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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委事件”是继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又一起严重反共事件。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赣、粤、桂三省委在这一事件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其破坏的范围和程度,在我党地方史上都是绝无仅有。 对中统而言,这也是他们在抗战期间所最为得意的一件反共“奇功”。 中共江西省委和南委以及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遭到破坏,主要是以中统特务为核心的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特种工作办事处(简称特办处)进行的。 1939年,国民党当局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阴谋掀起反共高潮后。 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是个反共老手,积极响应,准备在江西掀起肃清共产党的活动高潮。为避免各系特务间彼此摩擦，他决定成立特种工作委员会，为全省特务统一机构，下设特办处。 1940年3月1日,特办处正式成立,机关设在当时江西省会泰和县城内左巷 3号，由中统特务冯琦任主任,庄祖方任总干事，冯、庄二人均系中共叛徒。 特办处下辖设计、指导、编审、总务 4 个组,实际全由中统控制,其组长以上干部均系中统分子。 特办处的任务有三： 一、专门搞反革命活动,负责全省的反革命阴谋策划; 二、统一指挥在江西的中统、军统及地方特务的行动。同年秋,特办处兼充党政联席会秘书处(简称联秘处),成为江西全省反革命活动的领导中心； 三、利用中共叛徒,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段,破坏中共地下组织。 特办处设有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秘密集中营,又称之为“青年留训所”,即中统马家州集中营，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全国设立最早的一个反共集中营。 中统特务对中共南方四省党组织的破坏是从江西开始的。 1941年初,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离任,由军事部长颜福华代理书记。同年 5 月,南委决定派谢育才去江西接任省委书记一职。 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机关为了比较隐蔽安全,设在吉安邻县安福的高山上,国民党反动派不知道山上会有中共组织,更不知道会有省委机关。 山间居民都是党的基本群众,半山上遍埋竹弓,外人去了,难免触弓飞跃,声震山谷,使山上早有警觉。 但是，由于深处高山,也有诸多不便,因而省委早就想迁下山去，由于与吉安的国民党第三行政区专员李林一度有所默契,为此,担任代理省委书记的颜福华等想迁至吉安市区,认为有了李林的庇护荫蔽,可以确保安全。 7月,谢育才到任后,亦同意把省委迁至吉安,并让在吉安的同志，选择适当房屋,做好有关布置。 就在这时,这一情况被特务们掌握了。原来,早在 1940年冬,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被捕后叛变,经他出卖,冯琦、庄祖方等人逮捕了中共吉安妇女支部书记万国英。 经过刑讯逼供,又从万国英口中得到上层线索,在吉安逮捕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李昭贤、秘书李贡珊。 在特务诱降之下,二人叛变,并向冯琦等人说出中共江西省委准备迁往吉安的情况，并依此献计，以江西省委机关房屋已经找好为由,诱骗谢育才等下山,加以拘捕。 冯琦深喜其计,一番计议之后,立刻派出省委“交通”(叛徒)送信上山,报告说房子已找到,希望来人看过决定。同时,为破坏江西省委电台,信中还告知吉安有电器材料可配购,建议带电台下山。 “交通”送信上山之后,江西省委不知有诈，于是，省委书记谢育才带着电台台长林云生携带收发报机，先后随“交通”下了山,结果被一直带到道署坪 13 号，落入敌网。 谢育才的被捕，让徐恩曾兴奋不已，他下令特务们一定要对谢育才严刑拷问，问出江西南委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藏身之地。 然而，谢育才坚贞不渝，死不开口，特务们只好把希望转向和他一同被捕的省委社会部部长骆奇勋。 骆奇勋意志不坚定，经不住特务们的威逼利诱，最终供出谢育才“准备去曲江向南委其他重要领导人汇报”这一重要机密，特务们迅速前往曲江，逮捕了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民风夫妇，并在回到曲江后，抓捕了谢育才的妻子王勖。 谢育才被捕后,冯琦、庄祖方等又假借谢育才的名义,写信给颜福华,诈称谢因病滞留吉安,让他来吉安商讨工作。 颜福华立即来了吉安,结果也遭被捕，不久,他叛变投敌,并死心志塌地为国民党特务卖命，至此,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已基本被破坏贻尽。 特务们不满足于此,为了进一步扩大破坏,他们加紧了对谢有才夫妇的逼迫。 先是由庄祖方等头目亲自审讯、追降,继而是叛徒颜福华去请劝,均遭拒绝。后来又把谢、王二人连同未满月的婴儿,一起押解泰和,囚禁于马家州集中营。 为逼迫谢育才就范,特务们向谢育才夫妇使用了种种刑逼手段,但严刑拷打也仍未让他们改变态度。 直到 1942 年 2 月,谢育才通过与这些叛徒、特务的接触,判明中共江西省委已遭彻底破坏,敌人主要目标已对准南委,情况十分危急。 为了向南委报信,应付敌人,争取出狱,谢育才遂填写了自首书,伪装叛变。 但是，敌人并不相信谢育才是真的叛变，不过，为争取谢育才为他们卖命,遂将谢,王夫妇二人放出集中营,软禁于泰和庄祖方寓所院内,在生活上给予优待。 在之前的1941年12月,特务们利用已叛变的林云生与中共南委电台恢复了联络。 由于江西台同南委中断联系已久,特务们害怕引起中共南委电台的警觉,因而通了一阵,故意装作电台失灵中断。这种做法先后搞了两次。 这以后,一些特务主张首先破坏南委电台,但冯、庄等人阴险地决定“放长线钓大鱼”,暂不惊动对方,以便深入侦察,进行更彻底的破坏。 1942年2月,南委电台接到重庆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 整不多在同一时期内,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话时,江西电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建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 南委负责同志认为，江西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一,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 二、要求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汇报; 三,暫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 这以后,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的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特务们通过江西台诡称“謝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情况不明”等等。 南委负费同志经过研究之后,认为没有问题，于是,在 1942 年4 月,委派郭潜去曲江检查江西的工作,并给谢育才发去了一封明文隐语的信,称: “着即于 5 月中旬去曲江找二叔(即郭潜)洽谈。” 南委给谢育才的信,当然落进了特务们的手中，得到了这一情报之后,特务们立刻行动起来。由于对谢育才还不放心,为把稳起见,冯琦决定派颜福华代表谢育才去曲江,颜福华极为害怕,推既说不相宜,表示愿意说动谢育才去曲江。 颜福华来到谢育才处,向他据实说了南委来信的事,并把信给谢看了,劝谢速做去曲江的准备,好好为“党国立功”，谢育才报以苦笑,没有回答。 