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安逸的酒仙桥

“安逸”这个词，四川人用得最多，很多四川人的口头禅就是“安逸”。安逸是个啥状态，安逸就是舒适和悠闲的状态。四川乃天府之国，四川人的生活很舒适很悠闲，所以四川很安逸，所以也有“少不入川”的警句，劝年轻人少往四川跑，那地方太安逸了，玩物丧志，长大了没出息。

酒仙桥曾经是一个舒适和悠闲的地方，所以，曾经的酒仙桥也很安逸。

安逸，让酒仙桥长大的孩子很普通。

上班下班酒仙桥

计划经济体制下，酒仙桥大人们都是上班族，酒仙桥的孩子都是上学族。上班的大人在保密的大型国企上班，上学的孩子在宽敞明亮的大楼里上课。就凭这两条，在当年就是相当了得的事了。

别人上班的路很多条，酒仙桥人上班的路就一条，这条路就是酒仙桥商场到大山子的路，因为所有的工厂都在这条路沿线。大多数人骑自行车，一部分人徒步，另一部分人挤公交车。为什么不说坐公交车而说挤公交呢，因为当年酒仙桥只有'东北酒’两路公交，后来分别改名叫401路和402路，车辆很少，态度极差，尤其402路公交车，更是出名的态度差。车少，人多，态度差，上下班时间大家集中坐车，必须挤。

另外，还有一条小路，因为这条小路的产权是506厂的，大家叫它506小路。小路从平房三区穿过亮马河，进入将台公社的菜地、配件三厂旁的稻田、与酒仙桥中学擦肩而过，经过污水站、跨越坝河，直达506厂。路虽然是506厂的小路，其他人也可以任意通行，506厂当初没设收费站，真是严重失策。

当年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如果是加重的自行车，一家四、五口都坐下了。爸爸骑车，大点的孩子坐大梁上，有的家庭大梁上坐两个孩子，妈妈坐在后座，怀里再抱一个孩子，跟现在一辆轿车的承载量一样一样的。

孩子们都是徒步上学，仨一群儿俩一伙儿的结伴而行。老张家住在平房三区，去酒仙桥三小上学，要穿过亮马河，走过一大片菜地，走一段水渠，穿过三街坊、四街坊才能到达学校。每天穿过菜地和水渠时，菜地的蔬菜都会引起孩子们小眼睛密切关注，但凡发现能直接入口的蔬菜，只要看护没注意，一定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送入口中。

大人们上班了孩子们上学了，酒仙桥一下就空了。大街小巷，房前楼后，以及拥挤的东北酒电车上，都没人了。最热闹的大商场也空荡荡的，只有卖药柜台前大厨窗里几个老头儿晒太阳。道路上几乎没有汽车，偶尔有一辆马车经过，马蹄踏在柏油路上发出的“滴答”声能传很远。

上班下班的酒仙桥特别安逸。

福利多多的酒仙桥

当年的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吃喝拉撒都由企业解决，当时大家开玩笑，工厂除了不种麦子，剩下什么都有了。哺儿室，幼儿园，技校、食堂，电影院，游泳池、卫生所、浴池、图书馆、健身房、班车、俱乐部，据说，很多工厂还养过猪。

酒仙桥长大的人，绝大多数都出生在职工医院，然后上父母单位的哺儿室、幼儿园，然后上酒仙桥、大山子的小学中学，大部分人最终都留在酒仙桥的工厂、研究所上班。

因为酒仙桥都是宿舍区，这个楼是哪个厂的的宿舍，哪片平房是哪个厂的宿舍，一清二楚。谁家头天晚上两口子打架了，谁谁谁半夜搞破鞋被抓住了，第二天传遍全厂，比现在传播明星八卦不慢，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大人们聊天，张嘴闭嘴“我们厂我们所”，孩子们在一起聊天也是这个口吻“我们厂我们所”的。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圈子，大人们和孩子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绕到圈子里了。

文革的时候，毛主席经常半夜发表最新指示。只要有最新指示发表，半夜三更的酒仙桥一下就热闹起来了，从酒仙桥到大山子这条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喊声震天。如果各厂的游行队伍相遇了，互相叫板，锣鼓敲得更响口号更声嘶力竭。

有一段时间，声称要准备打仗了，各单位、宿舍区、学校都开始挖防空洞，准备迎接战争到来。一听说要打仗了，打仗就不用上学了，孩子们特兴奋。学校烧砖建防空洞，砖坯让学生们带回家烤干，老师叮嘱：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砖坯。

