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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为“一代儒宗”“书坛泰斗”，马一浮先生（1883-1967）之所以值得追怀，是因为他广无涯涘而圆融无碍的学问与品格，为我们树立了传统文人的典范。马一浮先生的学问是“达道之学”，其诗其书的艺术造诣和哲学境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为纪念马一浮先生诞辰140周年，木石草堂今日特推送六十年前（癸卯年）徐复观发表的《如何读马浮先生的书》一文，以表达对先生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如何讀馬浮先生的書 徐复观 1963年9月20日  马一浮 中國當代有四大儒者，代表着中國傳統文化的“活底精神”：一是熊十力先生，一是馬一浮先生，一是梁漱溟先生，一是張君勱先生。熊先生規模闊大，馬先生義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張先生則頗為其黨所累，然他將儒家之政治思想，落實於近代憲法政治之上，其功為不可没。後起者則有唐君毅、牟宗三兩先生。唐先生是屬於仁者型的，牟先生則是屬於智者型的。這是我年來對我國學術人物的粗淺看法。 馬先生因為自青少年時，只是闇然自修，不求聞達，所以很少為一般人所知道。我只於一九四八年春，在杭州倉卒見到一面。現在手頭保有他的著作，計為《爾雅臺答問》及《續編》、《復性書院講録》、《蠲戲齋詩前集》、《編年集》及《避寇集》。此外，便是由他所選刻的十餘種儒林典要。廣文書局已將熊先生一部分著作印出；現更決定將馬先生的《答問》及《講録》影印，這是對文化學術的一大貢獻。  1946年马一浮题赠谢无量的《避寇集》 以書札論文論學，是中國學人的傳統。然若非所積者至深至厚，觸機便得，則多為門面膚淺之談。以書札論文者殆無過於韓昌黎、姚惜抱，以書札論學者殆無過於朱元晦、陸象山。今日尚保持此種傳統，而文字之美，内容之富，可上比朱元晦、陸象山諸大儒而毫無愧色者，僅有熊先生的《十力語要》，及馬先生的《爾雅臺答問》。蓋《語要》、《答問》，雖非系統的著作；但熊、馬兩先生皆本其圓融的思想系統，針對問者作具體而深切的指點提撕；其中無一句門面話、夾雜話及敷衍應酬話，可以說真是“月印萬川”的人格與思想的表現；對讀者最為凑求而富有啓發的意味。至於馬先生的《講録》，則係鎔鑄《六經》，爐錘百代，以直顯孔、孟真精神的大著。 凡是看到馬先生所寫的字，所作的詩的人，只要稍有此一方面的修養，便不難承認這是當代第一流乃至是第一人的手筆。對馬先生的《答問》，也容易感受到他的文字之美。獨對於他的《復性書院講録》，恐怕容易發生扞格，覺得馬先生對古典文義的解釋，與一般言訓詁者不類；這是我在這裏想特别提出談一談的問題。 大家首先應了解：馬先生是一個博極群書、精通訓詁校勘之學的人。並且他對西方哲學，也有基本的了解，所以從來不為傅會之談。今臺灣大學中文系名教授戴君仁先生，曾親炙馬先生之門，嘗謂：“中國歷史上大學者，陽明之後，當推馬先生；故謂之當代之朱子可也。”按：馬先生之鴻博似朱子，而朱子用心危苦，馬先生則意境圓融。至其學問歸宿，則近陽明而不近朱子。在馬先生的《講録》卷一中，他專列有“讀書法”一項，這是《朱子讀書法》以後很精密的治學方法。讀者應以馬先生所說的讀書法來讀馬先生的書，則自不至發生扞格之病。但我想特别提醒的是：讀書是為了探求義理；而中國古典中的義理，常是憑人憑事，觸機而發。人與事所逗出的機，常限於某一時間或某一方隅的特殊情況之内。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所顯的義理，亦常為義理的“殊相”，而非義理之全。義理在特殊情況下所顯出的殊相，對義理本身而言，也可以說是一種制約；這種制約，也可以攜帶著歷史地夾雜，因而使人不易見義理之純。純與全，本是不可分的。例如《論語》孔子答司馬牛問仁是“仁者其言也訒”；連司馬牛也不能不懷疑地再問：“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於是孔子便再深一層的說出：“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但這依然是仁對司馬牛所顯的殊相，而非仁德之全。必須層層地探下去，探到“天下歸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的境地，而仁的“全”與“純”始顯。馬先生的立論，便常是從殊相以直探全相，汰夾雜以直顯純真。所以他對古典的解釋，常是直舉其究極之義。此其一。  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 又如某一觀念，它所含的完成的意義，常須在歷史發展中始能一步一步地展開；我寫《人性論史》，便是把這種展開的歷史，清理出一個比較清楚的線索。但馬先生却把這種展開的歷史線索略過了，一針到底地把完成之義，顯了出來。例如《洪範》中所謂之帝、天，本來是宗教上的意義。由周初所開始的宗教轉化，到孔、孟而始完成；到程明道、陸象山、王陽明而更為顯透。雖有時仍承用帝、天之名，但帝、天實皆由自己的心、性所上透的德性而顯；如實言之，帝、天擴充到極其量的心性。這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大方向及最後的到達點。馬先生在其《講録》的《洪範約義》中，便把此種歷史發展之跡，完全略過，而簡捷地說“帝、天皆一性之名”；這站在歷史的觀點說，便會覺得有些問題。此其二。 我們若了解到上述的情形，便應當了解到馬先生所說的，都是扣緊中國文化精神純真的本質，及全相以立論，把中國文化精神，從歷史的夾雜與拘限中超脱出來，因而使讀者能與其本來應有的面目照面。所以他所說的每字每句，皆有其真切不移的意義。讀者若能虚心體玩，深資自得，再由此而讀古人典籍，便有明鏡在心，左右逢源之樂。此時更可將許多捕風捉影、餖訂悍蔽之談，一舉掃盡，豈非天下一大快事！ 歸根到底的說，中國傳統的學問，乃是一種“心學”，此不僅對陸王之學而言。黄梨洲在《明儒學案·序》中說：“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無本體”云者，乃說明心是一種無限地存在；因而中國的學問，也是無限的學問。各人工夫所至有不同，工夫之所從入亦有不同，故所得因之而異。但只要真是由一己工夫之所至以言中國的學問，雖所言者未必盡同，而其為真實則一。因此，馬先生與我前面所舉的幾位先生的著作，可由其同者以證中國文化的會通，由其異者以證中國文化的美富；讀書非至深造自得，對此即不應輕生差等之念。而我把自己這種傖俗庸俚之言，寫附在馬先生深純雅厚文章地前面，真如佛頭著糞，我自己會感到非常慚愧的。 癸卯九月二十日後學徐復觀謹志於東海大學之寓次 （原刊《民主評論》第二十二期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马一浮全集》2012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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