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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书院】“一钟双音”的当代启示

 赵文耕 2023-04-16 发布于山西

中国戏曲学院

“一钟双音”是我国古代合瓦型乐钟所具有的独特音乐性能。简单的说,是一件乐钟的共鸣腔体可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音频,且两音先后受击,振动互不干扰,发音各自独立。此项古代声学技术曾依托礼乐制度体系得到过长足的发展,成为礼乐文化中不可忽视的智慧结晶。

一、双音钟物理机制的礼乐文化涵义与启示

成就“一钟双音”技术的实现的重要前提因素是合瓦型腔体。从目前的考古出土实物信息看,合瓦型被用在音乐器物上的时间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1983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曾出土过一件小铜铃,红铜质,金属纯度为97.86%。可以看到,铜铃形制的俯视图呈现出中间外弧、两端密合的腔体,这是合瓦型的早期滥觞。商代青铜铙的腔体形制逐步定型,并被沿用至周代、汉代中期以前的各种乐钟上。(见图 1-图 4【1】)

图 1 襄汾陶寺铜铃正面       图 2 襄汾陶寺铜铃口部

 

图 3 阳新白沙乡铜铙正面            图 4  武昌木头岭甬钟正面

合瓦型腔体天然具备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特性, 目前尚无资料可确定新石器晚期或者商代的先民是否使用这个天生存在着的第二基音。大概到了周穆王前后, 在甬钟钟腔外部出现了侧鼓纹饰,经过测音与研究,认为是第二基音的标志。由此,合瓦型腔体天生具备的“一钟双音”性能,开始转为被铸调开发的阶段。

周代的青铜乐钟先后发展出几个不同的钟型,即甬钟、钮钟、镈。甬钟和铜镈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甬钟要早到西周初期,而铜镈目前的最新考古出土资料显示,要比甬钟晚些,大概在周昭王时期前后。钮钟是青铜乐钟家族中晚来者,出现的时间大概是西周末、春秋初期。

宏观来说,从西周早中期进入双音铸调发展阶段以后,青铜乐钟的双音性能就得到过各种尝试,最后锁定在三度音程关系上。那么,究竟这种合瓦型腔体是如何形成相差三度的两个音频呢?(见图 5【2】 )

 图 5  编钟振动机制图

上面两个图当中,左图敲击点位置是正鼓音,右图的侧面敲击点是侧鼓音。当正鼓音被激发时,下面口部截面图上的 A、B、C、D 四个点相对静止,而这四点的节线位置正是侧鼓音所在之处。当侧鼓音被激发时,下图 A、B、C、D 四条节线位置也相对静止,而这四节线也处在正鼓音位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钟腔两个音高的物理机制。

从新石器晚期到周代礼乐制度的实施,合瓦型青铜质的铜铃、铜铙、钟与镈都非凡物,不是普通阶层的人所能拥有的。在周代礼乐制度推行的过程中,乐钟更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重要礼乐器。一钟两音被锁定在三度,并且是纯律三度,显然是寻求和谐的听觉感受的结果,进而也被寓意为政治和谐。换言之,一钟双音是先民对自然音律和谐的认知与表达,同时也是对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谐状态的期冀与追求。


【甲骨文,和,就是一种乐器(一组不同长度和粗细的竹管)】

“和”的观念之下铸造出来的青铜乐钟,因为合瓦型的天然特性,可以形成两个不同的音,便构成了“和而不同”的现实效果。在周代各种大型礼仪场合当中,乐钟是依照贵族身份和政治等级匹配使用的礼乐文化的重要器物,借用其乐器、礼器的双重功能,分别在强调“乐与人和”、“乐与政和”的涵义的同时,承认个体差异的客观性存在。而构成一钟双音物理机制要素——节线的存在,是绝对运动中的相对静止,也是差异与相谐并存的关键临界。妙就妙在这节线上,它可以使得在追求和谐的状态当中,肯定差异的客观存在。由此,这一钟双音的物理音效,便转化为维系个体相互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思想情感纽带。

