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赵凤琴1935年11月5日出生在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富家镇北台村转湘湖屯，这个屯子很小十几户人家，四面是水，把屯子包围了。屯子里姓赵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我的姥爷叫赵树有，解放前家里有几亩土地，土改时被划成中农成分，生了六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老婆死得早，又续了一个老婆，这个女人又带来一个女儿，这样全部加起来是七个女儿一个儿子。母亲排行老五，由于她面容姣好、亭亭玉立，在南北二屯是出了名的大美女，性格又开朗、活泼。用当地农村的话讲叫“会来事”，所以深得大哥大姐们的喜爱。在东北农村旧社会老人是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的，但她大哥赵凤文还是帮助她上到小学毕业。在当时能读到高小毕业已经算很不错了，何况还是女孩子。母亲16岁小学毕业后就到乡政府帮忙，按照现在的职位叫文员。1955年12月，元旦前父亲从广东回到老家台安县探亲，这时候他已三十岁了还没有娶媳妇。由于一直参军打仗，解放战争期间曾参加了四平战役、辽沈战役等以及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平津战役，最后跟随四野南下广东解放了海南岛。打了半个中国，最后驻军广东汕头市。国内战争结束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个人的婚姻问题一直也没有解决。再加上他这人比较传统，总想找个家乡的女人做老婆，所以就没在广东找。这次回到家乡一来探亲，二来准备找个媳妇带到广东。父亲当时是中校副团长了，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是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所以都很热心地帮忙、委托县妇联派人在全县找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最终发现我母亲比较合适，不仅年轻漂亮而且还有文化，家庭出身也不错，又在乡政府工作，政治上比较可靠。县妇联主任就叫乡长和我母亲谈话，希望母亲能嫁给父亲。据我母亲后来和我说：她开始是不愿意的，因为她有一个小学同学姓林，当时在鞍山市工作，叫什么名字她没和我说，两人情投意合，也算是青梅竹马吧，那时两人正在热恋中。但乡长代表组织上找她谈话，“要她服从组织安排，不行也得行”。那时母亲在农村乡下，没见过世面，思想单纯，所以架不住大家相劝。同时，乡里又派人到家里找我大舅做她工作。我母亲从小就爱听她大哥的话，就这样顺从了组织决定。当时父亲30岁，母亲18岁，双方见了一次面后时间不长，父亲就把母亲带到了广东。我是在广州出生了，父亲给我起名叫吕品，我现在想当时起这个名字，一是好记，五个口嘛;二是可能全家将来要达到五口人的目的；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从汕头市41军借调到广州军区帮忙，职务是团职干部，上校军衔。所以我们全家三口借住在广州市东山区的部队大院里。后来父亲转业到广东省公安厅当副处长，时间不长又去清远市监狱当监狱长。我们全家因此又搬到了清远市，住在清远监狱靠在北江边上的职工宿舍里。我听母亲说：来到清远后母亲没有工作，在家里照顾我和刚出生的妹妹。解放初期父亲由于是正团职转业，工资待遇很高，所以家里生活条件很好，由于当时广东清远地区很落后，物价很低，父亲的工资收入完全能够维持全家的开支，因此母亲可以不用出去工作。小时候我很调皮到处乱跑，由于监狱建在郊区靠近北江岸边，我就经常在田野里和江边上玩耍，年龄虽小胆子很大，经常抓小田鼠玩。有一次被一条大蛇给缠住了，疼得直叫，幸亏一位邻居发现给救了下来。听我母亲讲那是一条大蟒蛇有十多斤重，可以把人吞下，如果再晚来一步我的小命就葬送蛇口了。广东雨水多，又临江边，草地上经常有蛇出现，我能不死也算命大。从此以后，父母亲再也不许我单独外出了，我也是自那以后看见蛇就心里发毛。不过1994年我调到广东深圳市工作，当地人都爱吃蛇，红烧蛇、椒盐蛇；我开始还不敢吃，后来朋友不断地鼓励我，我就抱着报仇的心态也开始吃蛇了。在清远市我满四岁时，父亲由于在国内和援朝战争的年代里艰难困苦、饱受沧桑、积劳成疾、导致肝病复发不治病逝了，我的大妹妹吕兰英她才两岁。父亲病逝后对我母亲打击很大，在广东举目无亲，又带两个幼小的孩子，这对于一个年仅25岁的女人来说是非常悲伤的。省公安厅的领导代表组织和我母亲谈话，由于父亲是个老革命，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多次立过战功，出于对老革命后代的照顾，希望母亲能回到广州去住。