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博科夫最著名的作品《洛丽塔》的封面） 为什么是蝴蝶 蝴蝶与文学诡计 我忽然发现，在蝴蝶这个物种上，我拥有一种罕见的见解上的平衡力，即喜欢与厌恶是对等的。对于其他任何一种动物，我总是有单一的鲜明态度，不是喜欢就是不喜欢，可由于蝴蝶在它的幼年期和成年期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在形态和习性上是那么殊异，在美好和丑陋上又分配得如此辩证，使我没办法粗鲁地评价它。还有，既然我提到蝴蝶就不可避免地说到作家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那么，我得专业地是说鳞翅目昆虫，而不是蝴蝶。 当我这本随笔进展到这个章节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厌倦在那些无辜的动物身上寻找意义了，特别是我经常地会把蠕虫们归为一个物种，每次在树下、草丛或者叶尖上邂逅它们时总会惹得我一阵啼笑皆非的狂呼乱叫，但随即我便会在墙角迷醉在一场由鳞翅目组成的彩色蹁跹中，造物主在骗术方面浪费了太多的才情，以至于使得我们经常在恐惧和惊讶这两种情绪间上蹿下跳，但是没准有一点欺骗的世界会更加有吸引力，因为它不停地训练我们的智力，以免使我们变成一个轻信一切的傻瓜。
（纳博科夫画的蝴蝶解剖图） 蝴蝶的骗术说起来并不算高明，它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体形上的摇身一变，从一条遭引力所驯服的爬虫到翱翔，这中间有无数的欺诈成分，但这并不是它所专有的；二是不惜以一切花样模仿各种现成品，从枯树叶到眼睛到，为的只是给这个真相不多的世界再制造一些幻象，但这也不是它的专属。 说到诚实，其实没有比哺乳动物更为实在的动物了，他们从来不玩这种造型魔术，从出生到死亡都表里如一，所以正是他们而不是大陆架在不动声色地给世界定型。哺乳动物提供框架，昆虫们则提供装饰，在大自然这幅光怪陆离的图景上，它们有各自不可替代的贡献和作用。 那么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呢？我忽然想起他是一个研究鳞翅目昆虫的人，一个写过《洛丽塔》这样一本风靡全球的畅销书的作家，当我批评蝴蝶们提供各种骗术和美丽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让人误以为我是在批评他。 纳博科夫当然不是那只在文学生态园中轻薄翱翔的蝴蝶，我觉得像萨冈、村上春树之类的作家才是这种小昆虫，他们在世界文学的花圃里不提供分量、不提供思考，只提供一种花样，轻轻触及便转瞬即逝。 纳博科夫至少是一种提供定型的哺乳动物。由于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蝴蝶的话题，我在这里暂时避免将纳博科夫隐喻成一只具体的动物。而之所以又提到纳博科夫是因为他在朋友中就是出了名的喜欢搞点小骗术的人，甚至在作品中也经常玩点骗人的玩意儿，因为他喜欢“想方设法地引诱读者，然后在他的耳后搔他，看他掉头转身的样子”。这与蝴蝶的作为很相像。 由于纳博科夫是一个了不起的鳞翅目研究专家，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和行为包括：发现过好几种蝴蝶新种并有两种新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曾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鳞翅目部非正式主任职位、是世界上第一位通过显微镜去点数蝴蝶翅膀上的鳞行的昆虫学家、发表过数篇有分量的鳞翅目昆虫研究论文、不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几乎每年都有隆重的所费时间可观的捕蝶活动，以及想写作《蝴蝶的艺术》昆虫学著作终因年老体衰而未果的想法。 