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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闯了农耕文明的“红灯”作者：舒升 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一个有抱负的方国诸侯成汤，奋战了十七年，将势力范围不过七十里的方国发展成为“邦畿千里、唯民所止”的大邦商，成为商朝开国君主。三百四十九年后，成汤后人武丁又将商开创了华夏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盛世，王朝成为帝国。一百七十五年后商王帝辛继位，“呕心沥血”三十年，伴随他的竟是殷商帝国一日间崩塌。商朝灭亡的原因，版本很多，最具主流的是以《左传》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来论证商灭之主因，说商军几十万在伐夷被周武王乘虚而入。其实甲骨文卜辞记载，帝辛在位三十年，帝辛十年和十三年两次伐东夷，以后就没有再伐东夷的记录了。说明东夷已经臣服于大商。还有把商朝亡国主因强加在妲己头上，现有文史资料、出土文物、甲骨文卜辞以及民间传说都不是这样的。那么殷商帝国究竟是如何败亡？出土文物、甲骨文卜辞以及文史资料给出了真相：殷商王朝，兴于商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融合，亡于闯了农耕文明的“红灯”。中国农耕文化的精神不是孤独的、抽象的理念，它存在于华夏的肌肤之中，浸润于亿万百姓的日常生活。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挑战农耕文化的精神是不可能持续的，遭遇失国厄运在所难免。据《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后以“商”来称其部族。商，非农耕，非游牧，是黄河下游臣服于夏朝的一个部落。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虐于东夷”。说明商不但驯养马、牛，还驯养了大象，并且把驯养的大象用于征讨东夷人的战争之中，取得了胜利。商族从此走向强大，占据黄河下游南北两岸，是极为沃饶的广大平原地带，最适宜于农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但由于夏季昆仑山东斜面溶解的积雪，加上沿黄河水道两岸山洪的合流，往往形成洪水的泛滥，黄河下游并没有固定的水道，主流翻滚由苏北、皖北而至冀鲁豫大平原，造成“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淤塞，四渎雍闭”，人们只能居住在被洪水分割为一块块的高地和山陵洲陆，无法定居一处。这种状况，使商人永远过着逐水草而居、“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经过先商数百年的发展，至商汤(契第十四世孙)时，商族成为夏王朝东方地区重要的方国。商汤，也称之成汤、天乙、大乙、唐、武汤，是夏朝方国诸侯。他看到夏朝统治者骄侈淫逸、宠用嬖臣、暴虐无道，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商汤领导商部族和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武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以来纷乱的中原，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史称“汤革夏命”，“于是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逐渐完成了由部落形态向国家转化的过程。这是他政治上的一项进步之举，打破了国王永定的说法，从此中国历代王朝皆如此更迭，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愿望，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商汤为商国君主17年，建立商朝后称王在位12年及后世影响，有几个历史事件让后人难以忘怀。一是商汤聘任伊尹。李世民作《帝范》载：“商汤不以鼎俎为羞”聘任伊尹，“终能献规景亳，光启殷朝”。有史料记载，商汤去见伊尹遭人置疑，“伊尹，只不过是天下的一个曾做过奴隶的人。如果您一定要见他，只要下令召见而问他，这在他已蒙受恩遇了！”商汤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如果现在这里有一种药，吃了它，耳朵会更加灵敏，眼睛会更加明亮，那么我一定会喜欢而努力吃药。现在伊尹对于商国，就好像良医好药！”伊尹名伊挚，姒姓，其出生地“空桑”有很多版本，最有影响的有二：其一嵩县说，据《嵩县志》：空桑涧在嵩县河南即今日洛阳嵩县莘乐沟；其二杞县说，据《杞县志·地理》载：空桑城，伊尹生地，亦名伊尹村，即今县城西十二公里的西空桑村。两种版本都有“空桑”之地。其实，空桑不止一地，不仅多，而且神奇，甚至浪漫而美妙。伊尹、孔子还有颛顼的出生地都在空桑，而孔子的“空桑”地在鲁，颛顼的“空桑”在濮阳。还有神农氏、轩辕氏、蚩尤、尧舜、共工等都能与“空桑”联系在一起。由此看来，桑是东方神树，是上苍对中华大地的恩赐。空桑之地，秉承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阴阳之和合、五行之消长，是风水宝地、圣贤之乡！