毕竟广州比清远条件要好一些，并可以给安排合适的工作。母亲当时考虑到南方天气潮湿闷热，又经常下雨，北方人生活不习惯，再加上一个人带两孩子没有亲属帮忙照应，确实很难，因此谢绝了领导和组织的挽留，决定回到东北生活。当时我舅舅赵凤文是一个东北农村的老农民，来到广州接我们娘三个。他挑着担子，前面坐着我，后面坐着妹妹，母亲跟在后面。我们变卖了全部家产，只留下父亲的一块英纳格牌手表和他穿过并保留下来的几身军装和一条他在部队期间扎的武装带，给我留作纪念带了回来。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已经通火车了，不像前几次回东北还得坐轮渡然后还得倒火车。我们坐了三天三夜，中途换三次车才来到了辽宁省沈阳市一个亲戚家。到了沈阳后又暂住了几天，我大舅和母亲商量要到哪里去落脚呢？回台安县老家不现实，已经过惯了城市生活再回到农村去也不甘心。思来想去和我二姨取得联系，我二姨在内蒙包头市，二姨夫当时是建委的副主任家境不错。经二姨夫同意后我大舅又带着我们娘仨来到了包头市。在包头住了二年时间不到，我母亲说什么也不住了，主要原因：是我有一个表哥叫德林（我二姨的大儿子），神经不太好，经常欺负我。母亲一看这个架势不能再住了，就带上我和妹妹一起来到辽宁的鞍山市，我的三姨家。我三姨一家住在鞍山市铁东区东长甸附近的鞍钢职工宿舍，以前是个平房，住宿条件很差。三姨夫在鞍钢运输公司开汽车，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在家里不爱说话，什么事都听我三姨的。家里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大表哥叫王成国，自幼练武术，在当地有一定名号。但他们家条件不太好，经济收入也不多，住的地方很小，就三间小平房。我三姨看我们娘三个实在可怜就收留下来。在鞍山住了两年也不行了，并不是三姨家对我们娘三个不好，而是他们家住的地方实在太小了。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我们两家加起来大大小小共九个人，上个厕所都不方便。更不用说睡觉了，每天晚上挤在一起，冬天还好说，夏天实在是太热了。那个时候也没有电扇和空调，真是难熬。我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情景，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母亲后来和我说起那个时候的状况就不断地掉眼泪，总是说在别人家住是真难啊！鞍山住了二年后，母亲又带着我和妹妹吕兰英投奔锦州我四姨家。我四姨夫叫董儒，大连金州人，是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16岁参加了革命，1948年锦州解放后是从四野部队上派下来接收政权的转业干部，他早年还是四野部队文工团的团员。四姨夫很有才华，写得一手好字，又能说善讲，人又老实厚道，工作能力很强，在法院很得领导赏识。1964年派他到辽宁省委党校去学习一年，回来后就要提拔了。这时候省委党校转来了一封信，说他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在开会讨论时向组织提意见，希望党内多开展民主活动，这有攻击共产党的嫌疑。这个时候正是“四清“运动的高峰时期，各个单位都在搞“四清”划“右派“凑名额。本来法院领导准备把这事压下去，但中级法院内部有人嫉妒他，又有人把这事上告市委，阻止他提拔。法院领导和市委一看这事是政治问题，谁也不敢包庇。最后不仅没能提拔还被划成了右派。下放到锦州煤建公司当了一名卖煤送煤的工人，和他一同下放卖煤的还有中级法院的副院长，我和母亲及四姨一家当时住在法院职工宿舍，互相都认识，我管他叫李叔。我很小的时候和我四姨家的表哥董力行（比我大三个月）常到煤建公司第二营销处职工澡堂子洗澡，在这里经常见到李叔叔（原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当年他和我四姨夫一同从部队下来接收锦州中法，这时候都被打成右派，也算是“患难之交，同病相怜”吧。1978年我姨夫和李院长都被平反了，李院长又回到了中法当院长。而我姨夫却因长期心情郁闷得了精神病，经常住院治疗不能再当法官了，最后在煤建公司办理了离休手续。四姨夫被划成“右派”后得了精神病，经常在大街上演讲，在文革中对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进行批判。点名道姓，全然不顾社会上那些“左派”反对。有几次被造反派和公安局的人抓进派出所，但半个小时就放出来，因为全市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原中级法院的老法官老董，被打成右派得了精神病，大家都很同情他，后来警察和治安人员见着都躲着走，不愿意惹他不高兴。有一次我坐车去解放路上的锦州市委办公楼办事，远远看见一帮人围在市委门前的台阶上在听一个人演讲。我下车一看是我姨夫在讲话，周围几十人在听他演说，连讲带比划，评论中央某领导。