值得一提的是，纳博科夫从他的鳞翅目研究活动中获益的不仅仅是可以时不时地远足和扎实的昆虫学知识，更是一种愉悦和文学方法：大自然的这种欺骗让他在经历揭穿骗局、走向真相的跋涉之后拥有一种惊喜；在文学活动中，蝴蝶给他提供了一种方法，一种设计，以形成一种以假乱真、弄假成真的艺术方式，让读者在阅读中与他一起体验一种识破幻象、发现艺术神秘魅力的快乐。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纳博科夫在蝴蝶的鳞斑研究活动中发现的细节和独特性的重要性，使得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文体大师。在生活上，他反对的东西不多，庸俗、群居、一般化，被时代和政治生活所定义的人。“除非努力理解并欣赏事物的独特性——一棵树，一首诗——否则你就是生活在由廉价的赝品构成的虚假的世界里。” 在他看来，只有当思想的目光努力越过一般化或老生常谈时，事物才开始变得真实、独特、细致，并彼此区别开来。处理作品在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处理现实的问题，有一次他在接受BBC电视台采访时说，现实并不是一个一般化的概念，而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它是信息的逐步积累，是特殊化的事物。但是悲哀的是，人们离现实永远都不够近，因为现实是认识步骤、水平的无限延续，是抽屉的假底板，一往无前，永无止境。人们对一个事物可以知道得越来越多，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事物的一切。 我们永远都不能靠近真正的现实，同样，我们也无法真正靠近纳博科夫这只神秘的蝴蝶。
（妻子薇拉是纳博科夫的生活保姆、教学秘书和写作助手） 一只喜欢独特性的蝴蝶 我发现这些年来我这么喜欢纳博科夫是有理由的，首先，来自于我们都是月亮处女座，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洁癖和对细节的较真，都是完美主义者，特别是当我得知我们共同拥有一些不喜欢的作家并且理由相当时，我简直像自己当了作家那样兴高采烈。 比如纳博科夫不喜欢他的同乡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这解决了我长期的对于自己鉴赏力不信任的困惑，因为不知有我少人在我面前吹嘘这个俄罗斯人，从教科书到朋友，于是我很快把纳博科夫纳入了我的后台队伍(其他成员前文已经说过)。 纳博科夫不喜欢的同行还有巴尔扎克、托马斯·曼、威廉·福克纳等，但对我喜欢的“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耶评价很高，因为后者的小说是一座值得深究的迷宫。有一次纳博科夫和妻子去法国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当对方问他是约见当时的时尚作家萨冈呢，还是罗伯-格里时耶，纳博科夫不假思索地选了后者。在那次见面中有一个令人愉快的插曲，为了取悦纳博科夫夫妇和活跃气氛，罗伯-格里耶不年轻的妻子打扮成了洛丽塔的样子，以至于侍者都被骗了，称对方为“小姐”。
（纳博科夫不喜欢的作家） 我们都是口语不信任者。纳博科夫虽然做过十几年的大学教授，先后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讲台上给美国最优秀的大学生授过课，但他却像我一样不擅言辞，以至于后来因《洛丽塔》而走红后而被迫不断面对各种媒体采访时，他提出了一个无理和无情的要求：不论报刊还是电视都必须书面回答记者的采访。 他不喜欢口语是有理由的——不是因为在接受采访时经常重复字词，句子显得破碎不堪，而是口语这种东西没有经过打磨，只是意识的毛坯，并没有什么价值，而且它们容易遗忘，很有当下之狱的味道，而书面语言则更接近更有弹性的时间，在书写时可以重新琢磨我们的意念。