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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刘玉凯 || 教坛精英,学者楷模 ——詹鍈先生的学路历程(上)

 倚月临风 2023-04-14 发布于河北

╱ 非常年代的詹鍈先生

从上大学时候起,詹鍈先生给我的印象就是不大好接近,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他有架子。他没架子,算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整整50岁了,算是一位老先生。他面庞方正。皮肤细白,中等身材。看上去较胖,短短的银发,见人总是微笑着,他是“沉默是金”的那种不爱说话的人。在某个是非多的年代,慎言是避祸的最佳办法。话说多了,就惹事。

了解詹先生可以看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詹鍈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先生的《自传》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中的先生《自述》还有河北大学出版社林大志编的《詹鍈先生年谱》,都资料详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詹先生的人生经历。但是,《年谱》里有些地方,并不确切。我略加说明。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1969年有个战备疏散,当时我们都认为很快就会同苏联打仗,而且一触即发。一夜之间就决定了将天津学校本部的人全部疏散到邢台农村。后来,战争也并没有打起来,一部分老师就到了唐庄干校“劳动改造”,也不是仅仅让老教师去。其他同学大部回到了天津搞运动,只抽出1964级、1965级的一部分同学加上几位老师分别下沉到工人农民中搞写作实践,算作“教育革命小分队”。几个小分队分别到了塘沽港航道局、邢台煤矿、无极县东留善固、后来又有安次县廊坊等地,小分队。是不是有人到玉田、遵化,记不太清楚了。詹鍈先生和一部分学生分到了邢台煤矿。他虽然也下过矿井,大家怕他跌倒,一直扶着他走,并没有让大家在井下劳动。主要是象征性采访,让大家给报纸写新闻报道。詹鍈先生很谦虚,说不会写那些东西,自己说要向大家学习,没有学生欺侮他。他还能自己偷偷地买花生吃。只是他年纪大了,在生活上很不适应,这是个事实。其实学生们也不会写通讯报道。那时的感觉是“我们确实是脱离实际的,应该到工农兵中学习。”应该说,一些老师到下边去并不是为了挨整,而是以“接爱再教育 ”的名义参加活动。听说詹先生在那里是被认为表现很好的老师。我当时在东留善固劳动,向劳动模范吕玉兰学习;她是个很了不起的模范。我不觉得这就是惩罚,像我们这些“从旧学校里出来”的学生不改造行吗?如果真的从我们这一代人出了修正主义,那不真坏事了?

1970年河北大学迁到保定稳定以后,詹先生单身来保定工作。学校开始招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也用不着上多少课,詹先生已经被解放,那时是可以自由工作的,但是一切老先生都还没有上讲台。我清楚地记得他和中文系老师们都住最早环城东路中文系小院,后来中文系移至学校院内,他住在学校门口一个二层楼(后来的招待所)的一层靠门口阳面第一个房子,别人是两人一室,他是单独一间,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他。他比韩文佑、高熙曾先生要住得好。

我毕业以后,被分到了现代文学教研室教学。跟詹先生不是一个教研室。但是也知道他出过几本书,是很有学问的老先生,很想找他请教如何治学习,怎样研究问题,怎样进修提高自己。就找了一个由头敲他的门。他正在写什么,我来找他说话,他不但不烦,还很高兴。问我一些专业学习上的问题。我随口说读鲁迅杂文,不知道《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中的一句话:“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问题是“陆稿荐”是什么?詹先生听了以后,很开心地笑着说:“就是点心铺子。”

他看出来我是故意找茬说话,就没有进一步解释,就聊起来读书、写文章的事。他鼓励我系统读《鲁迅全集》,多看资料,做笔记,打好基础,学会使用工具书。其实我问的问题也并不是一句话能够回答的。后来我自己查明白了,才知道,陆稿荐固然就是“点心铺子”不假,但是原先是南京的一个熟肉店铺里的老板的人名。老板就叫陆藁荐。藁荐,其实是草帘子。这里边还个有趣的传说。说的是有一年夏天,天气热,煮好的肉也卖不了多少,傍晚关板时,见一个讨饭的老人,腋下夹着一卷藁荐,想来店里躲风雨借宿。陆老板为人善良,就让他睡到了灶间。第二天开板前老人却已经早早不辞而别了,但是留下了藁荐。陆老板就很随意地把破草帘子给烧火煮肉了。这时才发现肉香飘出来,街上的人闻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香味,都吃惊地问陆老板是什么香味。于是这一锅肉很快地卖光了。从此这家肉店的生意起来,卖的肉越來越多。陆老板好久才省悟過來:這不是仙人給我幫忙來了嗎!故事有点荒誕不經,不过很有趣。如果是谢国捷先生,他会跟我说很多故事;詹先生不会讲幽默话,他不会同我说笑话。

