帝，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就对他们作了极其严格的礼仪规定。比如，公使想带佩刀入见，文祥不许；公使欲带多名随从同往，文祥亦不答应。然而公使们不管这些，觐见这天还是带了许多随从去，文祥于是吩咐下去：公使们每进一道门，便截留下他们几个人。如此围追截堵，最后公使们进到紫光阁时，身边就剩一个翻译了。公使们气得不停抗议，还把递过来的茶杯摔在了地上。 形式上如此，精神上更甚。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屡战屡败，每次都要割地赔钱，好坏说尽，可国人却能在文字上找回尊严，比如对讳莫如深的“赔款”二字，不论公文还是私信，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地以“抚恤”二字代替，为此还险些闹出一场外交纠纷。 中日甲午开战后，湖南巡抚吴大澂率湘军出关收复海城，并在誓师檄文中慷慨陈词，其中提到道光壬寅年（1842年）和光绪甲申年（1884年）的两次赔款，说中国军队战胜了外夷，但出于恩威并用的考虑，最后出钱“抚恤”他们。此檄文传至上海，被《申报》予以引用刊发，几家外国大报也进行了翻译转载，英、法领事看到后，马上致书清政府，严厉质询：“你们'赔款’的文书都在呢，白纸黑字，怎么反成'抚恤’了？”清政府赶忙解释，说这是个误会，并委派苏松太道专门致函道歉，这事才算过去。 以上事例无不反映出清廷在应对世界变化时的矛盾与纠结，其内心仍有大国情结，仍想维持大国尊严，却又在高压态势下不得不屈服，只好玩些欲盖弥彰的小把戏。更悲哀的是，面对残酷现实，清廷上下从来不找自身原因，也不去努力顺应潮流，而是一味地坐井观天，思想和他们身上的官服一样晦暗陈旧，自然与世界格格不入了。 光绪朝任吏部尚书的万青藜，便常有惊人之语。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中国在亚洲的东部，还没一巴掌大，万青藜见后很气愤，说：“中国不应才这么大点，这简直是在欺侮我们。”又有一次，他与同僚谈起世界各国，发表议论说：“天下哪有那么多国家？想来不过两、三个罢了，今日英吉利，明日意大利，后日又称瑞典，都是在蒙骗中国人。”接着又自我矛盾地说：“西方人说话不实在，比如英吉利，应该是三个国家，现在只有英国来了，吉国、利国却从未见过。” 高官如此迂腐，也别指望清廷有啥见地了。随着世界格局与国内思潮的变化，清廷也开始向西方派驻外交使团，以应对波谲云诡的内外风云。但这些官是不被人们理解的，1876年郭嵩焘出任第一任驻英公使时，有人专门写了一副对联嘲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籍。老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后来郭嵩焘回国后屡不得志，郁郁而终。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曾任驻俄大臣，回国后起居习惯均染欧风，全家老幼也都跟着效仿，窄袖紧腰，皮鞋礼帽，打扮与欧州人无异。曾纪泽一家子热情奔放，京朝人士却是深恶痛绝，说：“父亲以道学闻名于世，儿子却要用夷俗改变国习，简直是大逆不道。”一时物议沸腾，几乎要鸣鼓而攻之了。 这也不变那也不变，变的就只有尊严了。1898年的夏季，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总理衙门按惯例撰写国书，开头为“大日本国皇帝”云云。草表上来，光绪帝字斟句酌，很不惬意，又提笔在“大日本国皇帝”上加了“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个字，之后又修改了其他几处措辞，这才算满意。当此时，大清帝国当年那种冷漠的高傲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可怜与可恨了。 清朝外交巡礼（五）：罪与罚 由于多年的闭关锁国，清国官员既不熟悉外交事物，也不了解外国风俗，中国的驻外大使们也由此遭遇了许多尴尬。比如驻日大使杨枢任，某年元旦率众向天皇朝贺时便闹出了笑话。 按日本惯例，凡外国朝贺，天皇都要面朝南立于桌内，使臣则在离桌子一丈来远的地方向北三鞠躬，再趋步走到桌前与天皇握手，然后立于桌侧，说明随行各官同贺之意，并依次唱名，向天皇介绍参赞以下各官。各官听到自己的名字后即上前朝贺，礼节和大使一样。日本握手都是握右手，握左手则有亵渎之意，有个参赞叫汪度的，与天皇握手时却误举左手，天皇便把手缩了回去，不和他握。汪度不明所以，杨枢在一旁则大惊失色，悄悄拽了下汪度的右臂，暗示他出右手，没想到大殿地面甚是平滑，杨枢着急用力过猛，汪度也没想到杨枢会拽他，一惊之下，被宽大的衣衫绊倒在地，一时羞得无地自容。 日本每年有两个重要节日，春天的樱花节和秋天的菊花节。每逢这两个节日，日本天皇都要召集百官，设宴赏玩，各国大使以下各官也应邀参加。不过宴会采用的是西方礼仪，饭菜并不端上桌，而是放在大盆里由个人盛取，类似现在的自助餐。于是便出现了下面的状况：占了座位的，没有饭吃；去取餐时，座位又被别人占了。清朝使臣的衣服都很宽大，袖子也很长，不利于操刀拿勺，每每行动迟缓。而宴会的时间又很短，使臣们往往刚盛好食物，才吃一口，还没来得及下咽，宴会便结束了，所以多数人根本吃不饱。 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非李鸿章莫属，他多次以大清国总理的身份出访欧美、日本，期间也曾闹过不少笑话。1896年3月，李鸿章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庆典，俄皇后向李鸿章伸出手来，李不懂吻手礼，以为皇后向他索要礼品，急忙将慈禧太后送他的一枚钻戒放在皇后手上。皇后诧异地将戒指戴上，说了声“谢谢”，再次伸出手来。李鸿章觉得皇后很贪心，一时又无物可送，只好愣愣地站着，情形十分尴尬。 在英国赴女王御宴时，因为杯中咖啡太烫，李鸿章便将其倒入小碟，一口一口从容呷之，座中宾客无不窃笑。女王怕李鸿章难堪，便也将咖啡倒在小碟内，陪李鸿章一块喝。又一次，宴席中有一道烤鸡的菜，按照英国餐桌上的礼仪，要先用叉子按住，再用刀切割，之后再用刀子摁住，用叉子戳来吃。李鸿章不懂这个，依旧按照老家传统，一把将烤鸡抓起，准备先掰个鸡腿吃，宾客愕然，但出于对李鸿章的尊重，也只好照样子用手抓吃。 李鸿章率性而为，此后英国人吃鸡也不拘泥于刀叉了，从这方面讲，也算外交上的一种胜利吧。而对日本的外交胜利，则是建立在鲜血之上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谈判异常艰难，李鸿章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咄咄逼人的高压下焦头烂额、疲于应对。机会来自3月24日的下午四时，在马关举行完第三轮谈判后，李鸿章坐轿子返回驿馆，途中突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的袭击，左颊中弹，倒在血泊里。迷迷糊糊中，李鸿章不忘叮嘱随从人员，让他们不要洗掉黄马褂上的血渍，说：“此血可以报国矣！” 藉着挨了一枪的主动，李鸿章终于换来了日本的休战协定。《马关条约》的签订，也让这个经历了傲慢与偏见、喧哗与骚动、侮辱与损害的大清帝国，开始承受从外交到内政上的罪与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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