我一听这还得了，必须把他带走。我就上前跟他说：姨夫我们回家吧，有话回家再说。我姨夫一看是我就一把把我拽住，跟大家说：这是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也是我外甥，他和四人帮是一伙的，然后他就说要把我也抓起来，围观的人群哄堂大笑。我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长期这样要出事的。我就赶紧驱散了人群，并找他大儿子董力行一起把他送到南山精神病医院住院去了。这个老人一生热爱毛主席，尽管被打成“右派”受尽了苦难，但追随毛泽东的思想是他永远不变的真理。我每次去探望他，他都在看毛泽东的书籍，写毛泽东的诗词。他的房间里摆的书都是毛泽东的著作，墙上也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他的精神病时好时坏，病好的时候我有时故意问他：你那么崇拜毛泽东被打成右派有没有怨气。他说：这不怨毛主席，都是坏人在背后搞的，与毛主席没关系。就这样他以一颗执着的心，瘦弱的身体，顽强的信念，与病魔抗争并活到了87岁。2017年5月老人家在锦州去世，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他是一个离休的老干部所以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逝世时我在深圳居住，由于当时身体有病不能前往，只好委托小妹妹带我向老人家及家属致以沉痛的哀悼。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来到锦州市时正赶上我姨夫下放煤建公司，全家情绪悲观。他们家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加上我们三个，共计七口人。他们的房间也不算大，三十多平米，住在法院的宿舍里。这个宿舍过去是四十年代初日伪时期建的洋房。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二十多户人家，都是法院的职工，院子里全部是瓦房，屋里地面铺的是木地板，冬暖夏凉。特别是取暖设施非常好，对我们从南方到北方怕冷的人来说是非常不错的环境。这在当时刚解放的锦州城也是非常好的房子。法院宿舍对面是原辽西省委的干部宿舍大院，很多市委的领导都住在那里。我四姨赵凤君在锦州制药厂担任检验员，母亲来到锦州后，为了生计也找到了工作，在锦州糖果公司质检科上班。我那时很小还没有上学，母亲就把我和妹妹吕兰英送到锦州市古塔区中央大街路旁的公办幼儿园里长托，每个星期六下午接回家，星期一早上再送回去。我每次回家后就不愿意再去并不断地哭闹。但当时在家里没有人看管我，所以，哭闹也没有用，照常去幼儿园。平时在家里和我四姨家的两个孩子一块玩，我和她大儿子董力行同岁，我妹妹和她大女儿董芳红同岁。虽然我们年龄相仿但从来也没有打过架，相处得很好。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好，还经常走动，这在亲兄弟之间也是很少见的，何况我们还是姨表亲。当时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国家遭受三年困难时期期间，家家粮食都不够吃，我母亲虽然变卖了我父亲留下来的家产，有一些积蓄。但也不断地到粮食市场买一些高价粮食填补家用，但长久下去也会坚持不住的。四姨为了能省出一个人的口粮，就把她女儿董芳红送到大连金州老家去，叫她爷爷、奶奶照顾她。这样一去就是好几年，为了这件事我和母亲为我四姨的做法深受感动。多年来，我对这个董芳红表妹家的事一直挂在心上，她的老公得了贫血重病，特别是在他儿子1983年考上阜新矿业学院上大学期间，我也不遗余力地在经济上帮助她们。不幸的是非常爱我们的四姨赵凤君于1968年的夏天由于高血压导致脑溢血，不幸去世，时年36岁。当时她还有一个二儿子6岁和一个小女儿才3岁。在我四姨家时间住了一年半，母亲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她人长得年轻漂亮，身材又好，在南方住久了肤色也很白晰，说媒的人络绎不绝。以前母亲怕我们兄妹吃亏受虐待，就一直没有再嫁的打算，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多了。首先，经济上压力大，父亲病逝后留下的积蓄已经不多了。再次，住房问题也是个必须要解决的大问题。两大家人住在一起还是有很多不方便之处。虽说四姨他们全家对我们娘三个照顾的很好，四姨对我和妹妹像自己的子女一样亲，但这样长此以往地住下去也不是办法。思来想去，母亲决定有合适的男人只要对我们兄妹俩好就再嫁一回。1961年的下半年，有一个男人经朋友介绍进入了母亲的视线，经过半年多的了解，母亲觉得这个人不错。他叫王浩然，年龄大我母亲十岁，身高178厘米，长得很潇洒，梳一个当时流行的背头，在锦州市人民银行工作，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工资每月开60.05元，在当时的经济条件还可以。