据《水经注·伊水》载：“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矣。”其空桑中的“婴儿”当属伊挚。伊挚，其父是个既能屠宰又善烹调的家用奴隶厨师，其母是居于伊水（今洛阳伊河）之上采桑养蚕的奴隶。母亲生下他便离世，巧遇有莘氏采桑女捡回一婴儿，带回献给有莘王，有莘王便命家用奴隶厨师抚养他。伊挚是依水而生，故命名为伊。伊挚自幼聪明颖慧，勤学上进，虽耕于有莘国之野，但却乐尧舜之道；既掌握了烹调技术，又深懂治国之道；既作奴隶主贵族的厨师，又作贵族子弟的“师仆”。由于他研究伏羲、五帝和大禹王等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而远近闻名，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弘扬、践行的佼佼者。商汤武想成就大业，收拾夏民民心，伊挚是不可多得的谋略栋梁之才，以致于使其求贤若渴的三番五次以玉、帛、马、皮为礼前往有莘国去聘请他。在今嵩县空桑涧西南，有个平兀如几的小山，据说就是世传商汤聘请伊挚的三聘台，而在城南沙沟龙头村的“元圣祠”右厢房则专修有三聘台以供后人凭吊。由于有莘王并不答应商汤聘任伊尹（尹：商汤封官为尹，相当于宰相），商汤只好娶有莘王的女儿为妃。于是，伊挚便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汤王身边。《孟子》云：“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可见伊尹又是中国第一个帝王之师。伊尹教商汤什么呢？《孟子·万章》载：“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商汤武效法尧舜以德治天下，为救民而伐夏的方略彰显农耕文化的魅力。汤灭夏，鸣条之战则是中国军事历史上一篇辉煌的杰作，史也称“商汤革命”。有史料证明，汤伐桀，商革夏命之后，并没有对夏后氏赶尽杀绝，采取“网开三面”，商文明暂且没有与中原农耕文明出现“水土不服”，汤选择“了解近处就能知道远方，成就别人也就是成就自己”（《吕氏春秋·本味》译文）的王者之道，选择兼容融合的明君之策，鼓励商统治区的人民安心农耕，饲养牲畜。二是迁都郑州。“商汤革命”胜利，是商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融合的胜利。《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对前来朝贺的诸侯皆以礼相待，汤自己也只居于诸侯之位，表示谦逊。“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也就是在“三千诸侯”的拥护下，汤做了天子，告祭于天，宣告了商王朝的建立。商吸取夏朝灭亡的教训，发布《汤诰》，要求臣属“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否则“大罚殛汝”。注意“以宽治民”，对于夏国的遗民，允许保留“夏社”，册封大禹后人。统治期间，对内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就连远居黄河上游，氐人、羌人部落都来纳贡归服。有《诗·商颂·殷武》佐证：“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有史料佐证，这时商汤的都邑在郑州。商汤都邑记载不一。《史记·殷本纪》载：“汤始居亳。仲丁迁于隞。”这里所说的“始居亳”，实际是西亳，即河南偃师，因成汤开始伐夏即由西亳始；这里所说的“隞”，即河南郑州。而《竹书记年·商纪》载：“汤居亳。仲丁庄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这里所说的“嚣”，即河南荥阳东北一代，也即郑州附近。以考古为证，据1950年秋考古工作者首次在郑州二里岗、南关外一带发现大量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从此揭开了这座早商王都的神秘面纱。随后，考古工作者对郑州商代都城进行考古发掘。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商代都城即是商汤王都所在地，为商王朝前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三是“商汤桑林祈雨”。《吕氏春秋·顺民》载：“昔商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仍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有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用其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其悦，雨乃大至。”还有一种版本：正当商汤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商王国发生了一场大面积的旱灾，一直延续了七年之久。尽管伊尹亲自带领人们挖井抗旱，可旱情依然没有得到缓解。商人笃信鬼神，认为如此大旱肯定是上天降罪。于是就天天祭祀，祈祷上天赐福降雨。可老天“无情”，就是不肯下雨。负责占卜的官员进谏说，看来只用牛羊作牺牲不行了，一定要用最高级的祭品人。商汤拒绝了，他说：“我祭祀求雨，本是要让人们幸福地生活下去，怎么能用人去做祭品焚烧求雨呢？如果真要烧死人才能感动上天，那就烧死我吧！”说完，商汤不顾大家反对，毅然爬上柴堆。似乎还真感动了天，倾盆大雨适时降下，阻止了商汤的自焚。版本各异，但汤武“顺乎天而应乎人”是毋妄置疑的。