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材料需要主体的解读才能发挥效用，必须具有人们普遍认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因而历史证据具有主体性。同时，主体的解读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的，人们对历史证据的认识及使用还具有历史性。与其相关的概念还有proof（证据、证明）、testimony（证言）等。 历史证据由“历史的”与“证据”这两个概念复合而成，其核心概念是“证据（evidence）”，而“历史的（historical）” 作为限定词，起到规定证据概念的使用范围或性质的作用。“证据”是一个功能性的能指，说某个事物是证据，其实是在指明它的作用，也即证明某个观点。历史证据亦是一种功能性的能指，“历史的”作为修饰词，指明作为证据的某个事物所应用的范围：历史。 “历史证据”所表明的是某个事物所起的作用，所以它的外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档案、日记、口述记录等文字材料，亦可以是建筑、碑刻、器皿、图画等实物材料。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改变，对历史的认知不断深化，历史证据亦因之而变，曾经被认为是历史事件恰当证据的事物，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否定，反之亦然。人类对于历史证据的认识呈现为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 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历史证据是在论证过程中形成的，需要满足逻辑和经验的条件。满足逻辑的条件是指历史学家在表现某个需要证据证明的事件时，其表现的逻辑只有与读者理解事件的认知逻辑相吻合，读者才可能理解和被说服，证据必须与这个逻辑的框架相融贯；满足经验的条件是指接受者对于证据的认识往往通过将其类比于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这种经验在判断中构成确证证据的潜在参照系。 最早具有明确证据意识的历史家，当属修昔底德，他明确提到，他所记载的，一部分是其亲身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睹其事的人向他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希腊人偏好在场的证据，认为亲眼见到的（目证）才是真正的证据。这种把亲见作为历史证据判断标准的思想，基本上奠定了西方科学的历史学兴起前的基本共识。在印刷术发明之后，对文本的考察一般倾向于追溯到当事人或当时人的供述。文艺复兴以来，对历史证据的考查（准确地说，是对史料的批判）逐步形成一整套规范，考古学的兴起带来实物证据研究，这一系列变化促成了19世纪历史学科的定型。 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证据，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是随着科学的历史学的兴起才被历史学家广泛认可，进而成为理论反思的对象。L.von 兰克开创了西方史学的一个范式，确立了西方历史考证的标准程序，把在场作为根本出发点。他及其后众多史家更为重视书面材料（档案），他的考证方法促进了历史学学科化。C.V.朗格诺瓦和C.瑟诺博司在1898年出版的《史学原论》一书中，从操作层面总结了搜集、分析史料的不同程序，对中西方历史证据观影响非常深远。 最早冠以历史证据之名的作品，出版于1909年，作者系牛津大学新学院研究员H.B.乔治。此后，关于历史证据的讨论逐渐增多。但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人们更多将“历史证据”与“史料”相混淆，且更偏向于以“史料”替换“历史证据”。2002年S.约尔丹主编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中只有“史料”和“史料考证”两个词条，没有“证据”或“历史证据”的相关词条。 由于与“史料”概念相混淆，人们对“历史证据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往往替换成“史料是什么”以及“史料如何解读”这两个子问题，对前一子问题的研究，往往牵涉诸如史料的留存、搜集、批判等进一步细化的问题，也即对于史料客观性的确认；后一子问题主要由对主观性的探讨构成，其中往往涉及选择、概念、语言、道德等一系列有关主体性的问题。对于这两类子问题看法及侧重的不同，导致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证据之观念的不同，进而影响其对历史真实性及客观性的看法。持重构论的历史学家，往往赋予“史料是什么”这一问题以极大的价值与意义，试图以经验主义的方法将历史证据“还原”为历史实在的某块“拼图”。持建构论的历史学家更加关注“史料如何解读”这个问题，认为主体的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精神体验、理论素养、概念工具、个人兴趣、问题意识、时代关怀等创造性因素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将证明主体终究无法达到对于过去的客观认识。 将“历史证据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替换成史料的本体论（史料是什么）和认识论（史料如何解读）问题，出现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但当代已经有历史学家关注到历史证据的理论问题，尝试从更为根本的层面对历史证据进行考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