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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旬，我探亲假期满后，回到所在的景洪农场十分场三队。队上显得有些冷清，有知青见我回来，诧异地问我：“你怎么还回来呀？”我说，“我都超假了，不回来能行吗？”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我们西双版纳的农场知青正在进行要求返城回家的大规模请愿活动，请愿团已经北上向省委和中央反映问题与提出诉求，而留下来的知青都已经不出工干活了。这段期间内，只要有知青提出回城探亲等要求，队上和分场不像以前层层设卡、能拖就拖，而是一律不卡不拖，只要符合条件，都会马上批准探亲。我们队上也有不少知青利用这段时间请探亲假回家了，所以队上的人少了，显得有些冷清。
当我知道这些情况后，第一感觉，可以不用上班一段时间了，心里有一点小高兴。因为我们连队的主要工作是：上山砍伐原始森林，然后放火烧山，再通过测量，开垦成梯田，在梯田上挖坑种橡胶树。这一工作被知青们戏称为“修理地球”，另外，根据季节种一些包谷、花生之类的农作物。不管做什么工作，每天都有一定的指标任务，原则上完成任务后才能下山。西双版纳地处亚热带，气候十分炎热，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工作中每个人都会汗流浃背。旱季到下班时，大部分人后背和腋下的衣服上都会出现白花花的一片汗渍；而在雨季时，因在山上无处躲藏，不但时常被淋成落汤鸡，而且满身泥点，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对于身体瘦弱的我来说，现在回来了不用上班，可以说有一点愉快的舒服感吧。另一个感觉是如果请愿成功，知青能返城回家，我就可以实现梦寐以求的回城愿望了。 自从不出工后，留在队上的知青整天无所事事，不少知青每天的第一要务就是打探请愿团的消息，所以早上就有一些知青到分场或景洪打听，中午或晚上将消息告知队上的知青们。这些信息,在那个年代由于交通及通讯的不便，虽然要滞后1-2天左右，但仍然被知青们津津乐道地互相传播着、议论着，它牵动着每一个知青的神经，成了知青们的话题中心，也可以说是精神食粮。 我所在的三队地处一个比较偏远的大山沟里，距分场有5公里，分场距景洪县城又有36公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夹皮沟”，交通十分闭塞。因其偏远的地理位置，有时也被作为干部下放锻炼的地方，先后有两位景洪总场的党委书记，在70年代初，到我队劳动了2至5年。另外有四位知青因犯错，在受到处分后，也调到我们队工作。 我们队共有知青100多人，其中昆明知青28人，重庆知青10人，上海知青70余人。这些数字都是1969年至1970年知青刚到队时的人数。 为了回城，知青们发挥自己和父母的聪明才智，通过各种各样努力，以病退（知青本人身体有较重的疾病，不能胜任农场的繁重体力劳动，退回原籍）、家照（知青家庭生活困难，父母需要子女回城照顾）、嫁人、顶替、调动、参军和上学等各种方式离开农场。 至1978年底，昆明知青只剩四人，其中一名知青温可成1977年才从我分场6队调到我队任支部书记，不然的话，我班同去的只有孙丽、冯丽滨和我三人还在队里。每一次看到同来的同学通过各种办法离开连队回城，我都会感到由衷的羡慕，同时无奈、失落和郁闷也会袭上心头。我们这些留下来的知青和其父母不是没有想办法，只因都是普通工人家庭。（拿我来说，家中大人都是从上海支边来昆明的，在昆根基浅），找不到关系，也只好说能力有限，听天由命吧。） 至1978年底，重庆知青留在连队的还有七人，其他三人一人因病退回渝，一人调动回渝，另有一名女知青因恋爱受挫而自尽。
