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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4期（总第70辑） 经济学透视下的性别问题  在经济学界，提到性别问题，估计不少人会立即想到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辞职的事情来。起因是萨默斯曾在一个经济学家会议上说，由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男人比女人更适宜于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发展。 这句不经意的话，因有歧视女性的嫌疑，很快便从哈佛校园传遍美国全国，掀起一阵声讨萨默斯的飓风，在舆论压力下，萨默斯只好下台走人。这一事件提醒人们，性别问题棘手且敏感，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可能会招致麻烦。 其实，性别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热门问题，对它的完整认识恐怕需要跨学科的视野。譬如，萨默斯提到的现象如果存在的话，它究竟属于生物学的原因，还是社会抑或文化因素所致，就需要仔细思量，通过实证方法来论证。 此外，一些说法，如“男主外，女主内”即使在世界范围来看也颇为流行，这究竟何理？许多人认为，将体力活交给男性完成理所当然，仅仅是因为男性体力更好吗？还是另有原因？追问这些问题会不自觉地把我们带入“性别研究”的领地。 然而，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却没有多少经济学家对性别问题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和研究。直到最近，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且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都有了什么样的新见解。 一、犁和锄头引发的故事 2013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与合作者在《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了“论性别角色的起源：女性和犁”（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 Women and the Plough）的论文。 这篇62页的文章围绕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这一主题，洋洋洒洒地探讨了人们在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呈现的跨文化差异，并追根溯源，设法找出导致这种差异的历史原因。作者验证了这样一种假说，即传统的农业耕种方式不仅影响着现代社会中劳动的性别分工，而且还在性别规范的演变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犁和锄头都是重要的生产资料。犁地需要较大的上肢力量，这导致两性最早的劳动分工，男性在早期的农业实践中逐渐确立起一些优势。艾莱斯那等人认为，犁对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意愿的影响是深远的，早已超越了农业时代，即便在现代社会也能找到它的源头，捕捉到它的影子。 通过对1200个不同种族在农业生产中运用犁的数据进行分析，作者发现，历史上使用过犁的族群中，女性不仅在农业活动中较少劳作，而且也不大愿意参与家庭之外的其他活动。即便在今天，在那些祖辈曾经使用过犁的地区，女性的社会参与度也比那些从未用过犁的地区的妇女要低很多，尽管她们或其父辈早已不再从事农业耕作。 更重要的是，在犁出现过的社会，无论男女，直至今天也不认为性别不平等有什么不妥，他们甚至倾向性地认为，当工作机会变得稀缺时，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更有资格获得工作机会。 有趣的是，上述结论同样适用于那些从世界其他地区迁移到美国的移民家庭中。只要这些移民来自传统上使用过犁的国家和地区，那么，这些移民的后代便会拥有上面提到的性别态度。 通过观察第二代移民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他们发现，只要这些女性的祖辈来自农耕地区，那么，这些女性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就明显低于其他女性，即便这些女性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且与其他非移民女性处在相同的职业环境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这个结论有些蹊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我们知道，虽然多数美国人出长在美国，但并不是所有人在性别平等问题上都持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有人认为性别不平等属天经地义，而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这种不平等有失公允，需要解决。这种意见分歧到底从何而来？ 为寻求答案，作者进而想到可以从文化角度来加以阐释。使用犁对土地进行耕作的活动更加适合男性，在农耕时代，这一基本生产活动不仅与粮食产量有关，而且还影响到生存和繁衍。这催生了女性地位从属和不重要的文化，这种信念会一代传一代，直至今天仍在许多人的潜意识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当今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可以设想，作为第二代移民，这些女性本可以与其他女性一样参与家庭之外的社会活动，如谋一份职业。然而，当她们回到家中，可能会遭遇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熏陶，她们的父母或许从小就给她们灌输关于性别差异与生俱来的观念，于是，她们可能压根就没有在职场进行打拼的念头。在她们心中，家庭才是第一位的。 毫无疑问，男女行为上的性别差异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差异可能是逐渐演化的，因此，它们往往会被误以为是先天的。然而，正如哈佛学者指出的，这些差异其实并不是与天俱来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和社会化因素，这一结论实际上超出了我们许多人的想象。究其原因，既取决于老师对我们的灌输，也受到社会流行观念的影响，说到底是文化因素使然。 如果任由性别问题上的错误看法长期存在，不仅是社会科学的不幸，而且还可能进一步造成性别歧视，使妇女无法享受到与男性一样的经济地位。经济学家的努力让我们确信，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许多观念其实是经不起逻辑拷问的，虽然这些观念很顽固，很盛行，也流行了很长时间，甚至有无数信徒。 二、性别：重要的经济学问题 作为农耕文明最有代表性的器物，犁和锄头引发了我们诸多思考。其实，还有许多类似事例左右着我们对性别的看法和态度。似乎，经济学家并不太在意某种观念的正确与否，对此类规范性问题兴致不大，而是更愿意追问这样的实证问题，即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它是如何形成的，起源是什么。 当今西方社会，盛行的是男权主义的文化。如果这个世界存在相反的形态，即女权主义，此时，女性而不是男性更愿意接受挑战性的工作，她们也比男性更有竞争精神，那么，如何才能协调二者矛盾，令其自圆其说呢？看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自洽的分析框架，让两种看似冲突的意识形态得以和解。 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为什么性别在经济学中很重要》（Why Gender Matters in Economics）一书。 作者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穆克什·伊斯瓦然（Mukesh Eswaran），该书应是作者根据多年教学资料加工而成，因为作者常年开设一门与此书主题相关的课程。这本400多页的书中，还包括了不少思考和练习题，使得它更像是本教科书。从某种角度看，教科书可能比学术文章更难创作，那些擅长学术论文的人未必能写出面面俱到的教科书。 