尤其是后来殷商祭祀，违背天理人道，大量用活人做祭品，是与商汤执政理念格格不入的。当时阶级矛盾缓和，政权较为稳定，国力日益强盛，影响了几代商王的统治。四是“伊尹放太甲”。《史记·殷本纪》皇甫谧注云：“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正天下”就是要以身作则，作天下楷模，师范天下。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商汤嫡长孙太甲是商第四位王，登基后，在四朝元老伊尹的监督下，虽说没什么建树，但也没做过出格事。结果到了第三年，太甲就懈怠了，开始暴虐百姓，把祖上商汤留下的一副好牌打得稀烂，完全是一副昏君做派。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伊尹多次劝阻听不进去，于是伊尹直接把太甲直接从王位上赶了下来，然后又将太甲放逐到他爷爷商汤墓地附近的梧宫，让其好好反省。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史称共和执政。伊尹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处仁迁义”，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返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宗”。商汤，一个天命玄鸟的后人，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正如《周易·革·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自太甲之后，商王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天灾不多，也没有战争爆发，但却有两个很不稳定的因素困扰着商王族，那就是连年的王位争夺导致战乱频繁和都城的不断迁徙。这种遭遇与夏王朝很相似。起因应该从孔子所说的“殷因夏礼”来分析，商朝基本上继承了夏朝的制度，而夏朝的“家天下”是“硬着陆”。因为大禹治水，把“公天下”引入了令人神往的殿堂，而夏启的“家天下”在中华大地时能否扎根，需要历史检验。商朝“家天下”跟进，加上黄河的肆虐冲击着还不是很发达的农业文明，随着时间推移，尧舜禹“遗产”还在发酵，“公天下”的幽灵仍不时地在搅动“家天下”堡垒，统治者王权频繁更迭或失国厄运如同魔咒般挥之不去！《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九世之乱”，就是九世帝王世系的传承出现混乱，兄终弟及取代父死子继成为商代中期的主要继承方式。这种继承的混乱可能并非由于继承制度本身发生改变，而是王室内部诸子和方国、姻亲共同作用带来的结果。其结果是商代前期稳固的疆域和军事据点被废弃，多位商王频繁迁都，让商的实力损失巨大，早商的繁荣不再复见。殷商中期夷商战争彻底摧毁了成汤建立的地缘格局，商被迫北迁殷。从考古发掘所见的情况上看，先商下七垣文化由河北中部地区先进入豫东，在杞县和东夷岳石文化结盟，再西进至郑州地区，在军事对峙后灭亡二里头霸权。可见，商克夏过程中，夷商联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商汤得伊尹于有侁氏，同时也建立了和有侁氏的婚姻联盟（注：有侁氏即有莘氏）。而在商中期，显然有莘和商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竹书纪年》载：“王外壬时，邳人、姺人叛。”这就是说，第十一任商王外壬时，侁人作为商的重要盟友，已经反叛了，显然商和东夷的蜜月期早就结束了。在考古证据中，殷商后期大量对岳石文化用兵也可以佐证这一点。这种战争不是单向的，还有东夷的报复。例如在郑州小双桥遗址的灰坑中出现了商人和夷人惨遭杀害的尸骨，可能就是在仲丁（第十任商王）征蓝夷的过程中，反扑的夷人攻入了仲丁隞都（郑州）并残忍报复的结果。随着成汤与伊尹时代结束，商统治者开始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厌倦”，商基因渐渐“复苏”，兼容融合被商人的“独大”意识淡化、泯灭。商统治者凭着对青铜冶炼技术的垄断，以及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在内部矛盾飙升的情况下，仍不断对夏族残部进行清剿。这些可怜的夏族遗民有的被赶到了陕西南部的渭河谷地，还有一些夏族人则逃难到了南方的荆楚山地之中。这两拨人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姬姓夏人(周王室)和芈姓夏人(楚国宗亲)。商统治者巩固政权并非靠道德。王朝贵族“析财而居”，无家；“以业为氏”，无父；“以国为姓”，无君。没有道德约束，天马行空，私欲占道，霸者为王。统治阶级贪婪本性，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愈演愈烈，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史记》记载祖乙迁邢(河北邢台)，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盘庚迁殷，近时文史考古研究者从政治考量上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地理位置。商代的统治区域包括今河南、河北、京津、辽宁、山西、陕西、安徽、湖北等省、市的大部分或部分地区。在这幅员辽阔的大地上，安阳小屯一带所处地理位置也较适中，经邯郸“北通燕涿”，即今河北省中、北部及北京市一带；西可越天然屏障太行山抵山西；南过今郑州可通荆楚；东可达山东省。