和而不同、和谐共处,应当是合瓦型青铜礼乐器所蕴含着的深刻政治文化涵义,也是礼乐文化的核心内涵所在,在当代文化发展中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当个性得到不同程度的释放时,要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程度的共赢,就需要衡量和把握一定的尺度,也就是一钟两音物理机制中的“节”的存在给我们的启示。

二、双音钟铸调技能的礼乐文化涵义与启示

从声学角度讲,双音钟属于不规则板振动类,厚度、密度存在不一致性,由此导致受到激发后产生的基音与泛音不是简单的整数比关系,就形成了发音不和谐的效果。从青铜冶铸的角度看,乐钟的钟腔厚度、密度、各部位的长宽高比例关系等,都会对预设音高产生影响,而铸造之后的音高微调手法,也是最终求得理想双音关系的重要途径。

从西周穆王时期部分甬钟开始出现侧鼓纹饰以后,可以得知:铸造工匠对于合瓦型板振动的规律有所了解,并尝试采用技术手法来调整,求得双音三度和谐。这种技术手法,从西周早中期到战国初期,乃至西汉初期,存在着不断的阶段性改良,即从锉磨钟内腔节线形成凹槽,到锉磨内腔节线处的音梁或音塬。

西周中期以来,甬钟内腔出现深度、长度、宽度不同的凹槽,便是工匠调音的遗留痕迹。结合上文发音物理机制来看,依照音高所需来决定锉磨的力度与幅度,对正鼓部、侧鼓部、两个铣角开锉,来调整正鼓音与侧鼓音,求得最理想的音高与性能。(见图 6、7【3】 ) 

图 6 许公墓甬钟口部           图 7 许公墓钮钟口部

春秋初期以来,在甬钟与钮钟内腔的锉磨调音手法上,有着一定的改良,即从凹槽锉磨到音梁、音塬锉磨的改良,也就是从锉磨钟腔本身,到在锉磨钟腔预留凸块的改良。这是基于大量调音实践上的整合性技术改善,为了求得更多的调音余地,先行作出一定的预留,在这个凸起的音梁或者块状音脊、音塬上锉磨,不至于因锉磨过度而错失整件乐钟。

通过上述双音钟铸调技术的发展,不难看出,乐钟铸造工匠们在改良技术方面有着几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特点:

1.适度调整的思路。调音并非锉磨所有节线位置,而是依照音高所需而锉。

2.采用调整、改良或突破的方式来探寻最佳效果。从西周中期至汉代初期的几次调音技术的发展,目的都是为了得到更为理想的双音效果,由此使得调音位置、手法、力度、宽度、长度等有着不同的改变,甚至由此提高了铸造预设时特定调音位置的板厚度与密度,来提供足够的调音锉磨余地。

3.更关注技术内涵的不断精进。无论是甬钟、钮钟还是镈,都有着音乐性能方面的不断发展历程,这也是乐钟的“乐功能”内涵发展的要求。重要的是,这个内涵发展,是不能以打破乐钟礼器身份为代价的。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要调整音高、音高序列的完美效果,而忽视对乐钟外部格局、编列相次、纹饰刻绘等方面的要求。如此才能做到礼器、乐器双重功能的合理实现。实际上,正是在这样的礼乐规范的要求之下,铸造技术才有了多层面的内涵式发展轨迹,集中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工匠精神与智慧。

随着科技考古、音乐考古、物理声学、音乐声学等学科的发展,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份隐藏在青铜乐钟当中的宝贵技术和精神财富,也明白了内涵式技术提升在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并非所有的发展都只是外部形式上的更新,抑或是几近夸张的追求大、新、奇,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技术内涵的品质追求上,可能更实用,也更适应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当下形势。

