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张家界市境内革命工作考述

据《任弼时传》等史书记载，1934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电示，在湖南省大庸县（在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成立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以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领导地方工作。1934年12月10日，任弼时率领省委机关从大庸县城迁至永顺县的塔卧。任弼时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派出工作组，在以大庸县、桑植县、永顺县和龙山县为中心的湘西地区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土地革命。1935年4月，任弼时等人率领湘鄂川黔边省委机关先后迁至龙山县兴隆街和茨岩塘。是年8月25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军区的机关和红军大学迁到桑植县城东正街，时间长达三个月。至是年11月19日，从桑植县出发长征，任弼时除随军打仗和调查研究外，主要在桑植县城省委机关领导根据地建设。任弼时在1934年11月至1935年11月，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突出贡献，发挥重大作用。

纠正“左倾”错误思想

木黄会师以后，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帮助红二军团加强党团建设和政治工作。他除向中央建议“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外，还察觉到要在红二军团中纠正过去“左倾”错误思想。因此，以任弼时为首的湘鄂川黔省委于1935年1月27日在大庸县丁家溶主持召开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纠正夏曦所犯错误，恢复红二军团各级党组织。在丁家溶会议以后，任弼时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思想。1935年1月，大庸军分区政委袁任远在收编大庸县及其周边数县游杂武装之时，与个别领导意见不太一致，受到指责。袁任远做了检讨之后，仍被撤销职务。任弼时查明情况以后，任命袁任远担任湘鄂川黔省委秘书长。

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时，任弼时不仅牵头制定政策，而且带着王恩茂等人下乡检查工作，有的放矢地指导基层政权，领导工农运动。

1934年11月26日，在大庸县城建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于12月1日颁发《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不久，发出《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的决定》《分田工作大纲》；省委和省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等文件，要求“建立城区乡的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是年12月，桑植县、大庸县均建立县、区、乡苏维埃政权。

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法宝。任弼时为首的省委在《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等文件中强调：“必须广泛的建立党的组织”，吸收工人、雇农和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在每个工厂、作坊、街道和每个乡村、每个武装部队的连队和游击队当中建设党的堡垒——支部”，并且要求建立工会、农民协会、妇联等组织。

任弼时认为，土地改革是发动基层群众、巩固革命根据地“最基本的紧急任务，一切工作最中心的一环”。因此，省委决定“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斗争”。1934年12月，任弼时指示省委在大庸县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布置土地改革工作，并在大庸县城附近进行试点。至1935年初，新苏区完成分田工作，贫雇农分得土地。

土地改革之后，群众参军意愿强烈。任弼时为首的湘鄂川黔临时省委发布《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保卫新的苏区宣言》等文件，号召群众“积极参加主力红军、游击队、赤少队的组织”。至1935年春，大庸县、慈利县、桑植县和龙山县均建立独立团。扩红之后，任弼时抓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他要求：“要以最高强度来提高军事技术”，还提出“要健全军事行政机关”。

领导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

1935年2月11日，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指示，电文体现遵义会议以后红军新的战略战术。3月21日，大庸县后坪战斗失利。3月22日，任弼时等人致电中央请示红二、六军团行动方向。4月5日，任弼时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指示。4月13日，在桑植县陈家河与国民党军陈耀汉部相遇，任弼时、贺龙捕捉战机，打歼灭战，歼灭陈耀汉部172旅。红军趁势追击敌军，取得桃子溪大捷。

1935年8月上旬，由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电台联络密码被张国焘攫取。张国焘冒用党中央的名义，指挥红二、六军团。张国焘发至红二、六军团的电文出现矛盾，违背遵义会议精神。面对党内斗争复杂情况，任弼时下定决心解决问题。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于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六军团进行转移。

纵观任弼时在以大庸县、桑植县等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他建设根据地，开展革命活动，和贺龙等领导人一起，共同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成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中最重要的柱石”。

（作者赵琳系中共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室科长）

红军时期的任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