同时，它也吸收了不少四周的某些因素。其影响所及北到辽宁与内蒙古，东至沿海地区，东南至江苏、江西等地，南到湖南，西南至四川，西到到陕甘等地；二是抵御外侵。安阳小屯一带西有天然屏障太行山；北有漳、洹水为防卫手段；东有黄河；唯南无险可守，这对于当时商王朝防御四周方国部落势力的入侵是有好处的。据后来武丁时期的情况来推测。武丁时卜辞中，凡言“来艰”大抵乃开疆理之事，就是说，凡言“来艰”者，均为对外的战争。武丁之时卜辞言“自西”、“自北”者多见，“自东”者次之，“自南”者仅有一例，足见殷人南方无劲敌，东方的敌对势力威胁不大，主要是来自西、北方的侵入。最大的敌对势力是方、土方、羌方和鬼方：方在今内蒙河套地区一带，是比较强悍的敌对势力，与商王室长期为敌，并经常寇边，武丁不得不亲自带兵征伐，用兵少则三千，多达五千。土方在山西北部，距小屯千余里，也是一个强大的敌对势力，武丁前往征伐的军队，也常常达到五千兵士。羌方活动的区域在殷的西北部和西部，对商的威胁很大，是殷商的劲敌。鬼方在今山西汾水谷地平原一带，所统各部活动范围更为广大，武丁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将其征服；三是经济状况。3000多年前安阳小屯一带的自然条件优越，使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土壤分布来看，小屯一带属褐土，它是在暖温带的旱生森林和灌丛的作用下形成的，自然肥力较高，含腐植质丰富，水分充足，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所以当时小屯一带是一个富饶的地区。殷部落在殷地近百年的活动和开发，殷地已经过渡到定居的生活方式，开始形成为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雏形，想比之下，较以游牧为主的部落更为先进，成为商时手工业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冶铜业的发展，已经拥有了制造青铜器代替石器、竹木器、陶瓷器作为用具的能力，大量的出土青铜器文物证明，商代的青铜器已经有大量的生产能力和精湛的技艺，对商代的经济发展有着的支撑作用。盘庚迁于殷，暂缓和了社会矛盾，摆脱了政治困境，五十年后又有了“武丁中兴”。历史有很多相似，汤武用伊尹，从奴隶到国相，让历史以商代夏；400年后武丁用傅说，从囚犯到国相，让商达到极盛时期。而伊尹、傅说恰恰都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弘扬者和践行者。武丁是商王盘庚的侄子，商王小乙之子。相传，武丁少年时期遵父命行役于外，与平民一同劳作，得以了解民众疾苦和稼穑艰辛，与下层民众比较接近。公元前1251年，商王小乙去世，武丁继任商朝君主之位。武丁继位后，立志复兴商朝，但没有得力的大臣辅佐。武丁因此三年不说话，将一切政事交由冢宰决定，自己则观察国家风气。终于在一个偶然机会在傅险的地方找到说。当时说正服刑，在傅险筑路。《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丁… …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商大治。故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武丁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担任宰相，辅佐朝政。傅说尽力辅佐武丁，商朝治理得很好。《孟子》曰：“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史记》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武丁效仿先祖成汤之德，行“成就别人也就是成就自己”之王道，“有功于民，勤力乃事”，迎来了殷商复兴。殷商成了“大邑商”、“帝邑商”。殷商之“大”，据《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这就是说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殷商之“强”，很多史料和考古发现其城市繁荣及科技兴商盛况。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的土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朝青铜器具的最杰出代表。还有偶方彝、三联甗这样的重器。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青铜器的应用，促进了车、船、雕刻、金属加工等制造技术和农业、军事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商时代的鲜明标志；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依据卜辞所记，殷历大月30天，小月29天，太阳历与太阴历相参差的天数合并到一月时是闰月，天文历法在商代；称之文字之母的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在可识别的汉字中，甲骨文是最古老的文字体系，就诞生于商代；1986年出土的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有堪称世界古铜像之冠的大立人像，有我国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立人像，有象征当时蜀国最高首领身份和权力的“纯金权杖”，有世界上年代最早、树株最高、形象神奇的青铜神树，以及体薄如纸的黄金面罩等近千件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还有数学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在商代；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等等。