他以前曾娶过两个老婆，大老婆病逝后留下一个女儿，当年18岁高中在读并住校。二老婆离婚后也留下一个女儿，正上中学也住在学校。就这样母亲和他相处半年后就结婚了，婚后我们就搬到继父家。继父的家也是很小，那个年代只要不是大领导，普通家庭的房间都不是很大。这是个市房管局产权的房子，一间半大，大约有20平方米。里屋是卧室兼客厅，靠南面窗户有一面东北普遍都有的火炕，屋里面有两个衣柜。靠墙还有一个桌子，地上有一辆半新不旧的钻石牌自行车。其它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外屋是烧火做饭的灶台，灶台上摆放着几口锅。对面屋是和我们家一样的结构，住着一对姓魏的老夫妻，还有一个小女儿。老头在外地上班，长期不回家，就是偶然见面也不爱讲话，老夫人也不爱讲话，每次见面就点一下头，算是打招呼了。我后来听院子里的老人说：这个女人旧社会是个农村穷苦人家的孩子，由于父亲赌博就把她卖给了妓院做了妓女，解放以后从良了。找了这个男人是医药公司卖药的，大她20岁左右，在辽宁锦西县一家医药公司工作，由于女方不能生育就抱养一个女儿。这个老妇人平时在屋里很少出门。她的女儿魏洁有时和我妹妹兰英在一起玩。我们住的院子很大，共有二十多户人家。正房有六间，是过去大户人家住的，雕梁画柱的很有气派。东西两面一排厢房，住着十几户各个行业的人员，有卖煤的、卖菜的，还有剃头的。正房里住着两户是过去的资本家，就是做绸布买卖的，后来“公私合营”了，据说很有钱。总之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一个很杂乱的大杂院。我家住在东厢房，上午看不到太阳，下午晒的要死。1963年9月15日继父在和母亲结婚后又生下我的一个妹妹，起名叫王亚非。我这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小的时候特别爱哭。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每天早上醒来先哭一场，我当时早上的任务就是先哄她停止哭闹，然后再打扫卫生，擦自行车，继父的钻石牌自行车漆都被我给擦掉了。继父前后三个老婆共给他生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他对我很好。但管教很严格，我小时候很顽皮，经常在外面和小朋友打架，不管我对错只要是有人告状，回家后就少不了一顿责骂，有时还要受皮肉之苦。小时候不理解，对继父产生了怨恨。有一次他打了我之后，我就跑到离家十多公里远的紫金山上呆了一整天，晚上天黑了才回家。还有一次我跑到四姨家呆了两天，是我母亲找到我才回来。1967年的夏天，母亲叫我去粮店买粮。本来中午放学后想睡一觉，但母亲说家里快没粮了，让我赶快买点回来。我不情愿地抓起粮袋就走了出去，来到粮店门前看到门旁边趴着一条大黄狗。我鬼使神差地上前用右手摸了摸它的脑袋，谁知大黄狗对着我的手腕子回头就是一口，一下子把我的手腕咬住，我一下大哭起来。粮店里的人都跑了出来，把狗打跑了。我的手腕子流了好多血，当时也不知道疼，哭着跑回家。母亲一看我被狗咬了一口，怕我得狂犬病。赶紧拉着我到附近的凌河区大白楼医院门诊部，打了狂犬疫苗，缝了四针。晚上母亲带着我到粮店查看是谁家的狗，找到狗的主人家，但狗的主人说，有人看见是我先摸的狗，所以责任自负。母亲说没有怪罪的意思，只是听人说被狗咬了后，把它的毛烧一下，然后涂在伤口上会好得快。这家狗的主人根本不理我们，于是母亲默默地带着我回到了家中。50多年过去了，我的右手腕上一直有四个牙印，深深地印在我的手腕上。从此以后，我是对狗又爱又恨。以后我也养过狗，但总是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被狗咬伤以后，我心里充满着对大黄狗的仇恨。伤好以后，我就找机会报复它。不敢去打它，我就买了肉包子掺点耗子药想毒死它。可能耗子药是假药，这狗吃了几次包子也没有死。直到后来我家搬走了，不在这个粮店买粮了，听住在附近的一位同学说，这条狗是真疯了，到处咬人，被街道造反派乱棍打死啦。我一听很高兴，我的血海深仇终于有人替我报了。在继父家最受益的是在我的学习上他抓得很紧，不断地检查督促我。每次考试后，他都要我把卷子给他看，要是考的不好，我心里直打鼓怕被责骂。所以，我在小学期间成绩一直在年级里名列前茅。再则，我的班主任老师姓候，是我继父大女儿王亚玲的高中同学，对我还是很关照的，再加上我个人的努力，这也是我成绩好的主要原因。现在我还认为：小孩子不懂事，靠自身控制不了自己。所以光靠说教是不够的，必要时还得靠严厉管教。网上介绍有一个家长把三个孩子打进北大的案例，我还是很欣赏的。文革时期学校经常停课，没课上我们几个男同学就一起到学校南边的小凌河和女儿河之间的草地上捉青蛙，然后用火烧，吃青蛙腿。那是1968年的一个夏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我们三个人就趁着雨停的时机来到了河边草地上捉青蛙。