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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二十一年之前，我和安舒元先生，应香港利舞台之邀，赴港演出。登台不久，一个星期日的白天，我的戏上，台下就骚动起来，我以为出了事，再一定神，看出是因为梅先生来了。象这样意想不到的事，对我这个初登舞台不久的演员来说，在演出中，自然不免有些紧张，总算好，没出差错。等唱完了，才松了一口气，我正想下装的时候，忽然梅先生到后台来了，他谦和地和我握了握手，又勉励了我几句，不用说，这对任何一个年青的演员，都是莫大的鼓舞力量。 我就这样的认识了梅先生，不久就实现了我的心愿，行了拜师礼，幸运地做了梅先生的弟子。 
王熙春与梅兰芳 以后，我每天追随先生左右。他每天不辞辛苦，一遍又一遍地为我说戏。这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精神，感人至深，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可惜我在香港大约只待了三个月，因为上海公司催拍《香妃》，我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就是多跟先生学一天戏，也是好的。 先生常常教导我说，做一个演员，要多看别人的戏，多听别人的唱，要大胆吸收，勇于革新，在演出时，更不能有一点马虎。可是也千万不要在台上矫揉做作，因为这样，反而会引起观众反感的，先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从事他的事业。记得在港时，舒适同志的父亲舒石父先生说过，梅先生在排《天女散花》时，常常跑到寺院里去看佛像，研究散花的身段，一有心得，回到家里，就拼起八仙桌子权当舞台，试做身段，让知交、老友们加以判断、选择，认真研究，一丝不苟。 那时我才二十岁，在上海时，很喜欢跳舞。先生得知这件事，又常常教导我说，作为一个艺人，不仅在演出上不能马虎，就是在私生活方面，也不能随便。不然的话，就会启人以隙，毁了自己。这几句话，对我帮助很大，直到今天，我还紧紧地记在心里。先生就是抱着这种严肃态度对待私生活的。先生住在香港时，除了与一、二知已老友经常聚晤外，谢绝了一切交游。衣服饮食，都很俭朴。既不嗜酒，又不赌博，日以习画消遣，并延请一外籍人士，教授英文，又学了一个时期的世界语。他的画，有工笔的，有写意的，画仕女、佛像、花鸟，都极生动。我曾经看过他画的一幅墨梅，老桩新枝，茂然冷立，看了这幅画，也可以看出先生的骨气了。
每天下午，先生为我说当天演出的戏。他喜欢打网球，爱好摄影，又善着色，也替我拍了很多照片，至今我还收藏着，现在这些照片和他的画，当然都是珍品了。 晚间，朋友们爱玩牌，他可从不参加，只和他们的子女们讲点故事，说点神话。后来，师娘和葆玖也到了香港，葆玖也参加了我们的故事会，所以更热闹起来了。有时深夜，他收听北平、上海广播的京剧，曾对我说过：“熙春，你听君秋的气口、劲头，唱的真好，将来一定不错。你要好好地在这方面下足功夫。”从这些小地方，更可以看出他对我们下一代的艺事，真是关心备至了。 先生在抗战初就谢绝了舞台，避居香港。当时有人说他到香港做寓公去了，那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他在香港，为了掩人耳目，从不吊嗓，只有在万分苦闷时，才请许源来先生擫笛，唱昆腔一曲，借此一泄心中的积愤。在香港沦陷后，他又留须明志，誓不演出。像这样的有气节的人，怎能不使国内外人士敬仰呢！
王熙春之电影《香妃》宣传照 我在上海结婚后，有个时期脱离了舞台，有次去看他，他对我说：“熙春，你现在虽然不唱了，还是常常吊吊嗓子，将来一定还要用得到的。”真是语短心长，我直到解放后，领会出来，想想我在政治上真是太落后了，有负先生的教导。他劝人吊嗓，而自己却不能吊嗓，当时他内心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1960年，我在全国文代会上，观摩了他的新戏《穆桂英挂帅》。我和盖叫天老先生到后台去看他，他第一句话就是向我要意见。我心里想，我是学习来的，哪里提得出什么意见。可是他哪种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态度，却深深地教育了我。先生这时神朵奕奕，犹似当年，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次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呢。记得这次在后台，曾经和他及盖老先生合拍过一跟照片。我请求那位照的同志，寄一张给我，让我留个永远的纪念吧。 先生不论对待事业、生活，气节高超，而且总是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我们。我们后一代只有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把梅派艺术这份宝费的财产，在戏曲百花园发扬光大起来，以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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