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了华夏有史记载的第一个盛世，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盘庚迁殷与“武丁中兴”也成为中华史上一个美好的记忆。从商王武丁至祖甲约百年，是商代黄金岁月，文治武功都达至巅峰。但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六世诸王，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约百年期间“家天下”挑战农耕文明的诡异再现，殷商帝国“唯商独大”“霸凌天下”的潜在危机挥之不去，放荡了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挑战、颠覆了中原部族的“龙以建旗”传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对玄鸟的祭祀、“好祀”“重祀”之风盛行，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尤其是祭祀大量用活人做祭品，活人祭祀不仅残暴，而且违背了农耕文明的天理人道。被献祭的是对外战争掠夺的羌人，羌人并不是今天所说的羌族，是生活在商王朝西部（除了商人以外）的所有人，也包括周人。举行性爱的狂欢，每年是不可缺少的。据卜辞记载，他们甚至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还有活人陪葬等。历史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带来的是天悲民怨，生灵涂炭。商，本来就不是大一统王朝，只是在林立的部落中，商王部落最为威武煊赫，直接统治范围其实只有都城附近方圆几百公里，称为“王畿”。此外是许多臣服于商的“方国”，他们对商王有纳贡和从征的义务，其内政不受干涉。这些部落（诸侯国）死心塌地的有之，口是心非的有之、离心离德的有之、图谋不轨的也有之，更有不加盟的散兵游勇，伺机蠢蠢欲动。因此，统治者军事征讨成为主旋律。商王兵锋所指，其他部落望风披靡，投降的输城纳贡，不投降的就要被屠城灭族。各诸侯国在夹缝中生存，这个潜在的“火药桶”愈造愈大。到了帝乙时期，《史记》载：“帝乙立，殷益衰。”帝乙在位时基本就是对外征伐诸夷。帝乙三年，昆夷攻打商朝，帝乙派遣将领南仲率军向西抵御昆夷的进攻，并且修筑朔方城；帝乙九年，江淮之间的夷族强盛起来，准备大举进攻商朝。帝乙出兵征伐岛夷和淮夷，途中受到孟方（今河南睢县附近）的截击。帝乙率领诸侯讨伐孟方，等等。帝乙在位还做了三件事，也给殷商崩溃雪上加霜。其一是迁都于沫。史料可查，帝乙在位初期，仍以殷为都城，在位末期，将都城迁到沬（即朝歌，今河南省淇县）。这为后来他小儿子帝辛即位成为“建筑狂”提供了“用武之地”，国将破，库已空，不影响帝辛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其二是祭祀改革。考古发现，有帝乙、帝辛卜辞可查，帝乙即位一直是在加强自身的权威，同时降低了旁系先王的祭祀规格，这对于重视鬼神的旁系商人来说难以接受。其三是立嗣去世。据《吕氏春秋》《帝王世纪》载：微子启、微仲衍与受徳三人是同母兄弟，微子启、微仲衍出生时，他的母亲尚为妾，而被立为王后之后生受徳。帝乙因微子启年长，想立他为嗣，太史根据礼法认为微子启是庶出，受徳是嫡出，有妻之子，不能立妾之子，所以立受徳（帝辛）为嗣子（后来的商纣王）。当时“嫡长子制”已经在王公贵族中深入人心。而且嫡长子子启内有才干，外有贤名，次子子衍也相当优秀。帝乙听信狗屁太史所谓的立法，改变了初衷，转而不传位给优秀的长子、次子，最后却传位给幼子，最终酿成了失国的悲剧。帝辛自幼聪敏过人。《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帝辛继位后，有据可查，他确实做过“不同凡响”的事。其一、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毛泽东曾评价帝辛：“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其二、据史料载，都邑建设呈繁荣盛况，帝辛时期的朝歌繁华，历史曾有“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的记载。《易中天中华史》也这样描述：城墙高大，宫殿威严，街道纵横交错，房屋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饭店灯红酒绿。乘坐豪车的贵族招摇过市，无所事事的平民徘徊街头，额上打了火印的奴隶被驱赶着去服役，不同种族的巨商小贩穿梭往来。商品来自四面八方，有渤海沿岸的，有西北草原的、有长江上下游的，也有商人自己生产的农作物与工艺品，都在这里买卖交易。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大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帝辛在历史上确实是有功的。