颜见谢没有拒绝,欣然回命,冯琦,庄祖方等人听了,也认为谢育才有意去曲江走一趟。 实际上,谢育才知道南委危在旦夕,已在积极准备出逃。敌人又来问他南委驻地和“全福处”是人名或地名等情况,他搪塞敌人说“全福处”是地名,在龙岩白土区。 而实际上，“全福”即张全福,当时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从特务的问话里,谢育才推测,如能找到张全福,便可找到南委。 1942年4 月 29 日深夜,夜色如漆。 乘看守特务不觉,谢育才夫妇丢下婴儿,越窗跳墙,隐入了浓浓的夜色之中。 次日黎明,庄祖方听到婴儿啼哭不绝之声,便叫其岳母隔墙连呼“李太太”(谢育才化名李志强),没有答应。庄祖方预感有问题,立即披衣走去,见谢氏夫妇的外室门关着,卧室窗户虚掩着,推窗隐约可见蚊帐内，仅有婴儿在床上啼哭,乱滚,全无谢、王二人踪影。 特务们立刻出动,四处搜捕谢育才夫妇,可是一无所获，谢育才夫妇脱险后,于 5 月 22 日逃到福建平和县长乐区下洋村,找到了张全福,述说了江西省委已遭破坏的情况。当夜,谢育才又写了一份简要的书面报告,由人带交给南委书记方方。 方方当即指示,立即将谢育才转移监护起来,继续审查,弄清情况,加强警戒。接着,又于 5 月 24 日给在曲江的郭潜发去一份密码电报,让他取消同江西的联系,立即撤退。 但是，中统特务对破坏南委势在必得，一方面,他们继续搜捕逃跑的谢育才夫妇,以期挽回“损失”和面子。另一方面由庄祖方亲自带队,率领颜福华等叛徒及大批特务,南下曲江,进行所谓的“南征”。 庄祖方一行到达曲江后,庄首先去了中统广东调统室,调用叛徒冯达协助侦察联络,并立即开始对中共南委通讯处，布置侦察守侯， 一则提防谢育才去该通讯处报信,二则妄想从通讯处，辗转跟踪到破坏南委的线索。 5月14 日,颜福华同特务周必子,按我党地下工作联络办法向南委通讯处投“报到信”,以后隔天去催向一次,乘便试探情况。 直到 20日下午，还无人来找颜福华,特务们也没有在通讯处方面找到线索。于是,特务们认为我中共南委已有发觉,只有把该通讯处先破坏了再说。 但庄祖方则坚持不可,认为超过约期,或有别的原因，随嘱颜福华迁到另一家旅社住下,另派两名特务住在颜的邻室,同时再发信催促。庄祖方自充秘密交通,每天与颜福华见面交谈,坚定其心意,并把接触到的情况,向负责行动的李刚汇总。 果然,到 5 月 25 日,有两名中共交通员去旅社找颜福华了，特务们由此发现了南方局活动的线索。 两天后,即5 月 27 日下午 4 时左右,叛徒孔昭新、罗卓明在曲江路上,无意间瞥见他们原来的上级、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郭潜。 当时，郭正与另一人同行,后又走入一家理发室理发，孔让罗留下监视,自己去见庄祖方。 庄听后极为着慌,生怕罗卓明被郭发现,他不再召集其他特务,立即要冯达就近找了几个宪兵乘车赶到理发室。 结果,郭潜同那位交通员一起被捕了。 实际上，南委发来的密电,郭潜早已接到。可是由于疏忽,未及时将密码译出,丝毫没做撤离准备,结果，终遭逮捕。 郭潜被捕的当晚,庄祖方等人便在中统广东调统室禁闭所—“基庐”内对郭潜进行了突击审讯。结果,郭潜叛变,并无耻同敌人达成协议:将其所携中共活动经费 9 万元中留 3 万元给他;不公开其特务身份;保证其人身安全等。 郭潜叛变之后,立刻进行了疯狂地反噬，当晚，他指引李刚等人，首先破坏了中共南委在曲江的总交通机关,逮捕了交通员 3 人。 接着,郭又带领特务驰往五里亭,破坏了中共粤北省委总机关,逮捕了省委书记李大林和女交通员小李，返回途中,又逮捕了省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委机关了。 从郭潜口中,特务们得知，在大浦的南委此前已经发出示警电报,庄祖方据此认为，南委已得到谢育才的通知,有了防范,担心此去会扑个空。 但郭潜认为,只要赶快去,还是有希望的，于是,庄祖方、李刚等,便忙着作去大埔的准备。 5月30日早晨,郭潜再次向庄祖方献计，他告诉庄,廖承志住在乐昌(当时廖承志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撤回乐昌),应先把他逮捕,迟了恐他走脱。 廖承志是廖仲恺先生的儿子,身份比较特殊，庄祖方听了郭潜的建议后,没敢贸然下手,而是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广东省联秘处秘书丁某。 