每年夏天，酒仙桥的大人孩子都要参加“三夏”劳动，也就是收麦子。酒仙桥不种麦子，但是要帮助东风农场和将台公社收麦子。大人们天不亮就下地了，一人发一个草帽一把镰刀，从凌晨干到中午，手上磨几个大血泡。孩子们排着队，唱着歌，走到田间地头，年纪大点的孩子割麦子，年纪小点的捡麦穗，做到颗粒归仓，一粒粮食都不能落在地里。孩子们收完了麦子还要站在泥泞的水田里插秧。一边插秧一边随时查看腿上是不是被吸血的马鳖鳖上了，如果鳖上了，赶紧用力拍打，血淋淋的。“不插七月秧”就是那个时候学到的农业知识。

那年代，学校还必须组织学生学工劳动。酒仙桥就是工厂区，学工劳动当然近水楼台。各学校都派了工宣队，学生们都去工宣队的工厂学工。学工的时间从一个星期到一个月不等。学工时学生们可以在工厂食堂吃饭，免费在工厂浴池洗澡，个别人能伺机偷工厂的废铜烂铁，也有胆子大的直接偷厂里的产品。

当年最奢华的娱乐就是看电影了，酒仙桥有三个电影院，同时，各单位还经常放露天电影。所以，酒仙桥人享受了看电影的奢华。酒仙桥有游泳池，所以酒仙桥长大的孩子都会游泳，酒仙桥有足球场，所以酒仙桥的男孩子都能踢两脚足球。

当年，安逸的酒仙桥人就这样过自己的日子。

特殊爱好的酒仙桥人

哪儿的人都有爱好，花鸟鱼虫，琴棋书画，天南地北都有人喜欢，酒仙桥人也不例外。但是，酒仙桥人除了花鸟鱼虫琴棋书画之外，还有与众不同的爱好。

到了文革后期，大家都悠闲地混日子了。也不知道从谁家开始，酒仙桥流行自己动手做家具。先做两开门大衣柜，然后做三开门大衣柜，然后做简易沙发，再做全包的沙发，更有人做席梦思床。那时候的孩子们都跟着家长一起做家具，多少都也学会了一点儿木工、漆工的手艺。

做完了家具，又有人开始攒电视机。所谓攒电视，就是买来各种零件，在家里组装电视。最开始组装的电视，显示屏都是用单位仪器上的示波管代替的，屏幕只有巴掌那么大小，所有零件都散露在外边，相当简陋。再简陋也是电视，有图像有声音，更有一大群目不转盯的观众。孩子们也跟大人一起测电阻电容测高压包，学着攒电视。

单管机是酒仙桥孩子自己玩的小电器。一个二极管，一个墨盒，一个震动片，一块磁铁，一段漆包线，就能做出一个单管机，搭在晾衣服的铁丝上，居然收听电台广播了，特神奇。

酒仙桥人充分利用了工厂的资源，所谓充分利用，说白了就是偷。有人把工厂的木料、油漆拉回家做家具，有人把工厂的元器件拿回家攒电视，有人把工厂的材料拿回家做电扇、台灯、自行车、做衣服、做鞋、做书包。在酒仙桥人眼里，偷工厂的东西不算偷，谁有本事谁就拿。

安逸的酒仙桥人除了DIY之外，还深入到周边农村钓蛤蟆。酒仙桥人喜欢钓蛤蟆可能跟南方人吃蛤蟆有关，北京其他地方人好像只喜欢钓鱼，没听说钓蛤蟆的。钓了一段时间蛤蟆之后，觉得不过瘾，干脆叉蛤蟆了。做个叉子，固定在竹竿上，半夜来到稻田或水塘边，用手电照明，照到蛤蟆，一叉子过去，牢牢叉住，收入口袋里。不管是钓来的蛤蟆还是叉来的蛤蟆，回家后砍头，扒皮，掏空内脏，剩下的肉，活脱脱一个人形，看上去有点恐怖。不过，红烧或者辣炒之后，还是相当好吃的。

特别难忘在5号车间快乐的日子

老张曾经在酒仙桥的工厂工作过，特别自豪。

老张这辈子做过很多所谓'高大上’的工作，但是最快乐、最难忘、最舒心的就是在738厂5号车间'下里巴人’的日子。

当初，老张从部队复员，有很多工作机会，特别是公检法刚刚恢复，特别欢迎像老张这种身材魁梧、政治可靠的复员大兵加入。但是老张毫不犹豫选择了去工厂当工人。不仅因为那时候工人阶级待遇很好，更觉得工人阶级特快乐特开心，不像机关的人那么死板、谨慎、老奸巨猾。

果然，在5号车间这些年，老张获得了巨大的快乐，给青春留下了最美记忆。

738厂也是保密工厂，所以各个车间都是用编号代替的，从1号车间开始，大概一直排到30几号车间。5号车间是生产交换机专用零件的车间，各种自动机床，各种小六角机床，都是生产专用零件的设备。

