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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徐恩曾的人生中，错过了无数次抓捕共产党人的机会，但是他从未放弃，甚至将魔爪伸向了延安。 抗战时期，徐恩曾再三致电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请他充分利用机会，在延安周边大力发展特务人员，后来，徐恩曾又与省党部协商，将各县党部书记长，全部换成了清一色的中统特务。 徐恩曾认为，仅仅开展特务工作还是不够的，还要在进出延安的各重要路口设卡，想方设法截获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徐恩曾认为：“共产党往往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往往会随身携带与共产党有关的证件；二、凡神色有异者，可以断定此人会与之相关；三、观察行人的一举一动，凡是持外地口音者需要查实！” 设卡的特务们按照徐恩曾传授的这些方法，对来往延安的人员进行盘查，他们有的被特务们搜到随身携带的八路军的相关证件，假以各种借口扣留，有的秘密跟踪，待四下无人或夜深人静之时，便将其逮捕。 更为残忍的是，如果被捕人员拒不交代自己的具体身份和任务，不是一顿暴打，就是惨遭杀害。  国民党封锁延安示意图 从1939年至1943年期间，徐恩曾指挥中统特务在陕西的交口、碑亭、黄陵、耀县、三原、永乐店等路口设卡，扣留并逮捕了奔赴革命根据地的男女青年2100多人，这些人不是被特务们投入监狱，就是被关进“战干团”或“西北青年劳动营”进行劳动改造，遭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除了盘查抓人之外，徐恩曾还通过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向中共提出，以肤施（即延安）归省政府管辖之名，向延安派驻县长，这样，他们便可以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常驻延安，进行情报搜集工作。 中共从大局出发，同意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要求，得知此消息后，于是，徐恩曾找来了老牌特务马濯江，出任肤施县县长。 马濯江原是共产党员，后来，他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进入中统后，被徐恩曾推荐到国民党财政部担任税务督察。 马濯江上任“肤施”县长后，迅速按照徐恩曾的计划，精挑细选了10名特务进驻延安。 在延安，毛主席曾在公开场合称呼马濯江是“我们抗日的马县长”，在其他场合则诙谐地说马濯江是“白皮裹红瓤”。 毛主席的“火眼金睛”其实早已看透了徐恩曾的计谋，而徐恩曾交代给马濯江的三个任务，就是窥探中共内部情报；散布谣言、制造混乱、发展特工。 马濯江来到延安时，正好赶上风沙天气。面对漫天黄土，他缩着脖子陷入了深思，来到共产党的腹地，会不会被迎头痛击？ 令他没想到的是，他抵达延安的当天，共产党人就热情地款待了他，共产党人吃糠咽菜，而招待马濯江的则是白面馒头和面条，他以为共产党人害怕他，便坐在自己的县政府里指点江山。 然而，延安的百姓根本不买马濯江的账，加之这个不伦不类的县政府都是特务人员，根本不懂行政工作，无事可做，特务工作也因延安密不透风的安保工作而毫无进展，马濯江为此十分痛苦。 而徐恩曾却不了解马濯江所面对的僵局，心机颇重的他，又派了老牌特务孟真到延安，暗中考查马濯江。 孟真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找到了国民党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绍贤，借了个“视察员”的身份，以视察全省民政设施为名，暗中考查马濯江。  延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孟真来到延安，先拜访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而后，才与马濯江碰头，马濯江一见孟真，大倒苦水，说这里的工作难以开展，想要申请调回重庆，孟真只得鼓励他继续坚持，不要泄气。 随即，孟真就给徐恩曾写了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当行到雅安，远远望见城墙时，已是暮霭时分，炊烟四起，山谷间忽然响起了一阵雄壮的歌声。顿时长途跋涉的旅客忘却疲劳，精神为之一振。这是延安给我的第一印象…… 陕北地瘠民贫，物质条件极差，但所见到的共产党人，莫不朝气蓬勃，人人都充满乐观进取的精神和信心，中共未来的动向实不容忽视。” 孟真还在结尾加上了一句，那就是：马濯江当下已是形同虚设。 不过，马濯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他派出特务四处刺探共产党的内部情报，并且在老百姓中散布谣言，造谣共产党共产共妻。 延安的老百姓看不下去，于是自发行动起来，展开了著名的“驱马事件”，最后，马濯江夹着尾巴仓皇回到西安。 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听闻此事，立即给重庆发去急电，决定让徐恩曾亲自去延安，找周恩来面谈此事。 徐恩曾来到延安，见到周恩来问道：“贵党既然同意政府在延安派驻县长，就有责任保护其安全，如今马县长被人赶走，贵党竟不闻不问，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 倘若政府也以牙还牙、动员民众，将贵党人员逐出重庆，不知周副部长作何感想？若日后纠纷加剧，贵党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周恩来眉头紧锁，接过话头说：“今天既然是徐副局长亲自上门，我也有几句话要说。我刚刚从外地回渝不久，有关各地情形，你是否已经听说？” “兄弟孤陋寡闻，未曾听说。”徐恩曾佯装不知。 “就在上个月，贵党秦启荣部制造了'博山事件’，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残杀八路军将士400余人。这个月，中央军突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镇原县，攻占栒邑县。在陕西，中央军驻虢镇部队砸抄八路军通讯处，拘捕八路军将领眷属，徐副局长可曾知晓？” 周恩来继续质问徐恩曾：“还有新四军驻温州的几名工作人员，无缘无故被贵党第三战区逮捕，并被分别判以8年到14年徒刑，他们何罪之有？平心而论，徐副局长以为，摩擦加剧，谁当负首要责任？” 徐恩曾无言以对，支支吾吾地解释：“这些事情，待兄弟回去核实后再议。” 周恩来继续质问徐恩曾：“当地民众之所以不欢迎马县长，恐与马县长的身份和作为有关。别人不知道，难道您徐先生还不知道吗？ 延安百姓最讨厌密谋不轨的特务，贵党陕西省政府本来就不该派这种人来，这样存心挑衅的官员，边区民众怎会欢迎？” 徐恩曾难以应对，在周恩来面前，他只能甘拜下风，找了个借口，起身告辞。回到西安后，只能把马濯江调回重庆了事。 1943年初，美、英等国记者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提出，去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考察，国民党当局不好断然拒绝，只好以各种理由搪塞延迟。 到了1944年，国民党当局企图关闭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台，掩盖中共抗日详情以及延安根据地的实况。