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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比钱锺书先生小二十多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柳鸣九称“翰林院”）他是晚辈，是钱先生关心的“翰林院”“年轻人”中的一位。早期，柳鸣九与钱锺书的直接交往并不密切，直到“文革”后期，他们成为“落难”近邻，又成为钱先生直接接济的年轻人中的一位，他们才真正有了较深入的交往。对柳鸣九来说，钱先生是对其早期学术研究和后期学习生活产生过非常重要影响的一位“翰林院”前辈，钱先生对他的态度，始终是“宽厚、理解、鼓励与帮助”的。柳鸣九终其一生，对钱先生充满敬意、崇拜和感激。 “神交”钱锺书 柳鸣九第一次知道钱锺书，还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时他还是湖南省立一中的高中生，才十七八岁，在学校图书馆见到开明书店出版的《谈艺录》，始知先生其人。但他没有借阅，觉得书太古雅、深奥。直到上北京大学后，也是五十年代，柳鸣九才粗读了《谈艺录》，发现“果然是学识渊博，根底深厚，议论精微，令人感叹！”（柳鸣九《君子之泽，润物无声——心目中的钱锺书、杨绛》，以下所引文字皆出于此，不再说明）  柳鸣九站在居室内的书架前 也正是这次“粗读”，使柳鸣九产生了“钱锺书崇拜”，并使其形成了最初对学术的第一道学术标准，这就是：旁征博引。从此，他把钱锺书作为“一个远处的目标，一个前进的方向”。柳鸣九早期的治学活动中，深深地烙上了“钱锺书崇拜”印记。他在撰写的论文中，有意征引大量文献，试图把文章写得“有点学问”。虽然有所收获，但他后来反思，还是觉得“不自量的'东施效颦’，则往往把自己弄得很苦”，“疲于奔命”。 柳鸣九发现，五十年代，虽然钱锺书的《围城》未再版，《管锥编》未问世，但就凭这一本《谈艺录》，就足以使钱先生深得学子景仰： 仅仅这一本书，的确使得他在后生晚学心目中成为了一把尺度、一个标准、一个偶像。人们不是崇拜他有体系与思辩能力，而是崇拜他掌握知识的非凡能力与他所掌握知识的巨大容量。 写钱锺书的“大字报” 1957年，柳鸣九从北大毕业，被分配至当时还属于北大的文学研究所，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他自认为可以马上见到或偶遇钱锺书，没想到见面已是半年之后的事了。根据当时的规定，新毕业大学生在正式参加工作之前，一律下放劳动半年至一年。柳鸣九因此在还未学会做编辑时，就先去了北京远郊的一个山村学锄地。 半年后，编辑部因人手不够，柳鸣九才得以提前回来工作。钱锺书也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委，此前已经为最初的几期作过贡献。但钱先生对柳鸣九来说，仍然是“神龙不见首尾”。过了好久，他们才有了初次的“一面之缘”。  柳鸣九在北京大学期间 那是在一次运动中，领导要求全研究所全面进行整改，第一步要“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所里要求每人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大字报，尤其年轻人，每人至少完成五十张。大字报对象不限，内容形式不拘。因为数量太多，不好完成任务，年轻人也不想随便批评得罪老专家学者，于是出现了很多“包装得温文尔雅”的大字报，他们称之为“敦促、期望、寄语之类的'礼品’”，就是明里在批评，实则在表扬。当时就有年轻人给钱锺书写了此类大字报，柳鸣九看到后，也决定仿照这个给崇拜对象钱锺书“送一份礼品”。他的大字报有个醒目的标题——《寄希望于钱锺书先生》，大意是，钱先生学贯中西，研究精深，希望他“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工农兵方向前进”，做出更大的贡献云云。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很快，有白区工作经验的老同志见到后，火眼金睛，马上发现问题，就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了批评，认为对“资产阶级学术代表人物”，不能看似“敦促”，实则“宣扬”什么“学贯中西”“学识渊博”之类的。 