就在我们兴高采烈地大吃的时候，洪水下来了。我们仨被困在两条河之间，我们马上起身脱光了衣服趟水过河。我正走在河中心的时候，突然一个大浪打过来，我不知所措，慌乱地一松手，衣服全被洪水卷走了。我光着身子上岸后一脸的茫然，没有衣服穿了咋回家啊？没办法我只好借另一个同学的上衣围住下身，跑着回到了家。进了家门正看到母亲在做饭，为了怕她看见我的囧样，想从她身后溜过去。没曾想还是被她发现了，问过经过后，母亲结结实实地把我揍了一顿。文革时我还在读小学，学校停课不上学，我在城市里到处乱跑。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后，就跟着比我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学铁道游击队的队员扒火车到兴城县海军部队办的商店去买海军衫穿。记得有一次我扒一辆货车的车厢上，由于手没有抓稳，差一点就被火车碾到车轮下，小命也差一点没有了。母亲通过别的同学了解到我的行为后吓坏了，每天就把我锁在家中，不许出去。她怕我在城市里学坏，就在每个假期里送我到台安县富家公社的姥爷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左右。不开学坚决不让我回城。因此，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不管是寒假和暑假。只要是一放假，我必须立马走人。
锦州市至台安县富家镇（当时叫公社）中间要转三次车。先坐火车到大虎山站，就是“黑山狙击战”的战场所在地。然后再坐长途汽车到台安县城，最后坐县里班车到富家镇政府门前。下了汽车还要走五里地，穿过一条河，才到姥爷家。四年级以后母亲不再送我了，主要是工作忙还要照顾两个妹妹。所以，以后再去台安县都是我自己坐车，没有人陪同。说起来挺有意思的，我在姥爷家里要跟着大舅在我两个舅妈家里轮流换着吃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我大舅赵凤文有两个老婆，我叫大舅妈和二舅妈。当时富家镇南北二屯的村民都知道这事，这也是旧社会带来的实际情况。解放后政府工作人员曾劝说我大舅按照“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应该离婚一个。我大舅也征求两个舅妈的意见，是否可以退出一个。但两个舅妈谁也不愿意退出，我大舅和两个老婆只好这样过下去了。民不举、官不究，政府也就不爱再管这件旧社会遗留下的问题，任其保留现状。我问母亲这是怎么一回事，母亲就告诉我，在1945年的春天，大舅妈得了一种怪病，浑身都是疱疹。我大舅带着她去了好多家医院，又找了很多偏方都治不好她的病，眼看着就要断气了。这时候有一个老前辈，是我母亲的二大爷，告诉我姥爷说：只有一个办法看看能不能行，我姥爷说什么办法，二大爷说给凤文再娶一个媳妇，冲冲喜，也许管用。就这样在我大舅妈还没有断气的时候，把我二舅妈娶了进来。说也奇怪，二舅妈娶进门过了几天后，不打针、不吃药的大舅妈的病却在一天天见好，就这样大舅妈又活了过来，大舅妈很长寿，活了84岁才去世。我二舅妈姓冯，是富家镇富家村人。家境也不太好，家里7个子女她排行老六，为人忠厚善良，嫁给我大舅后生了6个子女，最后也活到了86岁去世。而我舅才活了76岁。两个女人带着各自的孩子，住在对面屋从来没有红过脸。大舅妈病好以后不仅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儿。所以我大舅两个老婆的故事在富家镇人人皆知。我大舅妈生了5个孩子，二舅妈生了6个孩子，两家的孩子相处也很好，从没有打过架，闹过别扭。这和我舅教育有方有关。不过后来二舅妈有一个女儿在1998年做保险业务时，被人误导迷上了“某某功”入毒很深。还被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收留了一年，经过政府的教育，改变很好，并现身说法，受到政府的表扬。据说现在在家里休闲。我舅的工分和口粮平均分到东西屋两家各一半，吃饭也是轮换着每家一个星期。两家的孩子互叫大妈、二妈。我呢，就跟着大舅的屁股后面，他到哪家吃饭，我就跟到哪家。当然，我也是带着辽宁省地方粮票30斤，每家15斤，不偏不倚。暑假期间我还到过富家镇荒地村去看我老吕家唯一健在的有血缘关系的姑姑。我姑姑叫吕国芬，是我父亲唯一的妹妹，我去她家时她已40多岁了。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我姑父叫张洪泽，是荒地村的生产大队的队长，在村里很有实权。我每次去他们家都好吃好喝地招待我，据他说：他认识我的亲生父亲，还和他一起吃过饭。荒地村在辽河的岸边，有大片的良田和肥沃的土地，水稻是荒地村的主要粮食。那个年代能吃上大米饭，是我梦寐以求的奢望。所以姑父家境很好，我时常去住些日子。姑姑很可怜我和妹妹兰英，说我四岁没爸，要是我爸活着得多享福。并说我是老吕家的一条根，吕家血脉的继承人。这主要是我父亲那一代的直系亲属没有什么人啦，男人就剩下我一个。