不过,我找茬跟他说话,他并不反感,而且和颜悦色,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同我说话没有一句闲话,只说读书学习的事,一点也不离题。这应该就是詹先生的一贯“执着”的性格。

于是我还告诉他,我从《东方杂志》上看到了先生的文章,竟然有7篇之多。记下来:

《曹植洛神赋本事说》(《东方杂志》39卷16号第54页,1943年)、

《玉台新咏三论》(《东方杂志》40卷6号第52页,1944年)、

《李诗辨伪》(《东方杂志》41卷2期第51页,1945年)、

《漫谈四声》(《东方杂志》41卷12期第53页,1945年)、

《论“裸体诗”》(日本小泉八云的英文本原作,詹鍈译,《东方杂志》41卷13期第54页,1945年)、

《改良国文教学制度刍议》(《东方杂志》4l卷15期第 54页,1945年)、

《乐调五音与字调五音》(《东方杂志》42卷1期第78页,1946年)。

这是28岁到32岁时写的论文。涉及到了音韵学、建安文学、先秦诗歌、唐代文学、日本文学。我告诉他,有一段时间,我喜欢到河北大学图书馆六库翻阅解放前的报刊杂志,发现我们学校有许多珍贵的旧报刊。如《东方杂志》《语丝》《新潮》《新青年》《清华周刊》《西风》《论语》《学衡》《礼拜六》《紫萝兰》《夜莺》《诗》等,《东方杂志》居然比较全,于是特别看看目录和重点文章。我告诉先生,我们学校的老师中,能够在《东方杂志》发表过文章的,似乎只有詹先生和滕大春、唐文播、胡毅等几位先生。他说认识胡毅教授,他年龄大些,留学美国要早些年(1926年)他没想到我会知道他当年发表的文章。他说,他手里都没有保存这些文章了。

詹先生谨言慎行,回答学生的问题一向很简单明了。李离先生说:有一次一个学生问詹先生“杜牧的诗《清明》中的'路上行人欲断魂’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断魂’,詹先生只说了一个字:'跑’。”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杜牧是写“跑”的心理,还是跑的样子。后来见到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朋友聊起此事,那人说:还真可能是写跑的形象。是不是指为了躲雨没命地跑?

詹先生的一生专心于读书和研究问题,总是让自己过得很简单,上学就是好学生,工作就是好老师,搞研究认准一个课题一直做到底,做到极致,甚至有让别人无法再插手的深入和继续的余地。成功的人做事总是遵循一条行为定律: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鲁迅称这种精神为“执着”。他曾经形容过这种执着精神为“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

《詹鍈先生年谱》中说詹先生是“多次讲柳完元的《封建论》。违心之论,幸未发表。”这恐怕不是事实,讲一篇古文有什么“违心”不“违心”。当时能够让詹先生出面讲课,应该看作是对他的特别高抬。这一待遇比萧涤非、周振甫还高。讲《封建论》,其实不是谁都有资格的。当年的背景是,毛主席说过他喜欢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为此还有一首七律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3年8月)。

柳宗元的《封建论》论述国家政制,是一篇影响深远的政论文章。“封建”的语义,学者们搞得有点乱,我们现在常说的“封建社会”大体指的是农耕时代君主专政的社会形态。柳宗元所谓的“封建制”,是指以西周为代表的“封土建邦”的政制结构。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从合理、顺势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利弊,总的来说是适应社会进步的。毛泽东说“百代多行秦政制”,是对柳宗元思想的肯定。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在中国已经运行了两千多年,弊端早已显露。期待有一种既能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又能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性的新政制。《封建论》中说:“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柳宗元说“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从而保证了国家权力集中、政令畅通。这是肯定的。秦的速亡,不是集权制不好,而是;不知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酷刑峻法,对山东六国采取高压政策。如柳文所说“亟役万人,暴其威刑”,征50万人戍五岭,70万人修阿房宫,70万人建骊山墓,15万人筑琅琊台。超过了人民所能够承受的能力。即柳宗元所说的,秦之亡,“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郭沫若《十批判书》中,有一章为《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毛泽东认为不妥。为此还写一首顺口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老二。”此事的背景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沉沙”。读《封建论》到后来就发展为“批儒评法”的运动。