他也不喜欢有很多对话的小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我，因为我经常为自己在人群中结结巴巴而感到抱歉，在青春期差点被母亲视作患有自闭症——当然，我也不喜欢那些充斥着对话的小说。 啊……什么？他也不看报纸……纳博科夫曾骄傲地说，“我在写我的小说。我不看报”。 这又让我们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同谋，虽然不读报的人大部分是文盲，但是读报这件事总让我想到我们人类低端的群居本能。一拿起报纸就让我想到我们不是在独自生活，而是在群居。不论是在非洲还是美洲，我们共同拥有这些价值并不高的事件、信息、观点，甚至时间，这让我受不了。过去我父亲经常批评我不读报，虽然我自己后来甚至有过一段在报纸工作的经历，但是一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排斥阅读任何形式的报纸。 纳博科夫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时被问及你觉得个人生存有哪些问题时，他的回答显得很机智：语言方面的问题——在俄语中“ego”意指“他的”、“他”，而在英语里是“自我”、“个人”。处理生存的问题就是处理一个自我的问题。 纳博科夫一方面谴责了将他的家庭支离的前苏联政权和集体主义这头怪物，另一方面暗示了他从俄罗斯流亡至西欧，然后又远渡美国，最后又回到瑞士定居，为的就是不断追索“自我”和“个人”。和政治一样，大众也不是一个善良的玩意儿。只要和大众沾边的就是一种暴政，大众会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精华的事物推倒在地，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不和其他一样思考的人都会被大众淘汰出局。大众是一只拙劣的讨厌的模具。 纳博科夫说他在社交方面是个跛子，在他整个思想生活中，他拒绝“属于”。除了鳞翅目昆虫家协会，他从未参加过任何联盟或俱尔部，从未参与任何委员会、教师议会议或成为任何组织的成员。甚至对于读者，他认为单个的读者比群体重要，所以他从不为群体、社会、群众等劳什子去写作。 嗯，我们还拥有一些疾病上的共同点，纳博科夫牙齿不好，一直备受牙痛折磨，四十岁在美国的时候拨去了全部的下牙并装上了假牙。而我的整个青春期几乎都在牙痛中度过。另外我们都有严重的失眠症…… 当然，以上都是抛砖引玉，现在得说说那件最让我感兴趣的那件事了。当我第一次在纳博科夫的访谈录中读到“联觉”这个现象时我非常惊讶，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数字具有性别感到好奇，在我看来，从1—9这几个阿拉伯数字是有性意味的：它们对应的性别分别是这样的：1—男，2—女，3—女，4—男，5—男，6—女，7—男，8—女，9—女。在性格上，1是高智商的，2与4性情比较温和，3有点人云亦云，5粗鄙，6是和善的老好人，7是脑子比较简单的农夫，8漂亮，9年长而操劳。在我的少年期，我非常想与人分享这个发现，我也试图找出期中的原因。到了青春期，我又有了另一个发现，我发现人是有颜色的，我边上一些朋友分别被我赋予了各种不同的颜色，而之所以是这些颜色，有很多我根本说不出根据。 有一个性情简单喜欢青春文学的朋友被我判定为鹅黄色，一个关系不错的好友是紫红色，我自己认定是一种大红色。我当然很惊喜地看到原来纳博科夫也爱玩这种游戏，不止是他本人，他妻子和儿子德米特里都有这个爱好，他们可以从一些不相干的事物中读出颜色，比如从字母中读出颜色，V是一种苍白色，N是灰黄燕麦色，M是粉色……纳博科夫还能从声音中辨出颜色来。这个联觉能力从另一方面说明纳博科夫对于色彩是非常敏感的。的确，他的鳞翅目昆虫分类学需要他在显微镜下仔细分辨蝴蝶翅膀上的各种鳞斑的色彩特征，正是他而不是那些专业的昆虫学家发现蝴蝶翅膀上那些小鳞片是成排组织的，并且从翅根向外辐射开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纳博科夫这些与他的文学活动不相干的研究工作还包括拆解蝴蝶，在显微镜下查检雄性生殖器的结构。