三、双音钟历史传承路径的礼乐文化内涵与启示

双音钟的发展路径中,包含了数量、规模、音域、音高序列或音阶形态等方面的不断发展。甬钟从最初的 2 件、3 件、4 件到西周中、晚期的8 件、16 件,件数规模、摆列方式的扩展,顺应了礼乐制度的发展趋势与发展规律。西周末、春秋初期,在原有单一种类甬钟的基础上,出现了钮钟。钮钟并非甬钟的原样复制,而是在钟型大小、钟腔板振动的密度、厚度以及音乐、音高序列上得到非常有效的改善:打破了原来甬钟的四声音列结构,完成了对宫、商、角、徵、羽的五声序列的表达。在此基础上,随着乐钟音乐性能的不断开发,乐律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循环式发展,双音钟家族对于五正声以外的变化音也有了技术上的把握,由此,音域得到了扩展,音阶形态的多样化也有了实现的物质前提。这是顺应编 钟乐功能的发展趋势的。

钮钟

铜镈的发展略有不同,在西周初期在南方、北方陆续展露以来,多强调着其不俗的礼器身份,直到春秋中期才被纳入大型组合编钟的行列中,在铸调技术稳定长足发展的大环境中,音域、性能上的开发,很快成为低音区的主要承载。

铜镈

概括性的讲,约在春秋中期以后,铜镈、甬钟与钮钟常常搭配使用,从而形成了铜镈——低音区、甬钟——中音+中高区、钮钟——高音区的组合编钟音域形态。显然,这体现的是由单一种类向大型组合编钟发展的路径。不难发现,在这条发展路径当中,继承与创新是并存的,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文化涵义与功能方面, 都没有背离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发展的趋势。然而,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前源,创新从未抛弃对传统的继承, 才是这条发展路径上给后人留下的重大精 神财富。

毋庸置疑,继承、保护、传承与创新,是长期以来社会各个领域都无法忽视的话题或难题。没有传统的滋养,创新与发展便缺乏根基;没有创新的意识,也无法在与时俱进的发展潮流中保护住传统文化的命脉。看似矛盾,却又实际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原来古代铸造乐钟的工匠们,早就给我们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即继承与创新并行,保护与发展共进。

周代青铜乐钟的发展,一钟双音的技术始终在不断内涵式精进发展,这成为春秋晚期、战国初期大型组合编钟得以搭配实现五个八度广阔音域的技术前提。这个前提是在长达几百年的、历代工匠群体手里传承着的技术财富,倘若这条传承链条因故断裂的话,便不会缔造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大型编钟的辉煌。当我们将西周初期甬钟四声音列与曾侯乙墓编钟五个八度、七声音阶、甫页曾体系、旋宫转调的音乐性能对比的话,便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条基于传统之上的不断碰撞、开发、拓展的音乐性能的发展之路的本质面貌。在令人惊诧的甫页曾乐律体系实践的曾侯乙编钟上,并没有将一钟双音三度音程、羽宫角徵四声音列结构抛弃,却是在此基础上的多角度拓展。


【曾侯乙编钟】

结语

合瓦型腔体是一钟双音得以实现的物质前提,对这种形制的乐钟双音性能的不断开发,是乐钟礼器、乐器双重功能得以实现的技术保障。由此可以说一钟双音是古代青铜乐钟铸造工匠给后人留下来的不被史书记载的技术财富与精神财富。

作为礼乐文化的传承者,当代中国仍旧保持着礼仪之邦的诸多品质、品德与优良传统,仍旧面临着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与保护,与新时代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要求。重新再整理礼乐制度、礼乐文化发展路径中的文化遗产、精神遗产,应当是符合当下国家发展的趋势与要求。

从实践层面上说,一钟双音的存在,是“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的完好体现。双音铸调技术的适度、内涵式开发,成为编钟乐功能与礼功能相谐发展的技术保障,也提供了打造精湛技术来求得内涵发展的当代启示。在长达几百年的双音钟发展道路上,生动展现出由单一向多元, 由简单向复杂的集继承与创新为一体的发展轨迹,为当代面临的继承传统、 创新发展的话题与难题,提供足够 的精神养料与实践经验智慧。

文注:

【1】项阳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 山西卷》,大象出版社, 2000 年,第 300 页。王子初等《中国音乐文物大 系 ·湖北卷》,大象出版社, 1999 年,第 14、17 页。

【2】 戴念祖《中国古代物理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 年,第 63 页

【3】 王子初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续河南卷》,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第 149、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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