在东北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所以在姑姑的眼里我是老吕家延续血脉的唯一男人，每次去她家都把好吃的拿出来招待我。我在姑姑家也是很顽皮的，经常和村里一些小伙伴到辽河岸边的堤坝上挖洞捉田鼠。有一次我把一窝刚出生的小田鼠带回家放在炕上逗着玩，被姑姑发现把我给骂哭了。她不知道是小田鼠，以为是家里偷粮食的耗子，恶心极了。有一次我去镇上赶集坐在一个不认识的大叔赶的马车，在车上我问他，大叔你认识我大舅吗？他说我不仅认识还是他亲戚呢。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有您这样的亲戚呢？他告诉我说：他在富家镇住，是我二舅妈的表哥。他还对我说你大舅两个老婆的事，我们富家镇的老人一提起来都认识赵凤文。我心里得意的想，看来我大舅还是富家镇的名人啊！时光过得飞快，1970年夏天，我小学六年级毕业了。继父王浩然被人民银行定为第一批去“五七”干校的人员。当时俗称“五七大军”。“五七”指示，举家从城里迁徙到农村落户生活的。有的全家在农村呆了几年，甚至有的是在农村生活十几年时间后又回到城里。当时，辽宁全省有几十万名老干部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疏散城市人口。我母亲非常不同意全家都去农村，而且银行还要把我们所有家人的户口也迁到农村。为了缓兵之计她说：如果一定要去，那我继父一个人先去，以后我们娘四个再去。但是银行的领导派人三番五次地来到我家做动员，赖在家里不走，我母亲迫于无奈只好把户口本交了出去。银行的工作人员立马就到派出所给迁了出来，母亲悲伤至极地痛哭一场。按照银行与当时地方革委会的安排，我们家被下放到辽宁省绥中县塔山公社香宝大队第一生产小队。辽宁绥中县现在隶属于葫芦岛市管理，1989年以前是归锦州市管理的县。塔山公社也不是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的塔山。它莅临绥中县城南侧18里地，南临渤海，北依京沈铁路和公路，是辽西走廊上一个大型的平原乡镇。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地下资源较为丰富，自然条件相对优越。主要产粮是高粱和玉米，近十几年才生产水稻。香宝村离塔山公社所在地很近，不到二公里，有八个生产小队。村子的南面有一条大河叫南河，河的两岸到处是翠柳，水面上生长了很多荷花。夏天荷花正是盛开的季节，远处望去就像山水画一样，非常漂亮。我们全家坐在汽车上，车上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具和行李。早上七点从锦州出发，下午一点才到达香宝村。市人民银行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护送我们到农村。我们所去的香宝大队第一生产队在村的最南面，离河很近。当地生产队的队长刘永富及村民把我们迎进家门。我们住在河边上一户民办教师的房子里，房子分为五间，我们住两间半，教师一家住另两间半。后来我听说我们住的房子是公社出钱给我们租下的。民办教师男的姓张，女的姓郭，都是香宝村的小学老师。张老师教数学，郭老师教语文。我的两个妹妹都在那个时候上过村里的小学。我就上了塔山公社的中学。在这三年里，我的继父被抽调到公社和县里帮忙，所以家里就剩我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个人。由于我们的户口落到农村，生产队里也分给我们一些自留地去种菜和粮食。由于我是家里的男人，所以种地的活基本是由我来干。我是边上学边种地，真是做到了学和农两不误。记得有一年生产队分给我们家500斤的高粱，200斤玉米，3000多斤地瓜。这是我们全家五个人农村户口一年的口粮。母亲把高粱去掉壳，玉米磨成面，加上地瓜，每天变换成花样来吃。时间一长就吃够了，再加上没有油水，每天都吃不饱。我呢天天吃地瓜，都是淀粉，所以早上吃完没到中午就拉出去。再加上我又爱运动。所以每天都饥肠辘辘的，浑身没得力气走路都懒洋洋的。两个妹妹也吃不饱，几十天见不到荤腥。总之，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一次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叫我母亲把家里的不爱下蛋的鸭子杀掉，我母亲看到我兄妹三个的可怜样就同意了。那天我把家里的鸭子捉住后就用菜刀把它脑袋剁掉，把毛摘掉后放到锅里给炖了，我们娘四个大吃了一顿，解了一次馋。以后母亲还调侃我说：为了吃一顿鸭子，差点高兴得晕过去。实际上家里养了十几只，也不差这一只。有一天母亲拿出30斤辽宁省地方粮票，叫我骑自行车到绥中县城的农贸市场换点玉米面。我骑行了18里路来到县城，到了市场后我先换好了玉米面，然后又花了两毛钱吃了一顿饭，跑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我现在还记得电影的名字叫《卖花姑娘》是一个朝鲜电影。