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谭远辉：余家牌坊旌表及鼎建过程考

城头山视窗 2023-04-16 发布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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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牌坊旌表及鼎建过程考

文/图谭远辉

余家牌坊位于澧县城头山镇牌楼村，系清道光年间旌表本地余家节妇罗氏而建。牌坊座北朝南，以祁阳白石构筑，六柱三间九楼式，坊高12.7米，东西长7.5米，南北宽5米（图1）。2006年，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批文中却误作“余家碑坊”。

关于余家牌坊民间流传着一些传说，多荒诞不经。《余氏族谱》在转录原谱过程中也有一些谬误，还加入了一些现代捕风捉影和以讹传讹的东西。如引所谓《澧州志林·罗氏传》，澧州方志中称《志林》者只有两部，其一为乾隆十五年所镌《直隶澧州志林》，其二为道光元年所镌《续修澧州志林》。乾隆十五年余罗氏尚未降生，道光元年时尚未为余罗氏请旌。所谓传记内容也不是同治《直隶澧州志》中传记，不知从何而来。但因族谱传承有序，其中世系及原谱中传记大致还是准确的。同治《直隶澧州志》因据余罗氏请旌之事年代较近，虽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但还是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最为可靠的是牌坊本身的碑刻和余罗氏墓碑志铭等。余家牌坊的建造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本文将以牌坊自身碑刻为依托，参考相关文献史料对余家牌坊建造过程中的申详、题奏、敕建经过及相关人物予以考辨。

一请旌始事

牌坊南面明间一层坊额东、西两侧各嵌碑一通，记载了事情的发端（图2，图3）。东侧碑文曰：

具禀：澧州绅士周敦智、罗宏玫、周敦诗、蔡大典、张南阳、承宦、周敦友、罗宗伯、余继道、余上宾，恭呈本州贡生余继泰之妻余罗氏，谨开事实于左。

西侧碑文曰：

节孝余罗氏，质淑性贞，十六龄甫咏桃夭，越一纪旋悲鹄寡。内则无愧，女宗特昭。尽礼以奉高堂，妇兼子职；抚孤以承燕翼，母代父严。年例允符，名堪登诸志乘；幽光正阐，品应重以崇褒。

道光八年吉旦呈^〔1〕

为余罗氏请旌之事首先由澧州部分绅士发起，时在道光八年（1828）。向官府呈报余罗氏节孝事实，并请官府予以旌扬，所谓“名堪登诸志乘”，“品应重以崇褒”，这里未明言建牌坊，但崇褒之“重”其意在焉。这些“绅士”主要有周、余、罗三姓，还有张、蔡二氏，无疑为本家及有亲缘关系者，当然不排除有赇请的过节。余、罗二家不论，为余罗氏婆家和母家，其中余继道可以明确为余继泰胞弟。周家与余家为几代姻亲。据《余氏族谱》及余罗氏碑志，余罗氏长媳、三个孙媳及一个重孙媳都是周氏女（图4，图5），也有余氏女嫁入周家，两家为交换亲。^〔2〕

余、周两家都是当地望族。请旌首事中周敦智与周敦友为余罗氏长媳余周氏的亲兄弟。同治《直隶澧州志》卷十五“儒林”周敦智传曰：“号睿庵，岁贡生。……弟敦友，岁贡生；敦濂，诸生。子五人：守业，岁贡生；卓及严，皆诸生；守隆，登戊午贤书，官于闽漳浦县。”^〔3〕这里周守业、周守隆均为周敦智之子。《余氏族谱》中周守业所撰《姑母余公夫人传》曰：“我姑父彬士公不幸早世，时我姑母年甫二十三。”彬士乃余罗氏长子余曰成之字号，所传者即余曰成之妻周氏。故余罗氏长媳为周敦智之女。又周守业撰《周氏传》曰：“松峰公之配，予堂姊也。”松峰公即余曰亶之子余作恕，其妻周氏为余罗氏孙媳，周守业堂姐，则周氏应为敦友或者敦濂之女。^〔4〕周守隆为余罗氏所撰墓志铭中又有：“其孙清溪者，予姊丈。”^〔5〕清溪为余曰成长子余作忠，字廷彦，号清溪。其妻周氏为周守隆之姊，故余作忠为周守隆“姊丈”（姐夫）。余罗氏两个孙媳都是其长媳娘家的侄女，由此可见余、周两家关系之深。