他会在显微镜下将那些呈三角形的性器官上的钩状鳞瓣撬开，从蝴蝶身上取下性器，把它们泡在甘油里，然后分别入到装着酒精和水、贴有标签的小瓶子里，每个标本一个瓶子。他发现在显微镜下如果不断旋转这些装有性器的瓶子，可以得到一种三维的景象。这种从未被人应用过的研究方法让他得以有效地从蝴蝶性器的大小比例来区分各个品种。在哈佛博物馆工作的那段日子，他差不多每天有六个小时花在观察蝴蝶性器的工作上，以至于使他能够敏锐觉察颜色的视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坏。 “问题越大我越没兴趣，”纳博科夫有次对媒体说，“最能引起我关注的也许是色彩的微粒。” 但是正是这个喜欢色彩的微粒、可以利用显微镜细致拆解蝴蝶性器的作家在生活却是一个非常笨拙的人，他不会开车，不会做复杂的家务，甚至不会打伞，妻子薇拉是他忠实的司机和各种形式的生活保姆与秘书。儿子德米特里是个赛车手，可是这个做父亲的对赛车非常无知，认为赛车不过是“有某种特殊引擎的车子”。虽然研究蝴蝶，可他却害怕飞行，一生只坐过两次飞机。
（纳博科夫在哈佛大学做研究期间绘制的蝴蝶翅膀分析图） 在阅读中，没有绝望 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来阅读纳博科夫，因为从各种途径得到中译本的过程是断断续续的，当我搜全他十几本中文译作时，又没有耐心在短短时间内将它们重读一遍，所以我对这个喜欢的作家认识总的来说是非常片面而破碎的。倒是对蝴蝶有过一次几乎带有科考性质的认识机会，我有次深入北京门头沟一个蝴蝶养殖农户家中待了整整一天，拍了一些蝴蝶在各个阶段的照片，观看养殖户颇有绘画天分的妻子如何将蝴蝶漂亮的翅膀变成一些装饰画，但是整个过程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羽化后的成虫，而是在大棚里随时有可能爬上我脚背的扭捏而贪婪的幼虫。 我希望这样的经历不要与我阅读《天资》这样的书的经历结合起来，因为蝴蝶的美里蕴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丑陋，因为现实有着被分类的危险而作品包含着美好的混沌，好在在纳博科夫那里，蝴蝶与文学、现实和艺术有效地结合了起来，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诗的激情和纯科学的精确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没有想象不成科学，没有事实不成艺术，在纳博科夫那里，文学与科学的光辉始终映衬缠绵着，将他作品中的人物、也将他作为一个作家照亮。 纳博科夫在很多小说中提到过蝴蝶：《皮尔格拉姆》，男主人公皮尔格拉姆五十年来一直梦想的是亲手捉到他在自己的蝴蝶商店里出售的那些外国品种，后来他终于攒了一笔钱有机会去西班牙捉蝴蝶了；《天资》中主人公父亲是鳞翅目昆虫学家和中亚探险者；《幽暗的火》里一只“红将军”落在快杀死的约翰谢德胳膊上，《贵人 女人 小人》《阿达》《说吧，记忆》等也都有蝴蝶出现。当然，最重要的是蝴蝶对于细节的关注延伸到了纳博科夫的小说里来，纳博科夫曾给出版《普宁》的布尔戴出版社去过一封信，他对这本书封面上将会出现的普宁形象给出了很多具体的细节上的要求，包括很秃的头、玳瑁壳的眼镜、俄国土豆式的鼻子、肉墩墩的肩膀、及艳丽的领带以及“鼻子和上嘴唇之间特别重要，必须要像猿猴，大，长，中间凹陷，两侧有皱纹……”等，博科夫对他的虚构世界的想象是非常精确的，想象和描绘一个普宁与他在显微镜下观察蝴蝶的生殖器一样，在细节上要无比的精准。
