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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原国民党中央委员、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率领港澳代表团来到北京访问。  当时，李克农负责接见港澳代表团，他与程思远是旧交，抗战时期李克农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免不了又一番交谈，也就是在一次闲聊中，程思远偶然提起了住在美国的李宗仁。 “先生在美国处境很艰难，几次提出想要回国。” 李克农本来就是搞情报的老手，程思远的话立即便引起了他的注意，几天后，他将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告诉周总理，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不如争取李宗仁回国。”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李宗仁是桂系军阀的代表，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台后，李宗仁曾出任代总统，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当时人手握大权，背后操纵一切。 等到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自知蒋介石不会放过自己的李宗仁自然也不愿意去台湾，而是借口治病跑到了美国，一住就是几十年。 1954年，李宗仁被免去总统职位，流落异乡成为一介平民。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宗仁也越来越思念故乡，想着如果有一日能够归葬故土，自然是一件好事…… 一对于是否接李宗仁回国，中央有着自己的考虑。 当时，不少民主人士都提出过，将李宗仁从国外接回来，这样不失为统战工作的一个巨大成功，尽管李宗仁被蒋介石赶下台，但他常年居于国民党中枢，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可当时中央对于接李宗仁，是有自己顾虑的，毕竟李宗仁反共了这么多年，其思想上能否转过这个弯来还是未知之数，更重要的是，李宗仁对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抱有幻想，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国，是不是得到了美国的授意到中国来游说，因此党中央一开始决定对此事采取观望态度。  一直到1958年，才确认李宗仁回国是真心诚意，毛主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意在一份文件上批示： “恩来同志，此事似可告知台湾方面，指出美国毁蒋阴谋，叫蒋注意。注意之点在美国，不在李宗仁。” 从李宗仁决定回国，再到正式接他回来，中间又花费了数年的功夫，毕竟李宗仁身份太特殊，也不能不考虑他的影响力。 周总理是一个做统战工作的老手，针对李宗仁回国一事，还特别提出了“四不可”和“过五关”的要求。 “四不可”即是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 “过五关”即是过好思想关、政治关、家族关、社会关、生活关。 当时程思远将周总理的这一要求转达给李宗仁时，李宗仁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一直到这时，周总理才又告诉李宗仁对他落实的“四可”政策： （一）重回美国料理些事；（二）回来看看，住一时期再回去，保证来去自由和保密；（三）留欧，如考虑愿为祖国做些事，欢迎，经济上有困难可帮助；（四）决心回国，欢迎。 只是当时李宗仁已经归心似箭，毫不犹豫的答应： “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不过，就在李宗仁紧锣密鼓的操持回国事宜时，中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即1964年2月，李宗仁在美国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曲解，考虑到李宗仁回国影响巨大，中央在当时推迟了李宗仁回国的时间，等到风平浪静以后再做打算。  1965年2月3日，在获得李宗仁确切要回国的消息后，毛主席特意批示周总理： “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为他已自己认错了。” 对李宗仁回国，中央高度重视，毛主席甚至几次批示周总理，就李宗仁回国后发表的声明，是否要到机场去接等问题一一规定。 周总理本来就善于做统战工作，各方面的考虑更加全面，毕竟李宗仁之前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解放战争时期又积极奉行反共的政策，这次李宗仁回国，各方面的宣传也需要转变思路，更重要的是，李宗仁虽然没到过台湾，但与台湾之间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不触及敏感神经，中共方面还特意宣称，不会利用李宗仁进行反蒋活动，当然周总理也在“四不可”中规定，李宗仁不能插手台湾问题。 应该说对于李宗仁回国，周总理各方面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女士以及秘书程思远乘飞机从香港抵达北京，周总理不仅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还亲自到机场迎接，其中还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民主人士以及原国民党军起义人员200余人等等。 