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寇凖临危受命宋朝自开国以来，便处在北方强敌契丹的威胁之下。公元916年，阿保机自立为帝，建立大契丹国，阿保机晚年时，契丹的疆域已经“东至于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 公元936年耶律德光得到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意义的幽云十六州，此后契丹铁骑随时可以挥鞭南下，直驱中原，威胁中原王朝的生存。 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都维持对等的关系，后晋与北汉则是它的藩属。因此自宋建立以来，如何妥善处理与契丹（辽）的关系，确保大宋政权的稳定性，是宋初统治者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  宋太祖鉴于宋初的内外形势和宋辽双方的实力对比，对契丹采取“来则掩杀，去则勿追”的积极防御之策。但宋太祖从未放弃幽云地区，他曾设封桩库，准备“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 太祖晚年，宋辽关系趋于缓和，开宝七年（974年）十一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以书遗知雄州孙全兴，言欲讲和之意，太祖命全兴以书答焉。 自此，双方使者往来不断，互贺正旦及皇帝生辰，但双方对核心问题——北汉及燕云地区并未提出解决方案，所以这时的议和只能是临时的，具有不稳定性。  宋太宗即位之初，仍与辽朝维持交好的局面，但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宋统一南方各割据政权又灭亡北汉，结束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令宋太宗信心大增，认为宋朝可以凭借军事力量收回燕云。 于是放弃与辽交好，挥兵北上，拉开宋辽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帷幕。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围攻幽州，结果在高粱河被耶律休哥率领的辽援军打败，宋朝第一次收回幽州便以失败告终了。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派三十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伐。宋军开始进展顺利，但由于东路军冒进，在涿州与辽军主力发生激战，结果惨败。  当时“宋师望尘奔窜，坠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宋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受东路军影响，中、西路军被迫撤回国内。此次战役，宋军丧师近二十万，元气受损，斗志受挫，此后北宋再无能力组织大规模北伐。 北宋两次伐辽，皆以失败告终，令宋朝君臣心理大受挫折。统治集团意识到无力以军事力量收回幽蓟，朝中大臣多认为应与辽朝通好、慎伐举，罢战通好之说成为舆论主流。 早在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张齐贤就提出建议太宗弭兵息战，张洎提出御戎三策。两次伐辽的失败，也令太宗曾经有的以军事力量收回燕蓟的自信心备受打击。  雍熙北伐失败后，虽然宋太宗还不忘收回幽云，但现实条件和朝堂弭兵息战的舆论，也令其很难再坚持下去，于是在端拱元年（988年），宋太宗下息边诏，从而放弃对燕云地区的争夺。 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下达国家政策皆以“守内虚外”为主。自此，太宗朝再未举兵北伐，只在边境修筑以塘泊和方田为主的防御体系，派重兵镇守边境要地，抵御辽朝南下。 真宗在对辽政策上继承太宗晚年“守内虚外”的政策。朝廷舆论仍是主张与辽通好，以防御为主，并不主张主动攻辽。  咸平二年（999年）三月，朱台符提出恢复与辽朝盟好关系，甚至建议主动派出使节与辽议和。军事力量老将曹彬也建议真宗效仿太祖的与辽通好之策。 真宗不反对与辽和好，但认为“须执纲纪，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就是在不损害宋朝颜面和利益的前提下与辽议和。 虽然宋朝君臣转向战略防守，有意与辽议和，但辽朝在成功反击宋朝的进攻后，从战略防御变为主动进攻，频繁南下侵袭，两国间冲突不断。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朝以收回关南之地为名，倾  全国之力，向宋朝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当时河北告急的文书“一夕五至”，朝廷上下无不震骇。 