关于这方面,詹先生只是如实地讲了柳宗元的文章意思,并没有涉及时政,这个课在当时给全系的师生讲过,我是听过的。当时,让有影响的学者讲《封建论》,是想强调遵“秦政法”,至于学者自己怎么讲,那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詹先生是说话谨慎的学者,如果说他说了“违心”的话,言外之意是他说了错话。詹先生在《自述》中没有说到70年代初他的这一段特别经历,是想淡化它。其实让詹先生受益的这件事让他在文革后重新成了知名教授,说名满天下也不为过。这倒是事实。

与此同时的还有1971年,郭沫若的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也让詹先生大大地出名。这本书在文革之中写成的书,有那个时期的极端思想倾向。但是它打破了文化荒凉,给学术饥渴的年代送来了一部似乎可以阅读的书。当时媒体对郭老著作的宣传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因为没有标明印数,不知道发行多少册,第二年书再版了。估计至少在10万册以上。我们注意到,书前有三段主席语,以标明是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观点研究唐代诗人。我们且不研究这部书的是非观点。只说郭老在研究李白生平时引用过詹先生的考评文章结论,说詹先生的考证颇详。大概指《李白诗文系年》中的话:“李白生于安西都护府碎叶镇”。这在当时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因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击退苏联军队入侵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才结束。由学者出面证明领土问题,是很好的做法。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苏联政府称珍宝岛属于苏联,反诬中国边防军人侵苏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珍宝岛无可争议地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在中国的管辖之下,有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巡逻。正这时,郭沫若的书里说李白生于今天他们的领土内的碎叶,说明古代的碎叶也是中国领土。这是连郭沫若也没想到的政治意义。但是,这件事却让詹先生的身分得到了肯定性的解放。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想借此翻身成名,但是在客观上詹先生是回到了学术自由天地。

╱ 聆听詹锳先生讲《文心雕龙》

1978年,我参加学校的进修班,先生给我们讲《文心雕龙》,我才第一次聆听先生的讲课。他声音并不高,清澈透亮,每周一次,两个小时讲完一篇。从后来的笔记查看,先生讲到的篇章十几篇,卷1选了2篇:《宗经》《辨骚》;卷6选了4篇:《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卷7选了3篇:《情采》《镕裁》《声律》;卷8选了2篇:《比兴》《隐秀》;卷9选了1篇:《时序》;卷10选了3篇:《物色》《知音》《序志》。而从卷2到卷6的20篇,1 篇也没讲。而这部分正是“文体论部分”。是先生正写《〈文心雕龙〉风格论》研究的主要对象。

我虽然过去读过《文心雕龙》,但是没有好好研究,詹先生的课让我对刘勰的著作有了兴趣。他那时天天按时工作,只有下午5点取报纸邮件的时间才出来走走。上课时从来也不误课,当时听课的人很多,有些是河北大学毕业的老学生,有些是闻风而来的文学爱好者。听课的人晚到与否他也不会在意,他似乎也看不见,只是自己专一投入地讲课。半年的课,他说话不快,一句废话也没有,也不会一句话三重复,更不搞什么对话、提问、互动等艺人的杂耍。我是特别爱听他的讲课见容,也欣赏他讲课的态度和风格。因为先生通文学、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他不但从文学理论的层面讲,也结合自己的对文学创作心理方面说清问题。这是先生的知识优势所在。

詹先生给我们进修的学生讲课时说过,他正在写一部《〈文心雕龙〉义证》方面的书,已经完成大半,他说还没有全部完成。他正好可以把写完的篇章讲给我们听。先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名家,而且早就有专著出版,有过研究著作的人讲课是最让人兴奋的。

先生说研究《文心雕龙》必须认真读《序志》篇。那里面讲了全书的内容结构。卷一的第一至第五,是讲“文之枢纽”,以后的20篇即从卷二到卷五,是“文体论”,詹先生称为“风格论”的主要部分。卷第六至第十,詹先生称之为“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其实,最后一章应该称为“本体论”。先生主要讲的就是文之枢纽、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本体论,这三部分内容对于我们搞文学研究的人更有实际的意义。

先生讲课,时有考证的见解展示给我们。如他说:“《隐秀》中的句子'秀句所以照文苑’,应该是'隐篇可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这一主张,他已经写进了自己的“义证”中:“'隐篇’二句是据曹批梅六次本,其他各本都把这两句话错简成一句'秀句所以照文苑’,就使人难以索解。纪批:此'秀句’乃泛称佳篇,非本题之秀字。这简直是望文生义,无法自圆其说。”他的讲解给我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印象。可以说,从此,我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有了点能力和兴趣。