但他却没有他的先祖成汤、武丁那么幸运，没有遇到伊尹、傅说那样“耕于莘野，乐尧舜之道”的先哲，却遇到了“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的费仲和“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的恶来。帝辛略有雄才，则大略不齿，加上他优越的家世和继位伐夷的胜利，足以让他凑足了“拒谏、崇侈、嗜酒色”的本钱。《史记·殷本纪》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帝辛没有忧患意识，刚愎自用，加速了殷商王朝“地动山摇”。史料证明当时帝辛根本没有高枕无忧的资本，更没有他开始骄傲自大，过着酒池肉林、穷奢极欲生活的条件。当时，帝辛最起码面临三个威胁：其一是阶级矛盾深化的威胁。从殷墟甲骨文的记载中发现，武丁之后，商王祭祀时使用的奴隶数多达一万三千余人。商统治者还没有社会制度能把大量的奴隶由供奉祖先、圣灵的祭品转化为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力。帝辛伐夷俘获了大批战俘十万之众滞留在都邑朝歌，随时都有暴乱危机。帝辛建立“炮烙酷刑”，残酷刑罚之下的民众必然会反叛和抗击。另外，帝辛时期，王室内部的争斗越加激烈，商朝亡国只是需要一个诱导因素而已。其二是周国野心勃勃想取而代之的威胁。帝辛时期，殷商最大敌人是周国，还有很多不愿臣服于殷商的“方国”。其实，东夷对殷商国家安全并不构成绝对威胁，为何帝辛执意要打东夷？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甲骨文显示，武丁多次命令妇好进攻东夷，其中就有“取玉”、“正(征)玉”的记载。结合史料《诗经·鲁颂》记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西周铭文中也有很多“孚”（俘）戎器、“孚（俘）金”，“孚（俘）吉金”的记载。原来，商炼制青铜需要铜、锡、铅等金属，这些矿产主要分布在东夷地区，不仅如此，玉石、作为钱币的贝壳、盐等大量战略物资，主要都是源于东夷地区。为了维持王朝运转，为了祭祀用的青铜礼器和军队的青铜兵器等。因此，帝辛征讨东夷，是为了获取炼制好的粗铜，然后拿到殷商铸铜，所以不仅需要数十万大军征伐，而且还需要固定驻军确保炼铜基地安全。顾“维持王朝运转”之此，失“周国取而代之威胁”之彼，符合笃信自己是“奉受天命的国君”的帝辛作派。《竹书纪年》曾有“大夫辛甲出奔周”“内史向挚出奔周”等记载，那就是大量殷商贵族仍然作为高层贵族服务于周王室，好像就是换个门庭而已。对此帝辛都可以束之高阁，还有什么不可顾此失彼？就连武王伐纣联军兵临城下，帝辛还在陶醉于他“受命于天”，在做他“一人之天下”的梦！其三是气候环境恶化的威胁。有学者综合近年来殷墟一带考古发掘的水井、窖穴和墓葬材料得出结论，商末正处于温暖期与寒冷期的交汇中，干冷气候对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都有影响，间接导致了商朝后期的衰落。同时，自然灾害的增多致使本来就不发达的生产力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在食不果腹情况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人们把矛盾转移到统治阶级身上，推翻当时的统治者成为人们的必然要求。因此，对于商朝的灭亡，气候变冷变干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商末神权和王权的矛盾到了极点，敬畏鬼神充塞在军政事务之中，就连王权也对此颇为忌惮。帝辛硬着头皮不折不扣地降低了旁系先王的祭祀规格，蔑视的是“公天下”，颠覆的是“家天下”，企图营造他的“一人之天下”，其结果，反而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帝辛身边云集了一批阿谀奉承的诸侯，他在奉承中愈发刚愎自用起来。同时，帝辛嗜好听信谗言，施行暴政。结果正直的朝臣都被酷刑折磨而死，位列三公的西伯昌、九侯和鄂侯都未幸免于难。九侯被施以醢刑，剁成肉酱；鄂侯也遭到脯刑，被制成肉干；西伯昌被囚禁在羑里，差点死去，后来还是送了好些珠宝美女才被放回。比干和箕子是纣王的叔父，在劝说纣王时，比干被挖了心，箕子假装疯癫，被囚禁了起来；微子是纣王的庶兄，多次劝谏纣王，纣王不听，他只好出奔。《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就连微子出奔之前还跟太师、少师这般殷商高级贵族串联商量，说明上层早就看帝辛不爽了。综上所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朝代的更替是经济实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才是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综合来看，牧野之战只是导致商朝灭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其背后是多种因素聚集爆发的结果，而主因是殷商闯了农耕文明的“红灯”！
〖作者简介〗 舒升，本名时昌功，河南获嘉县人。中共党员，退休干部，勤奋笔耕，热爱生活，常以时政评论诗歌寄情并见诸报刊，编著有《舒升文集》《漫谈同盟山》等。一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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