《说吧，记忆》《黑暗中的笑声》《微暗的火》《普宁》《洛丽塔》 作者: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纳博科夫经常说，他小时候从未将文字当作职业，而是大博物馆的蝶类部主任这样的职位比较能够吸引他，可是阴错阳差，命运偏偏让他成为了一个作家。如果没有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如果没有因此而导致的流亡，我们收获的或许真的是一位顶级的鳞翅目专家，而不是《洛丽塔》的作者。 纳博科夫很多作品我都是在路上完成阅读的，因为我狂热迷上纳博科夫的那些年正是我在做着一份需要不停地出差的工作的时候。我记得辽北有个豪华而寂寞的酒店是我阅读《斩首之邀》的场所，有一节因为空调失灵而温度低至零下二十几度的火车车厢是我颤抖着读《绝望》的地方，那辆破旧的绿皮车所驶往的目的地快靠近最北的漠河县了，那晚我整夜都在哆嗦，呵出去的气都在围巾上结成了霜花，突然，我在被雪映白的窗玻璃上看到了一张淡紫色的脸，事实上它正舒服地融化在那面玻璃上，但却以一股蓬勃的劲头不停地撞击着玻璃，随着车轮的节奏越来越快，也越来越靠近我。那节寒冷的车厢里只有几个疲倦的旅客和一位一上车就消失不见的乘警，我打了一个哈欠，以便弄出点声音给自己壮胆，证明在小说之外还有一个困倦的真实世界，好在很快，我在下一个句子里读到这样的话：两个人就像两滴血一样相像，这本身是否就是一件罪恶。仿佛是一种指证，嗯，我知道了，我刚才看到的是另一个我。如果像小说写的那样，人的欲望和令人沮丧的真实世界有一道鸿沟，那么，我知道，就在刚才，我伟大地跨过了这条鸿沟。 我在自家阳台上读《防守》，在去西南的一个县城的长途汽车上读《天资》，在鸭绿江畔读《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因为后者是一位写诗的朋友译的，而我又没法在书店购到这本书，于是一位外地的女友把这本书带到了我跟前，我记得最后三十页是在哈尔滨的一个快捷酒店里读的，一个在哈尔滨做生意的女同学趁机拜访了我，于是“她脚步沉重地往边上躲闪，并睁大了患近视的眼睛。感谢上帝，她没有认出我来。她的面孔苍白，上面有锯末似的斑点，表情肃穆，有些令人痛心。”这样的句子就与那位饱经风霜的女同学的脸蛋联系在了一起，当她坐在我床沿放松地撩起前额焦黄的头发时，我看到了两道深棕色的线状皱纹把她的脸部一分为二。我尚未读完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是一部结构让人晕头转向的小说，寻找者也是寻找对象本身。女同学一边叙述她机械的生活一边机警地在房间里瞅来瞅去，好像也在寻找，寻找一件我应该带上但没有显示给她看的行李，那就是当年的我，她觉得坐在她面前的我理性得可怕，坚强又无情，但是另一个人呢？那个沉默、爱哭又有点想入非非的十二岁女孩呢？作为时间的行李她去哪了？ “灵魂只是一种存在方式，而不是永恒状态，任何灵魂都可能是你的，只要你发现并它的起伏波动。在来世，你完全可能有意识地生活在一个任意选中的灵魂中，生活在无数的灵魂中，它们对它们那些可以互换的负担全然不知。”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写道，“因此——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或者塞巴斯蒂安·奈特就是我，或者我俩也许是我们都不认识的某个人。”嗯，我就是过去的我，或者我和过去的我都不是我。
（纳博科夫第一个长篇《玛丽》封面） 《玛丽》是纳博科夫的第一个长篇，不知为什么，我非常喜欢这个不被作家看好的小说，纳博科夫认为这是一个工整的现实主义小说，可是相比较后面充满骗术与技巧和蝴蝶花样的小说，我觉得它是作家写得最为纯粹的作品，它有一种清新和经济的风格。我至少读过三遍。这也是纳博科夫的一个自传性小说，有他流亡德国的生活和初恋女友的印记。我几次从它身上寻找学习如何写作小说，每次都有很多的收获，每次一想起它，我耳边就会响起小说开头电梯隆隆上升的声响以及那座关押了众多白俄流亡灵魂的公寓每次火车通过时都会有的那种似乎要把地平线掀起的动静。 我不是一个好的读者，但我记得那些书中的大部分细节，就像在做科研、写作和教学中过分强调细节的纳博科夫一样，正是细节固化了他的个性和风格。《眼睛》《透明》《幽暗的火》这几本我并不特别喜欢，我说不上原因，或许是因为不是在路上读的。