上海知青至1978年底还有五十人左右留下，由于人员较多，有些信息已记不太清，但有一件往事印象深刻。那还是在1970年七月初的一个休假日，这一天早上，我们几个昆明男知青在宿舍门口弹琴和聊天，看着三个上海女知青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地结伴外出，当时还有人在议论谁最漂亮，谁知道到了晚上传来消息，说早上出去的三人到二团为同学送上海带来的东西（当时是建设兵团，景洪农场为一师一团，东风农场为一师二团），回来时坐的拖拉机翻在了水田的水沟里，三人全部压在车兜里，不幸都遇难了。大家都感到震惊和心痛，与她们同来的不少女生都痛哭不止。我们队的上海知青都是初中六九届的，遇难者是1970年6月上旬第二批到连队的上海知青。遇难时到连队不足一个月，年龄才17岁，正是花季少女，就这样凋谢了，大家无不感到惋惜。 说到这儿，顺便讲一下那个年代农场的交通工具和道路。先说一下交通工具，总场（团部）才有汽车，分场（营部）只有拖拉机。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分场只有两台拖拉机作为拉货和交通的主要工具。我在农场工作的十年中，由分场到景洪，从未坐过像公共汽车一样的交通车。知青们无论是到景洪玩，还是回城探亲，从分场到景洪这段路，大都是搭乘分场的拖拉机，由于连队到分场有五公里路程，如果起床晚了不能及时走到分场，就搭乘不上分场的拖拉机，只有堵东风农场开往景洪的车（我们分场门前那条路是东风农场到景洪的必经之路），堵不着车的男知青就会在上坡路段爬车。还有不少知青到景洪玩是走着去和走着回来的。有一次我和队上的几个知青到景洪玩，回来时怎么也搭不到车，钱也用完了，只好从景洪走回连队，走了40公里，这是我一生中一天之内走的最多的路，走到脚瘫手软，至今难以忘怀。再说一下道路情况，在那个年代，我们队到分场和分场到景洪的路，绝大部分都是顺山转的土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有些路段的坡度还比较陡。
记得有一年的雨季，我搭乘拖拉机到景洪去，半路上突然下了一场雨，站在车兜里的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版纳天气热，淋点雨大家也无所谓。但当拖拉机开到曼飞龙水库旁一个坡度比较陡的地方，因刚下过雨，路面泥泞湿滑，拖拉机出现了轮子打滑、爬不上去、有一点倒退的迹象。这时不知是谁叫了一声“赶快跳车！”，所有站在车兜里的十几个人纷纷往下跳，我也跟着跳了下去，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尾椎处一阵钻心的痛，那时根本顾不上，赶快爬起来跑到稍远点的地方。后来车刹住停下了，驾驶员又叫搭车的人一起帮着推车，当把车推上坡后，一个个又爬上车兜继续往前开。自从这次跳车后，我的尾椎处隐隐痛了好几年，那时候年纪轻，不当一回事，也不好意思说。后来在一次看病时与医生讲了尾椎处隐隐作痛的事，医生问我解便是否正常等问题，我说没有影响，很正常，他说可能是尾椎骨裂了。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有时坐姿不好或坐久了，还会感到尾椎处轻微的疼痛和不适。 知青不出工，对队上的生产基本上没有发生影响，原因一是队上还有30多名老工人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工人（即老工人的子女），他们都照常上班；二是按季节，12月至下一年4月，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垦荒山、挖梯田以及开挖一些种植经济作物的山坡地，人多就多开垦，人少就少开垦一些。另外，队上虽有一些橡胶树的割胶工作，但当时只有少量的橡胶树可以开始割胶，少了知青，那些新工人也能顶上去。总的来说，队里该上班的人照常上山，食堂照样开伙，元旦、春节该杀猪庆贺的都按照往年的惯例进行，只是少了些热闹，多了些安静。