学习《文心雕龙》直接的应用性的意义也有,比如《文心雕龙》也能告诉我们如何搞研究,如何写论文,在《文心雕龙·论说》里有精确的意见:“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作论文的人要综合各家不同的意见,经过专门研究,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来。这真是经典的阐述。至于论文的要求,刘勰也说过高标准:“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辩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甭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考察“论”这种文体,应该“钻坚求通,钩深取极”,深入钻研,以求通达。而不是浅尝辄止,敷衍了事。把是非辨别清楚。不仅对具体问题进行透彻地研讨,并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论述的难点攻破钻通,深入挖出理论的终极。

论著是表达种种思考的工具,用以对万事万物加以衡量。所以,道理要讲得全面而通达,避免写得支离破碎;必须做到思想和道理统一,讲究学术的严密性也说:“弥缝莫见其隙”,“敌人不知所乘”。把论点写得万无一失,要连一点漏洞也不给论敌留下。文辞和思想密切结合,使论敌无懈可击:这就是写论文的基本要点。因此,写论文要做到“论如析薪,贵能破理”,像劈木柴一样,以正好破开木柴的纹理为贵。如果斧子太锐利,就会超出纹理把木柴砍断;巧于文辞的人,违反正理而勉强把道理说通,文辞上看起来虽然巧妙,但检查实际情形,就会发现是虚妄的。只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当的道理来说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么可以讲歪道理呢?这也就是让我们通过论述解决关键性的问题,而不能隔靴搔痒。古人这些精彩的论述,切中要害,发人深省。长期以来,我们怠慢自己的文学理论,不知道我们的哲从之思,这是很遗憾的。

进修班结束后,我回到系里开始上课。学校的教学秩序也越来越稳定,詹先生从1980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每一届是4名。后来又招博士研究生。同在一起听詹先生课的老学员们各自回到教学岗位。我没有选择古代文学教研室,一时有点遗憾。但是,也没有因此而改变业务方向。因为我知道自己应该在现代文学专业里做点工作,不能只想自己的兴趣。这是当时的真实思想。我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业务方向,肯定会搞古代文学,在这种情绪之下,我不断购置了一些古代文学方面的书,也经常阅读古代的诗词、文学理论。《文心雕龙》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历史之谜。如先生所说,是古代文学理论的奇迹。先生的讲述,引经据典,辨误考证,讲得有理有据,而且能够纠正前人在理解上的错误意见。也对范文澜、王利器的校勘失误加以纠正和补校。先生治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重视证据,从来不说空话。我那时对有些篇章是能够背诵的,其他也能够熟读。我离开进修班后,就很少见到先生了,但是我知道他生活真的是满负荷地工作着。也特别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福瑞先生曾说到过,跟随詹先生读学位,是一种享受,先生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业,也在生活上帮助他们。先生甚至拿出自己的工资的一部分资助过学生的生活。但是他对自己研究生的要求特别严格。

我感觉到,詹先生最后的20年是先生最开心的晚年。他不但招研究生,也接受了几个大的科研藉项目,都成功完成。这是他一生当中一直希望的无干扰、无是非、有节律、有成果的理想教学生活。可惜这样的时间太短了。

从那个特别年代过来的人,多数人业务底子不厚,总是特别慨叹时代让自己的最好的年华丧失了。于是天天慨叹、月月慨叹,又丧失了追回的机会。詹先生到底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业务上有根底,知道自己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他没有慨叹,也没有怨天尤人。他选择了集中精力,追回失去的时光的策略,他成功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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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玉凯,天津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河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后辞职获准,专心读书和研究,又兼任河北民俗学会副会长。在中文系开设多门课: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学语文、钱钟书研究、鲁迅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等课。长期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和学术带头人,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为研究生开设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现当代文学文献学、《鲁迅全集》导读、鲁迅研究、近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等课。多年来发表的论文,出版著作有《学海梯航》《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破解鲁迅》《鲁迅杂文选评与研究》《中国俗成语》《出口成错》《成语文化》《中华民间文学史·歌谣编》《中国民间文学史·歌谣编》(高教教材)《中国民间文学作品选·歌谣编》(高教教材)《谁挑战鲁迅》(副主编)《中国节日志·安国药王庙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副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主编)《中国随笔小品鉴赏辞典》(副主编)《成语密码》(主编)《另类名著丛书》(《续红楼梦》《续水浒传》《续西游记》《续三国演义》)(主编和点校)等。参加撰稿《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中国名记者丛书》《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中国杂文鉴赏辞典》《中国散文小品鉴赏辞典》《中国序跋鉴赏辞典》《列宁鲁迅毛泽东杂文赏析》等书。在报刊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发表散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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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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