缺少了旅行，读者与作家之间的磨合便缺少了某种缓和，显得潦草、疾速和疏于回味，虽然那些我不曾仔细读过的小说或许是最为优秀的小说——我也不想说《洛丽塔》了，因为我这本书毕竟不是书评，只是一个卑微的读者的卑微的碎碎念。 但是我喜欢《斩首之邀》。我不想把它与无聊的反对死刑这样的说法联系在一起，虽然很多评论家说它出于作家父亲、另一个符拉基米尔生前反对死刑的意愿，和对沙俄对陀斯妥耶夫闹剧般的假死刑审判的一次回应，但是我知道纳博科夫更想表达的是对另一种死罪的愤怒：即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不透明是一种罪，但这样的罪行太荒诞了。辛辛那提的罪名是透明，因为在他周围的世界，每一样事物都可以被迅速理解，人们互相了解，一切都是众所周知，而他却怀着好奇和疑问环视四周。 纳博科夫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博伊德评价说，从辛辛那提的狱卒的智力看，那些无法锁在语言的牢笼中的东西都要消灭，而在辛辛那提看来，这种捉摸不定的特别之处，正是事物的真正方面。蝴蝶，或者鳞翅目昆虫是纳博科夫用来理解世界的方法，或者是一个解码器，他从蝴蝶身上知道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好理解，它花样百出，充满诡计，每一个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个性，但是有人却试图抹去这种神秘性和差别，将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修剪得一样平整——这才是真正的罪行。这部小说让我想起纳博科夫的另一部小说即《庶出的标志》。《庶出的标志》中的帕杜克发明了一种意识计量器，这种计量器可以用来测试人类的意念。 “人类是纷繁多众的容器，而意识基本上是一律的，现在这些容器容纳着比例不等的意识，帕杜克认为完全有可能规定人类容量的容器，要么对容量分级，要么消灭那些特级容器，采用标准码。”《纳博科夫传》的作者布赖恩·博伊德这样写道。透明和标准化，一直以一种暴政的面容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而人们之所以习惯将世界简单化和标准化是出自对不理解和未知的恐惧，而纳博科夫却教会我们去识别有限世界之外的无限和整齐世界之处的参差。 无限和丰富是世界给我们最为有用的馈赠。
《斩首之邀》《绝望》《眼睛》《玛丽》《防守》 作者: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三个纳博科夫 “每个事物都好像在别样事物的边缘颤抖。”我很喜欢纳博科夫的这句话。我甚至把它摘录在一个笔记本中，但我忘记是在哪里看到的了，嗯，对了，没错，是在他的短篇《菲雅尔塔的春天》中。事实上，每一个纳博科夫也在另一个纳博科夫的边缘颤抖，这些纳博科夫分别是作为学者的纳博科夫、作为科学家的纳博科夫和作为作家的纳博科夫。三位一体的身份有时候使我很难认出真正的他，但是他们之间有着非常统一的联系，那就是蝴蝶——一种处理无限细节的能力和一种对个体性、独特性的爱好。 纳博科夫是个出身非凡的贵族，祖父是沙俄时期大权在握的司法大臣，父亲是著名的法学家，也是国际刑法学家联合会的重要人物。纳博科夫这个家族很早就与文学结缘，纳博科夫的曾伯祖父与普希金是好友，在任彼得堡罗要塞司令时曾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关照，普希金和陀思陀耶夫斯基可都是跺一跺脚便会让整部俄罗斯文学颤抖的人物。 纳博科夫小时候家境非常优裕，家中光仆佣就有五十来个，在维拉有一幢气派的乡间别墅，舅舅过世后，另一幢豪华的别墅又赠予给了他。但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毁掉了一切，纳博科夫被迫举家流亡到德国柏林，后来父亲又在一次集会上遇刺，从此阴阳两隔。在德国和西欧的二十年，纳博科夫一直以作家“西林”的身份窘困地奔波和耕耘他的文学事业，迫于生计，他做过家庭教师和网球教练，当然，那也是他最为多产的二十年，创作了包括三十多个短篇小说、两个篇幅很长的剧本和六部半长篇在内的作品。
