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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陈独秀要回归，我党提出“三个条件”，为何陈独秀不答应？ 1937年8月，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走出狱门，立刻引来各方关注和拉拢。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受蒋介石之命，以提供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的条件，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陈独秀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胡适、张伯苓、周佛海等人请陈独秀参加国防参政会，陈独秀也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上海托派在上海法租界为陈独秀租好公寓后，派人赶赴南京，在南京为陈独秀买好了赴上海的车票，恳请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 陈独秀厉声说：“你们放明白些，我陈某不是三岁小伢子，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联合抗日，乃是头等大事。你们还要'拉大旗作虎皮'，搞这种宗派是没有出路的。我决不去上海，日后你们不要再来找我！” 另有好心朋友有邀请陈独秀去美国者，有邀请陈独秀去香港者，陈独秀表示抗战已始，无论如何他也要留在抗战区。 有记者采访陈独秀，问道：“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陈独秀明确回答：“不对！不对！…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 抗战全面爆发，陈独秀立即提出“拥蒋抗日”的口号，并支持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陈独秀出狱后，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做官，拒绝离开抗战区远走他乡，拒绝回到上海重整托派组织，却主动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 陈独秀出狱不久，即托好友罗汉找到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联合抗日事宜的中共代表团的叶剑英、李克农，转达了自已要求回到党内去延安工作的愿望。 叶、李对此表示欢迎。但因为陈独秀是中国托派领袖，事关重大，他们不好决定。 所以，叶、李为罗汉等人准备了旅费和介绍信，请罗汉前往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 罗汉等于9月初抵达西安，会见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中共代表林伯渠。 9月5日，林伯渠自西安致电张闻天，说罗汉等要见张闻天，要求恢复组织关系。 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同意罗汉等人去延安一谈。 不料此时山洪暴发，导致交通中断，罗汉被阻西安，无法成行。 但罗汉于9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五点建议和要求，其中提到请中央劝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鳞回党工作。 中共中央遂通过电台以毛泽东、张闻天的名义于9月10日致电林伯渠，提出对待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原则问题。 电文如下： (甲)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罗汉了解上述电文内容，即准备返回武汉向陈独秀汇报。 行前，林伯渠特意叮嘱罗汉： 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与别人不同的地位，若能放弃成见回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 他要求罗汉回去后对陈独秀作耐心的规劝。 就在罗汉北上赴陕之际，陈独秀再次托人转告中共代表团，表示自己与托派组织已脱离关系，希望会见党的代表。于是，叶剑英、博古会见了陈独秀。 在谈话中，叶剑英、博古希望陈独秀能公开声明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脱离托派组织。 但陈独秀对中共中央对他托派的认定非常不满。陈独秀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托派，曾想发表一个“不是托派”的声明。 在南京，博古对罗汉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 罗汉问：“由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可否？” 博古连连摇头：“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 博古还告诉罗汉，希望陈独秀和已去武汉的董必武谈谈，并说周恩来不久将去武汉，也可以和陈独秀谈。 10月15日，罗汉回到武汉，向已迁居武汉的陈独秀提交了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文。 陈独秀见到电文中“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一语，大为不悦，说：“我愿意写声明，但不愿意写书面检讨。” 虽然在写书面检讨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文并没有对此作绝对要求，而陈独秀表示可以发声明，并再次表示拥护党的抗日政策。 据此而言，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并非没有转圜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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