关于余罗氏守寡之岁，《直隶澧州志》曰：“罗氏，余继泰妻，年二十四守节。”^〔6〕族谱中周守业撰《余母罗太安人传》谓：“年二十九居孀”。^〔7〕牌坊碑刻谓余罗氏十六岁出嫁，一纪后夫亡。一纪为十二年，如“年二十四守节”，则距初嫁只有八年，如“年二十九居孀”，则距初嫁实岁十三年，虚岁十四年，适“越一纪”。《余氏族谱》中有余继泰与余罗氏详细的生卒日期。余继泰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二十一日，卒于嘉庆十一年（1806）十月初十，年二十八岁。余罗氏与余继泰同年，而长余继泰四月多，故此时余罗氏虚岁二十九。^〔8〕因而《直隶澧州志》所谓“年二十四守节”是错误的。

二审核题奏

澧州绅士呈请以后，逐级上报、审核。由州府到省府再到礼部，最后奏请皇上御批，下达圣旨，拨款建表。经过了一个较为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牌坊南面上端正中牌匾竖向浮雕端庄的“圣旨”二字。其下横向石碑刻湖南巡抚等官员奏请旌表及降旨施行的过程（图6）。碑文前半部分曰：

湖南抚部院康，为题报节孝事，查湖南省道光八年，据布政使司万，详知直隶澧州谢、准学正陈、训导王，据州乡绅公呈转申恳请表彰事。

澧州贡生余继泰之妻余罗氏，节谊浑全，孝心纯笃，应沐旌扬等情，理合照例题请，旌表给建。汇疏会同湖广总督卢、湖南学政程，合词具题。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覆施行。谨题请旨。^〔9〕

这是湖南巡抚奏请旌扬的陈述。余罗氏旌表之事的申祥题报始自道光八年（1828），先由乡绅呈报州府，再由州府呈送省府，省府再责成州府予以核实后再报。省府先经最高权力机构抚部院，由巡抚指定其职能部门布政司具体经办，布政使通知澧州知州，因事关礼教，知州又指定学正及训导负责核实。核实后又由湖南巡抚会同总督及学政联合向朝廷奏报，先经礼部审核，再呈送皇上御批。据同治《直隶澧州志》余罗氏传，“道光十四年（1834）予旌建坊”。则从道光八年至十四年，前后经过了七个年头。

碑中涉及州府、省会最高长官及相关职能部门官员7人，但均只有姓，没有名。这些官员的任职时间当在这七年之内，其人名是可以根据史料文献加以考证的。

“湖南抚部院康”，即道光八、九年间姓康的湖南巡抚。据光绪《湖南通志·职官》，清代湖南巡抚有“康绍镛，道光五年（1825）任。”下任程祖洛道光十年（1830）任，因而这里的“湖南抚部院康”无疑为康绍镛。^〔10〕

“布政使司万”，光绪《湖南通志·职官》中清代的湖南布政使只有“万贡珍，江苏宜兴进士，（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清代湖南没有第二个姓万的布政使。同时，《清道光实录》也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丁卯（24日），以安徽按察使万贡珍为湖南布政使。”^〔11〕所以也不是《湖南通志》的误置，因为“实录”乃实时记录，是可信的。据《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万贡珍为道光三年第三甲进士，^〔12〕至道光十四年尚著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尚未外放。^〔13〕道光二十三年（1843）乃牌坊建竣之年，万贡珍于本年任湖南布政使，余罗氏请旌之事委实与他没有什么关系。据《湖南通志》和《清道光实录》，道光八年（1828）时在任的湖南布政使为裕泰。下任吴荣光道光十一年（1831）继任。^〔14〕万贡珍应是牌坊碑刻李戴张冠，是否还有什么阙逸之情事？不敢妄自猜疑。

“知直隶澧州谢”为谢希闵。同治《直隶澧州志·职官》清知州有：“谢希闵，浙江会稽人，道光六年（1826）二月任。”下任文炜道光十三年（1833）三月任。

“准学正陈”为陈廷标。同治《直隶澧州志·职官》清学正有：“陈廷标，浏阳举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任。”下任周邦凤道光十四年（1834）五月任。