（纳博科夫家庭照片） 纳博科夫和他的妻子经常缺钱花，1932年，为参加一个重要的朗诵会，没有像样的衣服而借了一位朋友的礼服，但是临到会场却发现礼服太短，丝绸衬衣的两只袖口都露出来了，裤带也出来了。纳博科夫的朋友玛莉亚于是只好帮他弄了些弹力臂环把袖口缩了进去，而津济诺夫则把自己裤子的背带借给了他。在欧洲二十年，纳博科夫从未拥有过自己的房子，事实上自从被迫离开俄国后，他就再也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经常借住在各种各样的旅馆公寓和同事们的乡间别墅里，到了晚年好不容易在定居的瑞士五十公里的乡下买了一块地，却一直没有动工。 纳博科夫苦涩地美化自己的流亡生活说他“一旦作安家之举于地球的某一角，那些地方就在他脑中被毁了”。写作《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时候，一家人的生活更为支绌，因为出租的公寓没有像样的家具，他只能在浴缸上担上一只手提箱当书桌，屋子里没有供暖，他经常冷得手指都冻麻了。 1939年，斯坦福大学的亨利兰兹教授问纳博科夫的朋友阿尔达诺夫，是否愿意在1940或1941年夏季去斯大学教俄国文学，阿尔达诺夫把这个名额让给了纳博科夫，于是，这成了改变他命运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同时，也改写了一部世界文学史，让我们看到了包括《普宁》《洛丽塔》《幽暗的火》《果戈里》《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内的优秀作品。
在纳博科夫的一生中，蝴蝶是形成他三种身份的重要纽带。他十一岁就熟读《世界鳞翅目大全》，移居美国后，纳博科夫最初的六年在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担任临时性的讲师，但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一份义工上，每天六小时地忙着给蝴蝶做展翅、在显微镜下观察个体以及填写标签等工作，作为回报，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后来给了他一千两百美元的年金。 1960年代纳博科夫想写作《欧洲的蝴蝶》和《蝴蝶的艺术》鳞翅目专著，他打算用一百二十八张印版差不多三千个标本来表述三百四十六个品种和大约八百个亚种，终因抵不过文学的魅力而放弃了这两项浩大的著作工程。
（纳博科夫是真正的鳞翅目专家） “在我的课堂上，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思想。”在他教学活动中，纳博科夫也没放弃用他观察蝴蝶生殖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他的教职工作和他同行们的作品，在他担任康纳尔大学和哈佛大学俄文教授时，他要求他们的学生们掌握如下细节：《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和布卢姆有所交叉的漫游线路图，《变形记》中格里高里变成的那只昆虫的形状，《安娜·卡列尼娜》中吉娣溜冰时所穿的服装图样……他相信，每个个体，每个生灵，每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世界。就像物质世界是由无限微粒构成的一样，各种生命现象和艺术现象也是由大量非常个人化的事实与细节构成，价值与美首先就体现为这种独特性，它也是可以被非个人化地分享的前提。这些交叉漫游图、变形的昆虫的模样、服装样式正是蝴蝶翅膀上那不为人所注意的鳞斑。 我恰巧读了《堂吉诃德文学讲稿》这本书，但是我发现我从未注意过那些名著中描写的细节，就像当一只蝴蝶从我眼前飞过时，我只注意到了那一缕闪光，而不是一组排列复杂的鳞斑，所以我永远不可能是纳博科夫。