1979元月25日左右，传来一个特大好消息，中央同意知青返城。后来得知在元月21日，在昆明召开了有国务院有关部门参与的四省五市（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知青会议，这五个城市都有不少知青在云南的农垦系统，当时给云南造成了一些不安定团结的因素。在会上云南省委主要领导表达了知青“不愿留的都走”的意向，成都、重庆、昆明、北京这些城市领导相继表态，同意接收知青回城落户，上海方面则认为上海市一下子要安排那么多知青有一定困难，意为分三批接收这些知青回城，半年一次。 当知青们确认可以返城的消息时，正好是春节期间，知青们的高兴劲真是无法形容，好像干旱开裂的土地上降了一场及时雨，压抑了多年的心情终于得到了一点舒展。不少知青到分场小卖部买了些红烧肉罐头等食品，三五成群的开起了小灶，以示庆贺。那时在连队上一年之中最多只有元旦、春节、五一、八一、国庆节，才可以吃到肉，而且每人只有半小碗，想吃肉解馋只有等发了工资上景洪，三毛钱一盘是串荤，四毛钱一盘是净荤，再来四两饭，五毛钱左右就能吃上一顿“大餐”，真是舒服极了。那时到景洪说是玩，实际上玩是次要的，吃是最主要的。另外，平时不在同一队的同学互相之间走动，都是去分场买上一个或两个红烧肉罐头，向食堂或老工人要棵莲花白，知青们自己动手，将脸盆用草木灰擦洗后，将莲花白和罐头放在脸盆里煮上一大盆，这就是知青们招待客人的佳肴了。 知青回城可以办理了，根据当时的政策，需要一个理由。如病退回城，须提供景洪总场医院的病情诊断证明书；如家庭困难需要照顾和调动，则须提供原所在城市街道办事处或父母工作单位的证明或工作调动函。病退回城后的需要重新找工作，而家庭困难照顾回城后，相对找工作容易一些，如果是父母单位同意接收职工子女工作的，就可以直接发工作调动函，这样回城后就可以很快上班了。 到了2月中旬左右，一部分知青以病退的理由办好了返城手续，开始陆续返城，而另一部分知青则在耐心等待父母方的回音，看是否可以办家庭困难照顾等理由回城。 在这段期间，我与家人进行了书信沟通，同时自己也做了认真的思考，考虑到家庭能力等因素，最终我选择了病退。从先前办理病退的知青那里了解到，总场医院为方便知青开具病情诊断证明书，专设了门诊室，你想开哪些病，医生都会照你说的写。我在二月下旬的一天，搭乘拖拉机来到了总场医院，打听到了开具知青病情证明的诊室。我一看，原来在一排平房外的一个窗户口，窗户外是一大块空地，“病人”也不需进入诊室，只要在窗口“就诊”即可。当时，诊室外正好无人排队，我刚走到那窗口下，一个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是知青开病情证明吗？”，“是的。”“姓名、年龄？”，我一一依实说了，只见一位男医生低头写着，写完后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有什么病？”“心脏病，二尖瓣膜闭合不全”，医生在快写完时头也不抬又问了一句“还有吗？”我想了一下，就说：“再写个肺结核吧”，这两种病都是以前办理病退回城的知青告诉我的，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二尖瓣膜闭合不全”是什么病，只听说这种病比较厉害，弄不好是要老命的。当时办病退的知青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把病情写得越重越好，生怕写得不严重回不了城，其迫切心情可见一斑，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如果回城后招工单位见此病情，谁还敢要？医生写完后盖上章就递给了我，这时我又问了一句医生“拿着这个病情证明就可以办理病退了吗？”“是，可以了。”我高兴的转头就走，由于转得太快还撞到了后面来开证明的知青。 第二天我又去了分场，很顺利地办理了因病不适合农场工作退回原籍的相关证明和边境通行证等。当一切手续办完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并说了一声：我现在终于不再是版纳农场的人了！ 知青从十六、七岁的年纪，告别繁华的城市、告别故乡、离别亲人，来到偏远、贫穷、落后的边疆，奋斗了近十年，尝尽了酸甜苦辣，学生时代的理想早已破灭，且思乡、思亲的乡愁越来越浓。十年中，返城回家一直是知青最大的期待和心愿。为了达到此愿望，有的知青及其家人四处找关系和求人，以便能得到一张可以办理回城的证明；有的知青则不顾自己的安危，在体检前吃一些药物，使自己的心脏产生紊乱，以求得到一张“心脏病”的病情证明；有的涂改、伪造病情证明；有的则在城里找个人结婚等等。