5号车间是一个凝聚力特别强的团队，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就是工会主席，叫刘云。关于刘云，说三天三夜说不完，他的故事拍成40集电视剧都不算多，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大好人。在他的带领下，5号车间形成了一个传统，每位职工婚丧嫁娶，车间的四套班子党、政、工、团肯定到位，尤其职工家里有了困难，领导一定到家里去，需要钱需要车需要人，说一声，马上解决。

相当温暖的一个组织。

同事之间，谁家搬家，那时候没有搬家公司，找单位的一帮人利用休息时间帮助搬了。搬完家，大家在一起吃一顿喝一顿，还增进友谊。谁家盖房、修自行车、修理手表、收音机都是找单位的师傅们，大家都是义务帮忙。老张擅长理发，不少人定点定时找老张理发，也是义务的。

车间里有互助会，每月发工资时存一点，多则几块钱，少则几毛钱，急用钱时可以找互助会借钱。有些家庭困难的职工几乎每月月底的时候都要找互助会借钱，发了工资再还上。

老张到5号车间不久就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官虽然不大，也是基层四套班子之一呀。这个职位给了老张施展娱乐的大好机会。年轻岁月，意气风发，阳光灿烂，无忧无虑。工作之余，组织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书画、黑板报、拔河、歌咏、集体舞比赛，逢年过节搞联欢会，周末组织青年四处旅游。春天去北海划船，夏天去密云水库游泳，秋天去爬香山，冬天去颐和园滑冰。1983年夏天，老张居然胆大妄为地组织青年们去了一趟北戴河，引发了不少人羡慕嫉妒恨。

那些年，虽然口袋里钱不多，但是快乐的指数相当高，每天都沉浸在快乐之中，嘴里总是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和《希望的田野》，对未来充满憧憬。

当然，20年后，工人阶级破落，国营企业也很狼狈，或许都是当年安逸惹得祸。

东方之花是怎么回事

安逸的酒仙桥人曾经有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个创举是很多酒仙桥人不知道的，这就是当年被外国人誉为“东方之花”的纠纷调解经验。

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已经把中国人驯化的很温和了，发生了矛盾纠纷，大多数人不愿意打官司，大多喜欢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甚至，连古代衙门口都贴告示，劝大家有了矛盾不要告官，要通过协商解决。所以，调解这个方式在中国延续几千年了。但是，几千年来，调解主要在农村盛行，族长、乡绅一直是调解的核心。

酒仙桥这些大企业建立之后，有人就把几千年的调解传统引入到工厂的基层组织，在车间建立调解委员会，在生产班组建立调解小组，解决了大量矛盾纠纷，实实在在让酒仙桥人感受到了安逸的生活。

这件看似很平常的事在五十年代被东欧的记者发现了，专门做了报道，称为“东方之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几十年来，外国人不断丰富了酒仙桥“东方之花”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调解方案，成为他们那边解决各类纠纷的主要渠道。可是在“东方之花”的发祥地酒仙桥，这些好的方法都被废弃了。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上法院，法庭上见。其实，法律是社会的底线，上法院解决纠纷是最下策。

有一个特老实的师傅，平时不爱说话，一心只是闷头干活。别人给他介绍了对象，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一个星期之后，新媳妇哭着找到了解调组织，说这个师傅结婚以后不跟她一起睡觉。调委会找这个师傅了解情况，告诉他结婚了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不能自己一个睡了，要跟媳妇一起睡，等等。后来，这个师傅家里生了好几个孩子，现在估计都有重孙子了。

如果当年这对小夫妻直接去法院离婚，恐怕后边的好日子全没了。

还有一个师傅，人很耿直，性格特别固执。一次，这个师傅和自己的老父亲打架，老父亲找到车间的调解组织，工会主席骑着自行车跑到这个师傅的家里调解。调解了一上午，父子两个终于和解了，老父亲非常感谢，一定要留工会主席吃午饭。席间，这位师傅先拿起酒杯，向老父亲赔不是：爸爸，我今后再也不跟您犯脾气了，我要再犯脾气，我不是人揍的。

老父亲一听这话，'啪’就把酒杯摔了。

您听见了吧？这小子又骂我了，他说他不是人揍的。

一句不经意的口头禅，让工会主席哭笑不得，酒别喝了，继续调解，最终父子和好如初。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只可惜，曾经的“东方之花”无影无踪了。

曾经安逸的酒仙桥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的失败也是酒仙桥的没落。改革开放之后，酒仙桥的安逸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企业纷纷改制，工人纷纷下岗。到最后，曾经神秘的军工厂，只能靠出租厂房维持。因为当初厂房出租都是白菜价，所以才吸引了一批贫困潦倒的艺术家前来租房，一不留神，打造了一个798艺术区。

俗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酒仙桥曾经的安逸，注定了后来的破败。

但是，酒仙桥的重生已经曙光初现，因为这是一块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