在机场大厅里，李宗仁庄严的宣读了声明： “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自感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  值得一提的是，李宗仁1949年成为国民政府代总统后，曾委派张治中作为和谈代表团团长赴北平和谈，本来在他回国当天，张治中应该亲自到机场迎接，但不凑巧的是，张治中因病在北戴河休养，无奈只能错过，事后李宗仁慨然表示： “明天我要去看张文白（治中），说起来我们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1949年春我接代总统之后，在那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毅然出任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可算是临危受命，很不容易。那次和谈虽然失败了，但是我对他能公私两全的态度，很感激的。” 李宗仁专程拜访了张治中后，张治中亦做了礼节性的回访。 二李宗仁的回国，确实引发了不小的地震，不满的人有之，欢喜的人不在少数。 据说在台湾的白崇禧得知李宗仁回国的消息后，无不怨怼的说： “德邻投共，今后我没脸见人了。” 其实白崇禧那时的境况已经糟糕到了极点，只能说人各有命，不能勉强。  李宗仁回国以后，不仅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同时也受到了各方面民主党派人士的欢迎，那时的李宗仁异常忙碌，除了要在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外，还要接待来探望的民主党派人士。 不过，不满的人虽然少，但也并不是没有。 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副秘书长的余心清始终对李宗仁不甚感冒，甚至颇有微词，盖因全国解放前，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那时北平特务活动十分猖獗，各个民主党派饱受打击，余心清当时曾被号称是北平行辕二处的军统特务逮捕过，后来还被遣送到了南京。 一直到1948年年底，余心清才获释出狱。 对于这桩往事，余心清始终记载心里，并对李宗仁十分愤恨，他知道李宗仁是北平行辕主任，是以他认为，自己被捕并被送到南京一事，李宗仁肯定知情，并且他很有可能就是案件的主办者。 可实际上，李宗仁虽然在国民党内陆位很高，但自始至终对蒋介石、戴笠把控的军统插不进手去，哪怕是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末期，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要求特务们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特务们一直推诿不办，很明显是受了蒋介石的指派。 后来有人告诉李宗仁，余心清对他一直不满，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李宗仁很理解余心清的心情： “他有意见是应该的，不能怪他。”  李宗仁托老友黄绍竑邀请余心清到自己家来做客，大家坐在一起一通畅聊，竟然化干戈为玉帛，此后余心清成为李宗仁府上的座上客。李宗仁后来对友人聊起余心清时，曾有过这样一句话： “余是一个血性人，这种人是容易打交道的。” 作为一个纵横多年的实权者，李宗仁在识人用人上一直有他独到的一个点。 “我这个人幼无天才，长无特长，有一点可以自慰的是我能容人。白健生（崇禧）有才干，但很难共事，我们能合作几十年，始终没闹内部家务问题，就是因为我能容他，发挥他的特长。“ 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去世后，余心清还几次到他府上拜访，并对他续弦一事十分上心。 话又说回来，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美国时期，便罹患乳腺癌，身体情况很差，只能说是暂时控制住了病情，对于丈夫的回国，郭德洁也很上心，回国后也许是精神高度亢奋，竟而压制住了病情发作。 可几番劳累之下，郭德洁身体毕竟有所不如。 1966年新年刚过，郭德洁陪同李宗仁赴两广参观访问，因病情发作晕倒，送到北京治疗时，已经是药石罔顾，尽管医生再三努力，但最终未能挽回她的生命，3月21日，郭德洁病逝于北京。 从理论上来看，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去世，中央的领导人应当出席她的追悼会，但在当时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在美国期间，郭德洁曾入美国籍，中美两国那时尚处于对立中，是否要为一个具有美国国籍的人举行葬礼，中央当时也很为难。  关键时候，也是周总理亲自拍板决定，为郭德洁办理“归宗”手续，即取得外国国籍的人，以一定的法律手续回归祖国。 李宗仁回到家里以后，翻箱倒柜，找到了郭德洁的美籍身份证，并上交到国务院，国务院很快就办理好了郭德洁“归宗”手续。 1966年3月23日，在医院举行了郭德洁女士的追悼会以及遗体告别仪式，周总理以及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都亲自到现场参加。 三不过，像李宗仁这样身份的人，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必然会受到影响。 在当时甚至还有群众表示，要到李宗仁家里去进行批斗，北京市公安局把这一情况报上去以后，周总理立即做出批示： “不能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家里搞斗争。” 对李宗仁的安全，周总理格外上心。 