这个电影一上映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说每个看完电影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哭得稀里哗啦。因为在农村看不到这样的影片，所以这次来县城我一定要满足心愿。电影里的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的悲惨命运、那优美的旋律、哀婉动听的歌声感动的我留下了心酸的眼泪。我是一个难得掉眼泪的人，但这个电影却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回到香宝村已是晚上8点多了，母亲怕我出意外就叫妹妹兰英和亚非到村口去接我。1972年的三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家决定要自己盖一座房子，这样也省却了租住在村民家的烦恼。原来在村民家租房住，养猪养鸡养鸭都很不方便，所以我母亲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他和我继父说了多次，继父终于同意了。我们自己凑了一些钱，国家对五七大军的下放干部给了一些补助。这样我们就有能力盖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不要再看别人的脸色。在生产队的帮助下我们选好了房址，就开始动工了。在农村盖房子是件大事，尤其是到上梁阶段，全生产队的劳动力都来帮忙，我们家要准备中午的饭菜和酒。如果饭菜不好是要被人说闲话的。晚上的饭菜就相对简单些。我们家和一般的村民盖房不同，主要是我继父在公社帮忙又是下放干部，开工资的。大家觉得我们家里有钱，所以当时招待村民盖房吃饭一定是很硬有肉的菜，酒也是好酒。所以那天来的人特别多，二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一些明是来帮工，实际是来蹭吃蹭喝的。干了一会等到中午吃完饭，一部分人就走了，留下来继续干活的都是本队的社员。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盖房期间，墙垒到顶了。有一天晚上下着小雨，为了怕雨把垒好的土墙冲倒。我淋着雨水爬到房顶去铺苫布，一不小心滑了下来摔在地上的石头上面，把我的大腿和手上划破了。血水和雨水在我身上到处都是，回到家中母亲看到我的伤口心疼地哭了。我安慰她说没事，只要骨头不断就还能干活。为了盖这个房子我的左手中指被石头砸烂了，去大队医务室叫赤脚医生给缝了八针。这个伤疤现在还留在我的手指上，是我家在农村盖房子留下的纪念。好景不长，刚刚住上我们历尽艰辛盖起的四间平房。母亲也养了两头猪和几十只鸡，总算盼到的好日子开始了。可还不到一年，就听县里说“五七大军”的下放干部落实政策要回城了。不长时间继父就先回到锦州人民银行工作。我们辛辛苦苦盖起的房子也作价2000元卖给了一个当地的社员，公家补助的钱也还给了公社。三个月后，我们娘四个人也于1973年8月也回到阔别三年的锦州市。在农村这三年里，我经历了从幼年到少年时期的刻骨铭心的锻炼，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我深深地感觉城乡差别的巨大，生活的艰辛，劳动的强度，家庭的压力都是对我的考验。同时，在此期间也受尽了不少的苦难和屈辱，体会到了不同的人生。逆境的生活也使我得到了成长。这期间母亲多次对我说：一定要努力读书学好知识，长大以后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有本领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以前的人生经历是生活的磨炼，以后的人生经历是成长的源泉。1991年12月26日我当时在辽宁葫芦岛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工作期间，接到电话说我母亲突发脑出血，在我妹夫的护送下住进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这期间我和两个妹妹在病房护理了二十多天，白天我还要去葫芦岛公司（相隔五十公里）上班，晚上赶回来在医院里陪护母亲，1992年的整个春节都是在病房里陪着我母亲过的。经过二十多天的治疗，母亲的病好多了，只不过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就是爱哭，走路也不像以前一样正常。我找到医生了解情况，一般中风后恢复起来都留有一些症状。其实我母亲年轻身体还不错恢复得很好，生活还能基本自理，就是离不开人。我叫办公室主任帮我从建昌县找一个保姆，先在公司食堂里实习一段，然后我带到锦州帮助照顾母亲。过了一年以后，1992年12月27日，这是个星期日我正在公司开党委会。突然接到我妹妹的电话，说我母亲在阜新市出事了叫我马上赶过去。我立即找上司机开着车先到了锦州，带上我的两个妹妹和小妹夫直奔阜新市。