到了1978年底，知青们冒着风险，采用了请愿及一些极端行为，终于为自己换得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1979年的春天，也是知识青年的春天，在这一年的2至4月份，知青们根据各自的情况，兴奋地办理着返城手续，同时也快速地了断情感之事。知青在农场的十年中，不少人谈了恋爱，甚至有了爱的结晶。在返城时，同城知青的情感可以回城后再说，异城知青的情感大都是双方理性地和平分手，有情感较深厚的，则随其中一方回城。我队仅有一个上海男知青，与当地老工人的女儿结婚育子后，留在农场直至今日。一些性子较急的知青办完手续后，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离开，走时行李极其简单，只有一个小旅行袋，而那些床上物品及一些日常用品统统丢弃，还有一些少数男知青，把被子等物品拿到操场上放一把火烧了，真像胜利后的大逃亡。 在二月下旬的一天，我分场一些受到过纪律处分的部分知青来到分场部，强烈要求将档案中的处分书拿出来烧毁。我们十分场是一个新建的分场，有一千多名知青，来时都只有十六、七岁，处于青春叛逆期，有的知青在工作和生活中犯了一些错误，如打架斗殴、小偷小摸、顶撞领导、无故旷工、未婚先孕等等，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之类，现在这些“闹包匠”不想把这些不太光彩的一页带回城市，便来要求将档案中的处分书烧毁。鉴于当时的情况，分场领导也只好同意把他们档案中的处分通报或处分决定书拿出来当面烧毁。 我自从办理完返城手续后，心里也不怎么急了，看到不少知青回城时带了不少家具和木料，想想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不要回城后一无所有，也决定搞一些木料或家具带回去。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去找一些有木料的老工人。由于我与老工人的关系比较融洽，平时也不做什么捣蛋的事，在队里只有我一个义务理发员，而且一做就是十年。经过一点小努力，我搞到了不少木料。但有一个问题，好多木料是原木，要把这些原木锯成板子和条子，再做一些少量的家具需要时间。到了三月底，我不但有了写字桌、床头柜等一些家具，还有不少木板和木条子，看到这么多笨重的东西，发愁不知如何运回昆明。
4月4日星期三，早上九点钟左右，我刚起床不久，看到一辆大卡车开进我们队停在操场上。不一会，上海知青陈银宝来找我说，他在分场堵了一辆放空回昆的大卡车，经商谈后，同意将他和他的家具、木料拉回昆明，问我是否愿意今日和他一起回昆，运费平摊。我听后连忙说愿意愿意，接着马上叫一些人帮忙，七手八脚地把我俩的家具和木料装上了车。因这个时间，大部分人都在山上上班，只好与在场的人简短道别，十点钟，坐上车，经过三天的长途颠簸，于79年4月6日晚7点左右，车直接开到了我家门口。 从1969年3月27日离开昆明，到1979年4月6日回到昆明，整整十年零十一天，才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 我能够返回昆明，或者说七九年广大知青能够返回家乡城市，首先要感谢中央的相关政策，其次也要感谢知青请愿团和其他知青战友为返城作出的一系列不懈努力与奋斗。 当年伟人的一句话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造就了一个前无古人后面也很难有来者的特殊群体——中国知青。知青这个词在我们这代人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铸成了我们的人生格局，让我们品尝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应该说：中国的历史，不会，也不能忘记这一代人——知青。 弹指一挥间，一晃已然五十年过去了。当初下到西双版纳农场（兵团）的知青已迈向古稀之年，但那些年的风和雨、悲与壮、泪和血、思与情都将是这批知青一生说不完、道不尽的人生话题。 文章来源：知青情缘 图片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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