这些年轻人善意的、为完成任务而写的大字报，钱锺书应该看到了。柳鸣九不止一次看到钱先生在大厅里仔细阅读大字报。终于有一次，他们“劈面而遇”。晚年，柳鸣九还清晰地记得当年见面的情形： 一天，大家看大字报的时间，我迟到了一会，匆匆往大厅里走去，在门口，正碰见钱锺书看完大字报出来(想必他是一目十行浏览而过的)。他穿着经常穿的那种休闲式的西装，上衣像小领口、直排扣的两用装，不打领带。因为在门口劈面而遇，我赶紧恭敬让路，而钱先生也面露笑容。那是典型的钱锺书式微笑，两边嘴角向上撇，使得那笑带点幽默意味，也带点苦涩意味，既有点像是打个招呼，也有点像是表示歉意。这不是中国人的礼数，而是西方人的习惯与教养。你在路上碰见一个陌生的西方人时，如果他的眼光无意中碰上了你的眼光，那么他的脸上肯定会浮现这么一个混合着善意与歉意的微笑……当时，虽然钱锺书脸上还没有收敛起那笑容的时候，眼睛并没正视这个小青年，但这微笑已经使得这个小青年有受宠若惊之感了，他太愿意相信这表明钱锺书认出了他，认出了他就是那张大字报的作者。 对钱先生来说，这只是擦肩而过的一个年轻同事，再平常不过。但对柳鸣九而言，获得崇拜对象的侧目和善意的微笑，太有意义、印象太深刻了。 给钱锺书当“助手” 柳鸣九和钱锺书虽同在一个文学研究所（当初没有分出外国文学所），但不在一个研究室，钱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室，柳在文艺理论研究室（杨绛在西方文学研究组），名为同事，“相隔甚远”。柳鸣九和钱先生真正“共事”只有一次，大约在1964年。 那年，中宣部因文学理论批评界长期存在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争论，于是交给文学研究所一个任务：编选出自古以来的外国理论批评家论“形象思维”的系统资料，以正本溯源。于是，文学研究所成立了两个编译资料组，一个负责编译西欧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论形象思维的资料，另一个负责编译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有关论述的资料。前一个小组以钱锺书、杨绛为主，配备了两个年轻的助手，就是柳鸣九与刘若端。  柳鸣九的书房，书柜里装满了他编选过的书 柳鸣九觉得，作为所里的青年研究人员，能参加钱、杨小组，已经非常荣幸。因为就他的学力来说，选题的事他插不上手，“只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当了当助手，跑了跑腿，没有什么事可干，不外是借借书而已”。钱锺书和杨绛也看出来了，怕年轻人坐冷板凳难受，就把法国十六世纪作家伏佛纳尔克的一则论述交给柳鸣九翻译。他译好后，交给杨先生，她又细致地作了校对修改。 当整个选译工作结束，钱锺书坚持要把四个人的名字都写上发表。柳鸣九自觉只是个助手，出力很少，不止一次请求不要署他的名字。当然，钱先生没有同意。 雪中送炭 “文革”开始后，柳鸣九自言，“与钱、杨一别就是十年”。其间，作为年轻人的柳鸣九与作为“党外老专家”的钱锺书夫妇经历颇为不同，但“文革”后期，他们终究成了“落难邻居”。 1974年，钱锺书夫妇搬到文学所七号楼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安身。原来的那套四大居室公寓，被革命派夫妇占用，因发生打斗而不得不搬出（杨绛言之为“流亡”）。柳鸣九这些年轻人从干校回京后，因原来的宿舍被重新分掉，已无处安家，也只好搬到办公室落脚。柳鸣九和夫人朱虹带着两个孩子，就搬在四号楼办公室住，与钱锺书的住处很近。因此，他们常到钱锺书住处看望和问候。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钱锺书身边聚集了很多年轻人。柳鸣九说，那时在钱锺书那间绝对平民化的小房间里，“我比任何时候更感到他们格外平易、亲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钱锺书怕热，往往就穿着一条短裤、一件汗衫接待我辈，真使我觉得是到了一个平民区的邻居家，没有了距离。