这个发现让有点沮丧。事实上蝴蝶也充裕了纳博科夫的文学工程，除了多次在小说中出现外(不是一只真实的蝴蝶就是一位研究鳞翅目的专家)，他最为成功的作品《洛丽塔》也有蝴蝶带给他的功劳。书中亨伯特带着洛丽塔私奔时所宿住的谢尔比将军旅馆、枫树荫别墅、仙境汽车旅馆、厄尔雷旅舍、快乐天使旅馆、使命汽车旅舍皆是他与薇拉数次捕蝶之旅的副产品，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在这些数不胜数的户外科考旅行使美国辽阔的疆域逐渐转换成了纳博科夫的亨伯特—洛丽塔地图。 《洛丽塔》在经过一系列禁书风波最终在美国得以出版后，成了自《飘》以来第一部在开始三周内就销量达十万册的作品。但他对这样的成功却显得平静和无动于衷，也许是因为在他看来，早在三十年前他就应该获得这样的荣誉了，对于文学创作，他比谁都自信和清高。薇拉在《洛丽塔》发行后的那周内写下了这样的日记：V.无动于衷，忙于一个短篇，给两千只左右的蝴蝶展翅。就是在《洛丽塔》最为成功的日子里，纳博科夫挂念的仍旧是他的蝴蝶。 我发现自己已经被纳博科夫给锁住了，面对他既是作家又是教授又科学家的三重身份时变得哑口无言了，纳博科夫曾说，“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注意到生活当中的一大特点就是离散状态……”对，他的每一种身份都是另一种身份的离散，一种若即若离。我忘记告诉你了，纳博科夫还是个棋迷，经常给人编写棋题，那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诡计。 因为他觉得象棋中也体现着艺术之美：原创、和谐、简约、复杂，最重要的是，都有着一种精巧的不诚实。在蝴蝶身上，它最重要的美也是——“精巧的不诚实”。
作者: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外面已经是秋季了，在天气变得越来越凉之后，我在这扇窗户里的日子变得更加寂寞了，因为我不可能在我有限的视野里找到一只蝴蝶，不可能见到一只纳博科夫发现过的多萝丝眼蝶，不可能找到与阿巴拉契亚山脉有任何一处相似的风景，事实上在我所居住的这个角落蝴蝶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从未在这个附近发现过它们，2011年，蝴蝶也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物种不断消亡的生态问题。 但是就我那点可怜的美术经历来说，我最先学会的却是如何画一只蝴蝶，我记得不知是三岁还是四岁，我母亲教我如何绘画，她拿出的一个样本是她用来绣枕头的蝶恋花的图样，圆珠笔勾勒在一张作废的学生的试卷上。 我生命中的第一只蝴蝶又胖又笨，呆立在一堆可印得出正面答案的纸上，肥肥的肚子上嵌着一圈又一圈的螺母纹，同样呈圆弧形的就像四片整齐的花瓣向外张开，而没有脑袋的上端两只长长的蜷曲起来的触须谦卑地弯下去，弯下去，直指向遥远的未来的这一刻。  纳博科夫：俄裔美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文体家，学识渊博，一生的创作极其丰富，涉及诗歌、剧作、小说、传记、翻译、象棋与昆虫学方面的论文等大量作品，被公认的二十世纪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主要作品有《洛丽塔》、《普宁》、《幽暗的火》、《天赋》等。 蝴蝶：凤蝶总科4个科、1.5万余种昆虫的总称，与蛾和弄蝶共同构成鳞翅目，分布于全世界。蝴蝶一生发育要经过完全变态，即受精卵、幼虫、蛹、成虫四个生命阶段。蝴蝶翅膀上有丰富多彩的图案，多彩的翅膀是用来隐蔽、伪装和吸引配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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