丁告诉他说:“余长官(指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早就向总裁请示过,总裁指示,发现他(廖承志)格杀了事,如今先捕来也好。” 庄祖方吃了一惊,这与他更恶毒的诱叛计划完全抵触,于是不再和丁谈下去,转而继续同郭潜研商。 最后决定，由郭潜写一字条，诱骗廖承志即日去桂林,让他“疏散聚集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并送给“旅费”一万元,由一个伪装的交通送给他,诱使其当天下午乘火车去桂林。 然后，在火车站对廖承志突然绑架逮捕，在曲江另换车辆,秘密将其押往江西,以免被第七战区长官部知悉。 当天下午,庄祖方率特务李刚、黄鹤林、陈方卿,借乘省政府一部小汽军,悄悄前往相距百里的乐昌县。 下午4点,车子到了乐昌，庄祖方决定亲自扮成交通,命其他特务遥随其后,注意他所去的户宅。 见到廖承志后,庄祖方交出钱和字条,说:“郭潜希望你最好今天就去桂林。” 廖回答:“有点急事,可能要等一天才行。” 庄祖方知道不便多说,告别出来后,便在火车站布置守候，待到西去的最后一次列车已开走了,知道绑架没有指望了，于是悄悄对李刚说:“我们不能空手回去,看来只有冒险硬干。” 30 日黄昏,庄祖方等又去找廖承志,隔着大门谎称钱丢了,求廖借助旅费。 廖不知有诈,刚一开门,便被李刚、陈文卿从旁窜出将他飞快挟走,一路还高声谈笑,掩人耳目，廖志也落入了虎口。 在廖承志被押解至曲江途中,庄祖方一度妄施游说,廖报以笑声和回击,使庄未敢再饶舌，车到距城 5 公里处停了下来。 庄祖方和李刚步行回城，打算雇长途汽车到该处解廖去江西,不把廖押入城里,以免为七战区长官部拦截。  廖承志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当庄雇车转回时,廖已不在车中，黄鹤林说:“你刚走,那人(廖承志)便被一群宪兵抢去押入江心艇子里了。” 庄祖方知道这定是联秘处丁某的预谋,于是急忙赶回城，见到丁某说:“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要捉活的,廖承志是有很大作用。今已去电重庆,你们可不能擅自处理。” 丁表示可以听候重庆命令，中统局接到庄祖方的电报,徐恩曾立刻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下令,将廖转押江西。 果然,没几天，第七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余汉谋接到蒋介石电令,要求其将廖交还江西，于是,中统将廖解到赣县,由赶到赣县的冯琦迎廖去泰和,禁闭于马家州集中营的独间暗室。 6 月初,在叛徒郭潜的引领下,庄祖方领着一干特务,乘中央银行的大卡车,马不停蹄地由贡江出发前往大埔方向,直扑南委机关。  大浦广东中共南委机关旧址 车抵兴宁时,郭潜让颜福华后随,去找南委设在兴宁的交通，走到该处,正遇一位交通携着行李出门。 郭潜上去问他去哪儿？答说:“接到通知,急须转移。” 经此一接触,郭感觉此去大埔可能不会顺手，于是，由庄祖方出面,得到国民党闽粤赣边区司令长官得翰屏的支持,派出政治部主任林雁峰带两名武装特务同往协助。 车行到梅县时,郭潜又领人去探查南委设在该县的交通处,再次扑了空，于是，特务们继续向大埔县方向扑去…… 在此之前，由于谢育才的报警,南委领导已得悉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并对形势有所警惕,南委方面先后召开几次会议,作出应变计划。 除了前面提到的电示郭潜隐蔽待命外 ——通知在大埔角的南委机关干部,立即转移到百候隐蔽待命； ——彻底清理文件; ——加强电台保卫工作,准备疏散转移; ——确定主要干部撤退路线和去处。具体安排是：张文彬经买梅往东酒;涂振农经饶平去湖汕;方方先转移到百候,亲自指挥整个机关的转移撤退工作,情况如有变化,则立即向福建方面转移。 为了不敢引起混乱,一切撤退工作均秘密进行，至5月底,主要据点大埔角已完全撤出,只留下“天成”号的两个'店员”支撑门面,掩护撤退。 6月3日,中共在平和的电台遭到福建保安团的袭击。这一事件,是由电台摇机员陈学平叛变投敌引起的,它与江西特务破坏前委这件事虽无直接联系,还是促使南委加快人员的疏散行动。  