这次辽朝入侵的兵力达二十万，是真宗即位以来都没有过的，而且当时河北防线已被突破，河南也成为战场，这更是宋朝立国以来都没有过的；更为严峻的是快要进入冬季，黄河很快就会结冰，那么宋朝最后一道防线也没了。 寇凖在危急时刻出任宰相，他上任之初，便上奏真宗，要做好备战准备。面对来势汹涌的辽朝大军，寇凖沉着冷静，他建议真宗立即亲征，并上书《论澶渊事宜》，对战局发展可能出现的不同形势作出相应安排。  真宗虽然声称将亲征抗辽，但真正面对辽军凶猛的攻势，表现得非常犹豫，毕竟亲征有很大的风险性，而且他也不确定亲征能否扭转战局。 当时朝中多数大臣既畏于战场的凶险又慑于契丹的强悍而不愿皇帝亲征，参知政事王钦若和枢密副使陈尧叟甚至提议“南幸”金陵或成都。当真宗以南巡询问寇凖时，寇凖坚决反对，经过寇凖的分析和劝说，真宗终于打消顾忌，放弃南幸，决定亲征澶州。  十一月，寇凖起用老将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率领京城禁军赶赴澶州，为真宗亲征做好准备。二十日，真宗率文武群臣御驾亲征，在亲征途中，真宗又一次动摇。当时“诏王超等率兵付行在，逾月不至”，而且辽军已经绕过河北重镇大名府，直奔黄河而来。 没有王超大军的扈从，还要直接面对凶猛的辽军，真宗和大部分朝臣都对亲征的安危感到担忧。因此朝臣中又有人重提南避金陵，内臣中亦有主张速还京师的。 寇凖也深知此时战况不明，亲征有一定的风险，但他认为南幸金陵危险更大，而真宗亲征既可以鼓舞士气，又可以及时根据战争进展作出部署。真宗仍犹豫不决，寇凖又联合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一起劝说真宗。  高琼提醒真宗“随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如果南逃，士兵可能在半路就会逃散，请真宗继续北上澶州。真宗的贴身侍卫王应昌也劝真宗继续前行，认为亲征一定能击退辽军。在寇凖等人的劝说下，真宗终于决定继续前往澶州。 澶州城是一座跨黄河而建的城池，分南北两城。当时北城已是战争的最前线，被辽朝大军三面包围。真宗踌躇不前，他不愿渡河到北城，毕竟要真正要与二十万辽军对面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寇凖再次站出来鼓舞真宗登上北城。  在高琼的支持下，寇凖终于促使真宗登上澶州北城。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后，宋朝皇帝再次出现在宋辽战争前线，令宋朝军民都看到了希望，史书记载“将士望见黄屋，皆呼万岁，声震原野，勇气百倍。”辽军则“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真宗亲临前线，不仅使宋军士气大振，也对辽军产生了威慑作用。真宗将前线军事全部交付寇凖，“凖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 尽管如此，真宗仍不放心，“每使人觇莱公动息，或曰'寇凖昼寝，鼻息如雷’或曰'寇凖方命庖人斫鲙’，帝乃安。”寇凖在澶州不仅遏制了辽军的攻势，稳住了宋朝阵地，也大大稳定了君心。而真宗亲征则将宋辽战争拖入僵持阶段，是战是和成为宋辽统治者共同的思考。  二、宋辽议和与盟约的订立北宋建立以来，除太祖晚年到太宗初年宋辽有过数年交好外，其余多处于战争对峙时期。然而宋太宗数次北伐皆无功而返，辽朝虽频繁南侵，也只能掠夺些财物无法侵占宋朝的领土。 双方经过多年的交战，都清楚彼此的军事力量和作战策略，深知没有绝对的实力可以征服对方。所以当战争令双方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依然无法打破僵局时，和好成为双方共同的选择。但两国又是彼此最大的威胁，任何一方提出和好都不容易被对方信任。 这次宋辽能够进行议和沟通得益于王继忠。他是真宗藩邸旧人，咸平六年（1003年）望都之战时被辽朝俘虏，在辽朝受到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以康默记族女女之。”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使他成为宋辽议和的联络人。 王继忠深知宋辽双方的情况，因此在辽朝大军南下前，他就建议萧太后息兵与宋结好。萧太后虽然没有停止进兵，但也采纳了王继忠议和的建议，希望真宗能接受议和。 宋真宗虽然也有意与辽交好，但考虑到宋辽已敌对二十余年，仅凭一封书信，很难说明辽朝议和的诚意。而且真宗认为，辽朝不可能无条件议和，如果能以金帛换和平“斯可也”，如果索要关南之地，则只能兵戎相见了。 于是真宗手诏王继忠，表示可以和谈，但绝不割让关南之地，若辽朝果有诚意，再通过边臣上报。这是宋辽双方通过王继忠初次的、试探性的议和接触。 十月下旬，王继忠再度通过石普转达奏书，一方面指出关南之地是辽朝旧疆，宋朝恐难固守；一方面力劝宋朝先派遣议和使者。