1966年9月15日晚，周总理指派国务院管理局的高富有带着人赶到李宗仁家里去，当时李宗仁夫妇已经睡下，被这一阵动静闹醒以后，高富有含蓄的让两人穿好衣服，就匆匆坐上车离开了，当时公馆里的警卫人员都不知道李宗仁夫妇去了哪儿。 李宗仁一开始也是一头雾水，到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周总理为了保护他而做出的特别安排。  据李宗仁回忆，他们一行人被安排到北京西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保护，当时医院里面全部的高干病房都空了出来，专门用于安置他们，一同被安排在医院的还有章行严、程潜、张治中、何香凝、博作义等。 当时，李宗仁他们居住的楼层，有解放军值班保卫，房间里所有的洗漱用品都是事先就准备好的，可见周总理安排之细腻、仔细。 他们在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至于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全无知晓。 一直等到风波结束以后，周总理才派人专程把他们送回家去。 李宗仁人生最后这三年，过得还算是安稳，只是随着年龄增大，身体素质每况愈下，在美国居住期间，李宗仁就罹患气管炎过，并最终引发了肺气肿，经常感冒发烧住院。 1968年8月，李宗仁夜间大便大量出血，经夫人胡友松照顾后，第二天到医院治疗，却被诊断为十二指肠癌，当时大夫建议手术治疗。 当时，李宗仁与胡友松成婚很短时间，也没来得及做一些事情，思想负担非常重，他对身边的友人说： “死，没有什么可怕的，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死在自己国土上，算是了我一个最大的心愿，只是回国以后应该做想做的事很多，什么事也没有做成，毫无贡献，台湾问题没有解决。” 李宗仁生病的消息传到国务院后，周总理立刻指示医院，一定要全力以赴的救治。  尽管医院进行了细致的治疗，可对于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如此大规模的手术，对他的身体无疑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也间接导致了他抵抗力下降等问题。在医院治疗一个星期以后，李宗仁于1968年9月底出院，并且还参加了当年周总理主持的国庆晚宴。这次参加国庆晚宴，也成为李宗仁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到了1969年初，李宗仁身体更差，因为洗澡受凉，一个小小的感冒转化成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医生们用抗生素葡萄糖治疗，却始终无济于事，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李宗仁时常陷入昏迷，清醒时也是拉着身边的人不断嘱咐，尽管人生已至暮年，但他无疑还有太多遗憾，夫人胡友松年龄尚浅，台湾问题自己也没有出一把力，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李宗仁的心里压力很大。 李宗仁唯一没有遗憾的是，他是在自己的祖国离世，在自己的家乡离世，对他而言，也可算得上是死而无憾了。 夫人郭德洁去世以后，李宗仁在家里收拾东西，意外发现了还收藏的几瓶白兰地和威士忌，这些都是古酒，年份在200年以上，瓶身上还有英法文的说明，并有鉴定人签名的封条。 李宗仁那时的想法是，这种酒可以做药，可以全都送给毛主席、周总理，但是一来二去却给耽搁了。 一直到人生暮年，李宗仁又想起来这件事，还特意嘱咐了一句： “把这些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  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当时北报告给中央统战部后，统战部立即报告了周总理，尽管有周总理批示竭尽全力救治，但也始终无济于事。 在人生最后，李宗仁请程思远帮忙，写了封给毛主席、周总理的信。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 根据治丧委员会决定的流程，是由傅作义致悼词，傅作义是起义将领，与李宗仁有旧，建国后傅作义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水利部部长，从级别上来说也合适，然而方案报上去以后，周总理却本能的皱了皱眉头。 周总理本就是负责统战工作的，李宗仁的治丧仪式流程自然也需要经过他的同意，考虑再三后，周总理提起笔，划掉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改为全国政协主席。 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总理。可见周总理的意思是，他要亲自出席李宗仁追悼会并致悼词。除在《人民日报》先发讣告和照片外，还要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发表消息，刊登照片。 方案报到毛主席那里以后，就连毛主席也忍不住感慨： “恩来不愧是搞统战的专家啊，这方面我不如他！”  1969年2月初，周总理冒着寒风，赶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并致悼词，后来李宗仁临终前写下的那封信也被递到了周总理手中。 周总理拆开信看了一遍，当着众人的面宣布： “李宗仁先生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李宗仁的一生仍然值得我们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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