什么级别、职称的差异，什么师道尊严的规格，什么学术水平、文化层次的距离，似乎一下都消失了，眼前的景象使我似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至少我觉得他们与我们都是从炼狱里走过来的，我不难理解他们”。  钱锺书赠写柳鸣九夫妇墨迹 正因此，“翰林院”很多年轻人、“小人物”都乐于接近钱锺书，拜访钱锺书，他们与钱锺书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忘年交”之谊。这时期，还有一件事让柳鸣九“永志难忘”。 一次，柳鸣九家因额外开支经济上一时告急，钱锺书夫妇得知便主动支援他们几百元。后来，有一天，一位经常在钱、杨身边行走、替他们办事的青年人，递给柳鸣九一个小纸包，里面有二十元人民币，他对柳鸣九说：“这是钱先生、杨先生要我交给你和朱虹的，补贴你们的家用，还要你们收下就是，什么道谢的话以后都不要讲。” 那时，柳鸣九要抚养两个孩子，赡养双方父母，夫妇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一百三四十元，加上业务断路，没有稿费收入，生活担子很重，生活相当清苦，钱、杨这一接济，真是“雪中送炭”，使他们深感温暖。他没想到的是，到了第二个月，那位同志又照例递给他一个小纸包……然后，第三个月，第四个月……都如此。很快柳鸣九获知，研究所里每月不落地从钱锺书那里得到接济的竟有十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处境倒霉、生活拮据的青年人、“小人物”。也就是说，钱、杨两人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接济年轻人了，而且坚持了好几年，如同一项固定的“制度”。 柳鸣九非常感慨，他说“从十年浩劫的炼狱里走出来，如此悲悯，如此退让，如此宽厚慈祥，如此菩萨心肠，这是我在'翰林院’所见到的唯一一例”。这也是当时受到接济的年轻人集体的心声吧。 奖掖后学 1981年，柳鸣九的《法国文学史》中册付印前夕，作为晚辈学生，为了向钱锺书交一份“作业”，也为了得到一种坚强有力的支持（有人阻挠中册出版），他将中册一篇约五万字的概论与部分重要章节送钱先生审阅。仅三四天后，他就收到钱先生回信，让他“深受鼓舞，倍感温暖”。这封信也是他拥有的唯一一份完整的钱氏手札： 鸣九同志： 《法国文学史》尊稿，遵约于今晨起细读，《概论》各章，至晚完毕。叙述扼要，文笔清楚朴实(不弄笔头、嵌词藻)。而且以我外行看来，言之有物，语之有据，极见功力。已超越老辈“专家”所作“述要”，可佩可喜。 我是外行，又无书藉，只好提些粗浅意见，或推敲文学。好在你是“大海不捐细流”。 兹奉还，即致敬礼! 虹均此候 钱锺书上 星期三晚 这封信实际上是钱先生奖掖后学的很多文字凭证之一罢了。其实，柳鸣九还有一封钱锺书的来信，只不过主要是杨绛执笔，钱先生附笔。1983年，柳鸣九的两本新书《巴黎对话录》和《巴黎散记》出版，他立即都敬赠钱锺书夫妇，“作为学生晚辈的'汇报’”。很快，他就收到他们的回信： 鸣九同志： 承惠寄大著并附信都收到，谢谢。假如你抛出一块小砖，肯定会引来大堆的砖头瓦片，但是珠玉在前，砖就不敢出来了!一笑。 贵恙想已痊愈，尊体想已康复，天气酷热，希望你和朱虹同志都多多保重，专此复谢，即问近好，朱虹同志均此。 杨绛八月十三日 锺书同候 “珠”颗“玉”片早在刊物上零星发出光彩，现在串珠成圈，聚玉成盘，合在一起，更可宝贵。 钱锺书 柳鸣九晚年回忆生平，花了大量笔墨追忆和评价钱锺书先生，不惜隆辞表达自己的敬意与感激，文字虔诚，真诚。可以想见，钱先生在柳鸣九的生命中曾经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他极为感慨地说，这些年来，“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在卑鄙、露骨的攻击与冷酷无情打击下，之所以还有勇气继续前行，还有力量奋发抗争，实与钱、杨的善意、理解、支持与鼓励是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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