辽朝虽然表示议和，但战场上的进攻并未减弱，先是猛攻瀛洲，又围攻大名府，后攻陷德清军，企图通过战场的胜利迫使宋朝做更多让步。 限于战争形势不明，胜负未定，宋真宗决定先派遣使者，前往辽营谈判。宋朝前线将领因辽军的不断进攻，对辽朝和谈的诚意表示怀疑，所以当曹利用到大名府后，便被王钦若、孙全兴等人留下。 不久，王继忠又上书真宗，请再派使者前往，以免耽误时机。宋真宗手诏王钦若，督促曹利用前往谈判。面对辽朝的又打又和，寇凖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很清楚战场的胜负是双方和谈的基础，因此力促真宗亲征澶州。 十一月底，辽朝围攻澶州时，真宗也在寇凖的坚持下来到澶州。此前辽军主帅萧挞凛在澶州城下中箭身亡，沉重的打击辽军的士气。 辽军此时前有宋朝皇帝的亲征大军，后有王超的定州大军，腹背受敌；而且河北大部分仍掌控在宋军手中，辽军孤军深入，归路有被截的风险。战场形势的转变促使辽朝罢兵和谈更加主动，特派飞龙使韩杞作为和谈代表随从曹利用到澶州，双方正式和谈。 辽朝仍然提出以交还关南之地作为谈判条件，宋朝明确表示“关南之地久属朝廷，不可拟议。可以偿岁以金帛，以济其不足。”寇凖最初反对以金帛换和平，他建议乘胜击败辽军，“迫使辽朝称臣，且献幽州地。” 但真宗只想议和了事，朝中大臣也想早日结束战争，于是有谣言称寇凖是想乘机独揽大权、拥兵自重，这是皇帝最忌讳的，寇凖不得已同意议和。 但是当真宗指示曹利用岁币“百万以下皆可许”时，寇凖严厉地警告曹利用“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凖，凖将斩汝。”最后的盟约确实没超过三十万。十二月初，宋辽双方缔结盟约，标志着两国二十几年的敌对状态的结束。 宋辽议和与真宗继位以来与辽通好的主流论调相一致，因此宋朝君臣多将澶渊之盟视为本朝的胜利。虽然也有人批评30万岁币过多或认为“国家岁赠遗之，是资敌也”， 而以宰相毕士安为首的群僚认为能够维持两国长久的和平比30万岁币更重要，称“不如此，敌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对中原王朝大宋而言，每年要向北狄辽朝纳岁币以换和平看似屈辱、不平等，实则不然。 宋朝所面对的辽朝其朝政治理和军事发展程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程度都要高。在两国的军事对峙中，北宋并不占优势，如果坚持战争，于宋并无益处，而且战争的费用远远大于岁币。 真宗朝宰相王旦就称：“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岁每岁赠遗，较之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 两国议和后，北宋不但可以减轻庞大的战争费用，而且这三十万岁币，北宋也可以通过对辽榷场贸易赚回，所谓“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 所以宋辽和好，于宋而言在经济上没有损失。至于名声，盟约规定宋辽为兄弟之国，并不低于汉唐时的舅甥关系。因此对宋朝而已，澶渊之盟虽然不是最佳的选择，却是最现实、获利最大的盟约。 三、寇凖在澶渊之盟中的角色分析真宗在澶渊之盟前后表现得很消极，几乎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寇凖的促使下进行的，寇凖成为这场战役的实际领导者。这也令人们对寇凖在澶渊一役中的表现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 王钦若认为寇凖促使真宗亲征是“孤注一掷”，他对真宗称“澶渊一役，凖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非为陛下画万全计也”。 而仁宗朝范仲淹则认为“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举，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那么寇凖在澶渊之役中到底是冒险投机的博弈者还是忠君保国的功臣呢？ 表面上看，好像寇凖一味令真宗亲征，没有过多考虑皇帝的安危，但如果从深层次分析，有理由得出寇凖所作的就是最佳选择。当时面对来势凶猛的辽军，宋朝有和、战、逃三种选择。 宋真宗和多数朝臣虽倾向议和，但他们也深知在抵御辽军进攻前的任何议和都不会是“体面”的，为此真宗朝臣也主张抵抗辽军，但他们又不愿亲自到前线。 寇凖是坚决主张亲征抗辽的，毕士安和王继英支持寇凖的观点，只是在亲征的时间上略有不同。王钦若和陈尧叟等逃跑派则建议“南幸”金陵或成都，以躲避辽朝的铁骑。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首先南逃肯定是不可选的。虽然这次辽朝入侵的兵力有二十万，辽军又纵深插入，逼近黄河、威胁京师，但宋朝并没有全线崩溃，辽军只是攻下几座孤城，河北大部分仍掌控在宋军手中，宋朝君臣没有必要南逃。 