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得此消息后，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强烈要求去延安进行采访，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勉强答应。 几天后，国民政府决定组织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徐恩曾全权负责组团之事，而徐恩曾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定要借此机会搜集共党信息。 于是，他找来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和将要陪同记者去延安的中统局专员杨家勇一起蓄谋策划。 徐恩曾告诉杨家勇：“你去延安后，打着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的名义去见毛泽东，顺便向他提议建立中央通讯社延安分社……” 一个月之后，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立，主要成员有： 参观团领队——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副领队——邓友德。 外国记者6人：代表美联社、《基督教科学缄言报》《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斯坦因； 代表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的记者爱泼斯坦； 代表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福尔曼； 代表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 代表《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汗神父 以及代表苏联塔斯社的记者普金科。 中国记者9人：《中央日报》记者张方伯，《扫荡报》记者谢爽秋，《国民公报》记者周本渊，《时事新报》记者赵炳，《商务日报》记者金东平，《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中央社记者徐兆镛和伪装为《中央通讯社》记者的中统局专员杨家勇。 另外，还有4名随员。 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5人，在一名中统特务的带领下，按照徐恩曾设计好的既定路线，从重庆出发，第一站，抵达西安，然后，一路东进，进入潼关。 在潼关，“偶遇”了国民党胡宗南部的蒋纬国，然后，由潼关进入山西，在晋西南，集体采访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 徐恩曾如此安排，就是让记者们充分接受所谓的“反共宣传”，从而干扰记者们对中共的判断。 折腾了半个多月，记者团才于6月9日抵达延安采访。  1944年6月，毛泽东和外国记者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令记者团没有想到的是，6月12日当天，毛泽东竟然亲自接见了他们，翔实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将近期所发生的事情逐一陈述。 此次来访的记者们都是有备而来，特别是国外的记者，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早有耳闻，令他们吃惊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与热心。 记者参观团被精心安排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旁刚刚挖好的窑洞里，就连伙食也是精心准备的，记者们看到共产党人吃糠咽菜，而记者团却吃面包喝咖啡。 在外国记者眼里，毛泽东很健谈，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这次会面：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蒋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 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毛则相反，他极擅长委托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 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记者团在延安一住就是一个月，他们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等等。 杨家勇作为一名中统特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可能翔实地掌握中共的机密。 在一次文艺演出中，杨家勇终于找到机会单独接触毛泽东，他坐在了毛泽东身边，以中央通讯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毛泽东。 杨家勇眯着眼说：“毛先生，我是肖社长派来的中央社记者，他特意委托我转达对您的问候！” “谢谢问候，请你也带我转达对他的问候！最近肖社长身体可好？” 杨家勇觉得机会已到，便趁机说：“社长身体很好，请您放心！不过此次来延安，我还带了社长的口信……” “哦，你说！” “社长想在延安设立一个中央社分社，以扩大国共两党之间的交流，不知您意下如何？” 杨家勇没想到，毛泽东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站起身来，十分爽快地回答：“当然可以啊！不过你也要事先告诉他，在延安建立分社是有很大风险的！” “什么风险？” 毛主席大声说道：“因为我们这里没人看《中央日报》！” 周围的人都侧目朝这边张望，杨家勇也赶紧起身，尴尬万分。 杨家勇碰了一鼻子灰，迅速报告徐恩曾，徐恩曾命令他尽快离开延安，并取消参观团进一步参观晋绥根据地的计划。 外国记者们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收获非常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且严重扭曲了的延安，终于真实地展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在外国记者眼中，延安是一座“美好的城市”。后来，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迈克尔沙勒回国后，这样报道： “共产党人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在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值得特别的关注！不幸的是，之前，国民党新闻检查系统封锁了关于共产党人的报道，他们拒绝任何消息传出封锁线之外。” 中统特务和杨家勇等人，无法阻止中外记者的脚步，记者团没有返回重庆，而是直接去了晋绥根据地参观访问，记者们到了晋绥根据地后，不仅写了大量真实的报道，还与当地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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