在路上我详细的询问小妹，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我继父的老妹妹有一个姑娘结婚，叫我继父去阜新参加婚礼，我继父就拉着我母亲一块坐火车去了阜新，刚一下火车就看见一帮人在接站。我母亲一激动当时就倒在站台的地上，这些人马上把母亲送到阜新市矿务局医院抢救，但因为是脑出血复发没有抢救过来，就死在医院了。其实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我好像有一种预感，不知道这种预感的结果是什么。我急着赶回了锦州在我妹妹家看到了我母亲，我母亲和我说了她要去阜新的事，我极力劝阻她不要去，因为她的病刚好一年，是最容易复发的阶段。如果一遇到激动的事或者有其它的外部刺激再复发就有生命危险了。头一天晚上我还用车拉着她和妹妹在锦州的大街小巷走了一圈，看看锦州的夜景。第二天我在临走的时候再三嘱咐小妹叫她把老妈接到家中，千万不要去阜新。可是她还是去了。这件事后我非常自责，如果我坚持一定不要她去，可能还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过了两天我们母子就，阴阳两隔了，我感到万分的悲痛。我四岁死了父亲，是母亲把我辛辛苦苦抚养成人，从南方到北方，周转于各个城市之间，寄人篱下受尽了苦难。好不容易生活有了好转，我们各个子女都成家立业了。母亲最关心的尤其是我下乡、当兵回来之后参加工作，又考上了大学，读完了研究生后并在国企金融单位担任了领导干部。这是她一生的骄傲。她也应该从此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可是这么早就离世了。母亲去世时才57岁，真是太年轻了，我每当想起她就心里难受。当天下午我们赶到阜新矿务局医院时，母亲已在太平间躺着。我来到了母亲面前，看着她慈祥的面孔，满头黑发，红润的脸庞，就好像在睡觉一样，我不禁放声大哭，回想起母亲对我的爱护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泪流满面。第二天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把母亲送到火葬场火化，然后我抱着骨灰盒回到了锦州，安葬在锦州帽山公墓。从此以后我对阜新充满了说不出来的感觉。不知为何我一提起阜新就想起母亲死在那里，心里就有一种难以忘却的联想，以后再有工作任务或需要去阜新开会，我尽量安排其他人去，我是实在不愿意去阜新以免联想起我的母亲，心里悲伤难过。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母亲病逝有三十多年了，我也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退休了，今年的清明节我和妻子女儿给我母亲祭拜时，脑海中不断涌现出母亲那慈祥的面孔。就好像又听到她老人家亲切的话语：“要努力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吕德志：下过乡，当过兵；198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保险专业；1991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研究生院系统工程专业；高级经济师、高级寿险核保师；曾供职国内最大的保险国企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在辽宁、湖北、陕西、北京、深圳等省、市担任过公司高管；曾兼任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保险学院的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与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共同组织并参与编写《新时代的中国人寿保险》系列丛书30册；曾在原中国保监会的要求下组织国内专家学者编写《寿险核保》《寿险核赔》两本约100万字的保险企业及大学保险专业的考试教材；1985年以来发表在各类省部级杂志专业论文达50余篇，发表散文、及短篇小说10余篇。
三秦宗旨：营造一片文学爱好者的乐土，共创文学梦想的家园！段恭让 白忠德 邓汉章 罗旭初 孙德科 朿宝荣 李爱霞 胡遵远 顾盛杉 崔启昌 昆 仑 史 波 李 静 杨 强 唐桂英 米兰花 刘马陵 谭文群 凤尾竹 吴远红 张小鱼 梦而诗 刘旭平 冯 彪 莲 生 刘军英 王宝群 润 隆 喝 茶 张晓强 孙传志 吴风平 秦岭人家 王 飞 水云天 秋日私语 南友锋 谢亚红 徵 蔚 张兴军 马永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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