再者，金陵或成都的城池、甲兵、储备并不优于京城，仓促前往，必然“人心危疑，居者无固守之志，行者怀逃溃之谋。天下闻之而解体，契丹乘之而深入，中原岂复可保耶。”所幸，真宗虽有过犹豫，但在寇凖的坚决反对下，并没有选择南逃，否则宋朝退守江南半壁山河的历史可能就会提前一百多年。 宋真宗虽未有“南幸”之举，但也不愿亲征，他更愿意坐守京师，遥控指挥战场。在他看来，亲征不一定能抵御辽军，还可能遭到辽军攻袭，深陷险境，先朝太宗皇帝就遭遇过此种情况。 但寇凖与大多数人的认识不同，他认为面对辽朝二十万大军的入侵，真宗如果不去亲征会更危险。 寇凖认为宋朝军队经过真宗初期的休养，已经具备抵抗辽军的实力，但是由于宋朝在以往对辽作战中，胜少败多，致使宋军士气低落，面对辽朝统治者的亲征，真宗如果能够身临前线，必然能激励将士以用命。 真宗亲征不仅可以鼓舞士气，稳定军心，还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略，对扭转战局是非常有利的。 再者，寇凖并非冒然促使真宗亲征，事实上，在亲征澶渊之前，他就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当时寇凖的同年好友张咏知益州、向敏中知永兴，两人被认为是知川陕最合适的人选，可以稳定四川、陕西两地，解除亲征的后顾之忧。 同时久守雄州、熟悉敌情的宿将何承矩调知真宗即将亲征的澶州，做好接应准备；又起用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李继隆率禁军前往澶州做好护驾准备，确保真宗亲征安全。所以寇凖并非孤注一掷。 诚然，依当时的战争形势，宋朝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宋真宗亲征具有一定的冒险性。但是，战场形势变幻莫测，战争的胜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以客观条件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必要时需要敢于冒险的勇气，这正是寇凖超乎他人之处。 寇凖在综合分析辽宋双方的实力后，敏锐地认识到真宗亲征对战局产生的有利影响，因此他用强烈的、刚直的话语促使真宗亲征。后来战局的发展也证明了真宗亲征为澶渊之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便于后来和谈的开展。 当然澶渊之盟的成功，是宋朝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首相毕士安、枢密使王继英、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甚至一些小人物如曹利用、王应昌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寇凖的功绩的无疑是最大的。 当真宗欲以岁币换和平时，公开站出来反对的只有寇凖。他认为以财求和之举不能维持长久，数十年后，辽朝又会大举攻伐，索取关南之地。 因此他建议真宗利用辽军腹背受敌的劣势，与之决战，迫使其称臣并归还幽云之地，这样才能“保百年后无事”。当时真宗并未采纳寇凖的建议。但他的“谋百年后无事”之说却得到后世诸多史家的认同。 陈莹中称“寇凖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无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侮，亦无靖康之祸矣。”李焘也曾设想“向使其言获用……”，深为其说未被真宗采用而遗憾。他们认为澶渊之盟后，北宋君臣苟安保守，武备废弛，国势日下，最终导致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 但澶渊议和与北宋国势衰微的关系，发现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北宋的灭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不能仅仅归罪于澶渊议和。 在澶渊之盟后，北宋统治者盲目的认为议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没有抓住和好之后的有利时机，重振军备，励精图治，以致后来被金朝灭亡。 此外，即便寇凖的计划被采纳，依据当时两军实力，辽军虽然屡受挫折，但整体军事实力依然很强，宋军并不占有绝对性的压倒优势，如果双方决战，宋朝并无必胜的把握。 而一旦战事再起，双方错失议和机会，两国又会兵戈连年，遗患难测。因此寇凖的“保百年后无事”之说，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设想，并不具有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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