中共南委书记方方 图片来自网络 6月6日,方方在安排好南委主要干部及电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之后,才离开百候,安全撤退到埔北山村隐蔽。 就在方方撤离那一天,庄祖方等一伙武装特务,在叛待郭潜的引领下,到达大埔县高陂镇，疯狂地逮捕、破坏开始了…… 6月5日,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同交通员王亚华一起，从墩背出发去湖汕,原定路线是经饶平走山路,但涂临时改道,打算从高陂乘轮船顺韩江而下。 6 日中午,当他们在高陂轮船码头等船时，恰好碰上郭潜等一伙特务从松口乘船南下到达这里，不期而遇,结果被捕。 同日下午,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在丘鸿耀(百候小学教员、地下党员)、挑夫丘解老妈妈护送下到达高陂。 丘解老妈妈拿着一封张文彬的信到高陂交通站提取存款,被郭潜等人发现,特务们立即追踪至高陂镇德和旅店逮捕了张文彬,还有住在附近茶江旅店的丘鸿嚯。 当天夜里 9时,这伙武装特务又分两路化装出发，一路由郭潜任向导,李刚负责，率颜福华等共12,人去新村方方家搜捕。 另一路，由庄祖方和林雁峰负责,带 5 人去大埔角大街上南委所设的商店搜索。 两队之间相距半里,并决定行动时如发生意外,鸣枪为号，互相援助。 天微明时,庄祖方一队先包围了“天成”号,留在天成号里的两位同志因而被捕。 另一路的进展很不顺利，当特务们包围了方方在新村的住地后,被当地群众发现,他们立即鸣锣吹号,点起火把,大呼“土匪来了!”特务们不明虚实,仓皇退去。 他们害怕墩背还有群众武装,不敢前去，林雁峰想用电话调队伍,但当地和附近都没有电话,找乡保长又都不见面,庄祖方惊慌失措,坚决主张放弃一切,结束破坏行动,立即返回高陂。 在国民党乡公所,特务们找到一个职员,把已被捕的两个店员交其看管,限乡公所即日解往国民党高陂区署,又强令一个乡公所干事,充当向导,于 6 月 7日下午5时,垂头丧气地循着原路赶回了高陂。 回到高跛后,郭潜认为高陂也未必安全,担心南委派武裝前来袭击,于是，庄祖方决定立即押张文彬、涂振农等一干被捕人等,连夜乘轮船离开高陂。 6 月12日,特务们回到曲江，6 月 18日返抵江西泰和，当夜,张、涂二人被送往马家州集中营隔离禁闭。 中统特务袭击南委机关之后约一个月,他们又在叛徒郭潜的引领下，前往广西桂林，破坏了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工委副书记苏轻、桂林市委书记兼工委妇女部长罗文绅,市委委员张丽贞、梁耀宝、南委交通员张海萍等共 29 人被捕。 与此同时,特务们又对中共江西基层组织进行破坏。 原来,1941年夏初,中共江西省委初遭破坏时,省委所属组织线索便已完全落入特务手中,只是由于冯琦等人的主要企图在于破坏中共南委,为防“打草惊蛇”起见,江西中统调统室仅把各特委和必须速破的县委组织秘密予以破坏,其余暂置不动。 1942年5月底,在粤的南委遭到袭击时,冯琦组织在赣特务力量,把江西各县县委作了全面的破坏。 迄 1942 年秋止，中共在江西的几乎所有县委、区委、支部都被一扫而空,只有少数干部未落敌手,但所在组织已经瘫痪。 1941年,1942年,在敌特的肆虐下,在遭受中统逮捕的人员中,除一些不坚定分子发生了动摇,妥协,如郭潜、颜福华等少数败类变节投降外,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狡猾的敌特面前,仍然坚持斗争,百折不挠。 一廖承志在被捕后一身正气,威武不屈,富贵不淫； —南委副书记张文彬铁骨铮铮,大义凛然,在狱中长期坚持对敌斗争,受尽折磨,不屈而死； ——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及妻子王勖,舍亲生骨肉,双双越狱向党报警； ——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等三人,面对刑讯,坚贞不屈,为了保护党的秘密,集体自缢牺牲。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无名英烈,他们都将永垂青史！ 而那些无耻的叛徒和凶恶的特务,则用他们自己的行动，把自已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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