“训导王”为王可权。同治《直隶澧州志·职官》清训导有：“王可权，安化廪贡，道光六年（1826）闰七月任。”下任郭远树道光十四年（1834）九月任。^〔15〕

“湖广总督卢”为卢坤。光绪《湖南通志》“职官”和“名宦”均谓卢坤道光十一年（1831）任湖广总督。《清道光实录》则谓：道光十年（1830）十一月壬午（二十八日），“以江苏巡抚卢坤为湖广总督。”^〔16〕这应是任命与正式到任的时间差异。

“湖南学政程”，光绪《湖南通志》清湖南学政有：“程恩泽，安徽歙县进士，道光五年（1825）任。”下任汪世樽道光八年（1828）任。《清道光实录》卷八十七：“道光五年（1825）八月丁巳（三日），调贵州学政程恩泽提督湖南学政。”又卷一三六：“道光八年（1828）五月戊午（20日），命翰林院侍讲学士、湖南学政程恩泽回京供职，编修汪世樽提督湖南学政。”^〔17〕有可能道光八年（1828）为余罗氏请旌时程恩泽尚未离任。

三奉敕鼎建

牌坊南面上端“圣旨”匾额下石碑后半部分碑文为朝廷诰命（图六），曰：

道光九年，抚部院康札开，是年二月，准礼部为知照事，本部抄录澧州余罗氏，既据该抚详慎核实，造具册结，疏请准给旌表。诰命该抚遵照办理，实给银两，听本家自行建坊，以为闾里式。^〔18〕

在北面明间一层坊额西侧还有一通碑刻（图7）：

德虽潜而必发，美以闇而日章。诰命该州节孝祠内题名设位，照例遵行。^〔19〕

就是说除了恩准建牌坊以外，朝廷还命州府在节孝祠内给余罗氏题名设位。同治《直隶澧州志·祠庙志》下“节孝祠”曰：“今志内各氏事实为节孝、为贞节、为贞女、烈女皆有小传，分类载列女志中。”^〔20〕余罗氏小传在其列（见前）。

封建社会十分注重女性的德行与操守，这实际上是套在女人身上的桎梏，稍有逾矩便会遭人唾骂，甚者可以动用家族私刑。女人可以没有文化，但一定要遵守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一而终。女人因为贞洁受到官府乃至朝廷旌表，那是全家乃至整个家族的荣耀。

“圣旨”道：“诰命该抚遵照办理，实给银两，听本家自行建坊。”即建牌坊由抚院拨给一定银两，本家自行备料请匠构建，建坊之事官府不予参与。所拨银两其实是象征性的，至于怎么建，建多大，实际需要多少钱，官府就不管了，钱不够自己想办法，量力而为。

北面明间一层坊额东侧有碑刻（图8）：

奉宪召赴本省照例领给银两。节孝余罗氏次男德元率侄作忠，竭诚拣石修建。

孙作恕沐手敬书。^〔21〕

碑文中“次男德元”，即余罗氏次子余曰亶，字德元，号信亭。其长子余曰成已于道光元年（1821）亡故，故由次子主事。^〔22〕“侄”为德元之侄，余曰成之子；“孙”乃余罗氏之孙，余曰亶（德元）之子。为余罗氏下两房长孙。

又南面二层圣旨下主匾（图9）：

节孝坊

旌表贡生余继泰之妻余罗氏

皇清道光廿三年岁次癸卯吉旦拣石修建^〔23〕

余家牌坊用料为优质的祁阳白石，非本地所产，要水陆兼程长途运输到达澧阳平原，加上石材的加工、雕镂，精心设计，而后华构危耸，历数百年风雨而不隳，其路途之险厄，工程之艰踬，技艺之精湛，用度之浩繁，其可想见矣。《余氏族谱·信亭公传》曰：“公之建斯坊也，日惟思贻母令名，始而躬赴远县购一色白石，既乃无昼夜、无寒暑躬自督工。……盖阅九年，始竣。而公以督工故，毁饥骨立，甫竣遂卒。”余曰亶（信亭公）卒于牌坊建竣后四年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24〕

“道光廿三年”乃为牌坊竣工的时间，《直隶澧州志》谓“道光十四年予旌建坊”，则从道光十四年（1834）兴工至二十三年（1843）蒇事共历九年时间，与《余氏族谱·信亭公传》及罗氏碑志中记载相合。据余罗氏碑志，余罗氏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初六日，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十二日，虚寿72岁。^〔25〕如此，道光八年（1828）请旌时余罗氏50岁，道光十四年（1834）建牌坊时56岁，道光二十三年（1843）牌坊建竣时65岁，后六年寿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