依作者观点，在劳动市场中，会出现因性别产生的文化分割，这其实是一种均衡，对男女双方都有益，由性别决定的讨价还价能力还会进一步强化现有的分工格局。这些性别规范就如同文化基因一样，由父母传递给子女，由教师传授给学生。于是，劳动力市场中那些原本只是针对某个特殊时期的临时分工，往往会长久地存在下去。当技术发生变革时，人们的社会和生活条件会出现变动，工作环境也会改变，那种男女应该在不同职业空间发展的主张和论调，可能不再有效，虽然它们最初完全符合经济理性。观念有失效的可能，文化却依然故我。 换句话说，即便时代早已改头换面，但文化仍会让人们相信事情应该像以前那样办。如此这般，价值观和信仰便得以传承，延续几个世纪，甚至持续上千年。相比之下，那些属于“社会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的规范和概念，未来可能因为事随境迁而缓慢消散，正如后现代主义者推测的那样。 另一个相关话题是，女性真的缺乏竞争意识吗？在西方，一个容易观察到的性别差异是，男女对于竞争的态度明显不同。例如，通过实验，经济学家发现，在赢者通吃的比赛中，女性往往会打退堂鼓，而男人更愿意冒险，参与竞争。 由于经济学家可以设计出与性别无关的实验，因此，实践结果更能揭示出男女对竞争的不同态度。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穆瑞尔·尼尔德蕾（Muriel Niederle）与合作者在《经济学季刊》发表“女性会在竞争中退缩吗？还是男人竞争过度了？”（Do Women Shy Away From Competition? Do Men Compete Too Much?）一文，为此问题提供了答案。 他们设计出两种不同的激励方式：一种是根据参与者完成任务的表现领取报酬，只要参与就有回报，多寡有别；另一种是，只给完成任务最好的人报酬，而且可以获得很多，赢者通吃，其他参与者什么也得不到。结果发现，选择后一种激励方式的男性是女性的两倍。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男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t），另一方面，性别差异本身也会影响竞争的偏好。 上述事实包含着许多经济涵义。例如，担任全球大公司首脑的女性就很少。虽然2014年女性担任《财富》500强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人数达到了历史峰值，但也仅占总数的4.8%。 根据尼尔德蕾等人的推断，如果大公司行政长官的选拔也依赢者通吃的规则来进行，那么，女性可能根本就不会参与此类角逐，因为她们觉得这样的竞赛没意思，即使她们都拥有成为首席执行官必需的创新精神、视野和商业才干等。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女性不愿参与竞争的倾向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两个完全不同但有说服力的例子，以此比较各自在竞争意识方面的性别差异。 考虑到这一点，行为经济学家尤里·格尼兹（Uri Gneezy）与合作者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发表“竞争中的性别差异：来自母系和父系社会的证据”（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a Matrilineal and a Patriarchal Society）的文章，通过实例再次证明了文化因素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篇论文中，母系样本来自印度东北部梅加拉亚邦的卡西（Khasi）社会，在这里，家谱是根据女儿而不是儿子编制的，家庭财富只通过女儿传承。父系社会来自坦桑尼亚的马赛（Maasai）部落，这里男人说了算，甚至妻子都被认为是丈夫的私有财产。 作者发现，在父系社会马赛，男性比妇女更具竞争精神，而在母系社会卡西，女性比男性更有竞争意识，这多少有些出乎意外。作者推测，母系社会文化中有鼓励妇女参与更多冒险活动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是女主外，男主内。这一研究表明，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只有文化才是决定人们竞争偏好的根本原因。 这篇立意独到的文章还告诫人们，切勿根据西方主流文化的逻辑对其他文明妄加推断。譬如，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父权价值观可能会产生误导，以为男性生来就比女性更具竞争意识，更有冒险精神，然而，印度母系社会的证据显示，女性也完全可以比男性更富有竞争性，其中的文化因素可见一斑。 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学家低估了文化的上述作用。由于人们对人性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而在性别影响人类行为选择方面，同样存在错误认识，于是，这些被误导的观念得以延续，甚至被强化，且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许多人会认为由性别演化出的差异是天然的，与此相关的一些观念便获得了正当性，尽管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 性别的文化溯源及其结果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揭示出经济行为受信仰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和制约。就世界范围来看，女性受歧视和被压迫的原因有许多。如果我们将这些原因罗列出来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对男女差异长期持有的错误认识，是导致这些现象顽固存在的主要原因。 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本文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从某个角度还不经意地为后现代主义关于性别差异的论调提供了背书。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惊人主张，如性别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通过社会构建的，在经济学家眼中开始有了合理性。 三、结论 经济学家在性别问题上已经开启了有益的尝试，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如同“黑匣子”般被层层打开，占据我们灵魂深处的观念被重新激活，并被赋予了新的寓意。经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让我们领略到，文化在理解性别导致的行为差异方面所展示出的强大解释力。 在国际学术界，性别研究属于学术前沿，研究成果增加很快。由于涉及多个学科，因而，不断会传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 从大的方面来看，性别问题与文化和价值观息息相关。考虑到文化和价值观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因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自然会上升到历史层面，而历史被俗称为向逝者寻求答案的学科。 正如本文所及，经济学家借助强大的分析工具，围绕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开展研究，已经获得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发现。本文谈论的话题也反映出了计量史学在性别问题上的新进展。这一学科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的推动下已枝繁叶茂，他们是运用“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 重新诠释经济与制度变化的先驱，其工作至今仍为无数经济学研究者提供灵感，而在经济学家看来，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规范等等，统统属于制度范畴。 进而，由性别可以引出一个个宏大的话题，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性别相关问题的经济学探讨或许蕴藏着重大的研究机会。 #生活中的经济学14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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