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勇气”

一觉醒来，又老了一岁。是真的老了，这一年里经历了太多事，鬓角也不知不觉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白发。年过四十之后，不能不感受到时光不动声色的无情进逼。

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人到中年的无病呻吟，事实上除了像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我也很少会关心自己的容颜，但这种自我凝视难免会激起一点内心的波澜，因为这以一种不可回避的具象提醒我：是时候面对不一样的自己了。

怎样做自己，是一门无人能教我们的艺术，更别提是在这个时代做自己了。所谓“向前看不到光，向后看不到底”，就像赫然发现自己双脚悬空，进退两难，这或许是当下所有人都面临的共同问题，那就是不得不在一个日趋逼仄的处境中负重前行。

再迟钝的人，都能感知到时代的“风气”已经大变。就在最近这几个月里，我听不少人都说“从来没觉得活着这么累过”，虽然早已全面放开，但就像有朋友说的，“感觉身边的每个人都比以前活得更小心翼翼了”——而这种“小心翼翼”本身，或许又让人感觉活着更累了。

年轻的时候是很少会去想这些的，那会虽然一无所有，但在独自面对一个庞大的未知世界时，就算未必“兴奋”，也不至于感到恐惧。现在讲出来，那既像是无知，又像是无畏，当然，也许更多人只觉得那是“运气”。

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现在踏上社会的这一代比我那时内心苍老，在他们青春的容颜之下，有一颗沧桑的心。那就像是《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反面：外表已不是反映而是掩盖了内在的变动，仿佛是长在身上的一张社会人格面具——这倒是契合person（个人）一词的本意。

2003年春，在泸沽湖

因为年轻时就长相显老，这些年也有朋友开玩笑说我“逆生长”——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倒是可见那时我在他们印象中有多“沧桑”，不过在心理上，我确实开始重新认识曾被否弃的某些品质。

我当然也血气方刚过，青春期甚至一度性情激烈，但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我的整体气质偏于沉静。尽管我有时也会被那些个性阳光的朋友感染，但哪怕是在中学时代，我内心里也会不以为然地觉得他们所推崇的“勇敢”往往只是“鲁莽”，隐含着一点非理性的气息。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勇气”一直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那可说是一种“消极的勇气”，更多意味着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坦然无惧”，乃至是“无故加之而不怒”，那是基于内在力量的审慎、克制，而未必朝向外部的积极行动。

之所以如此，想来是因为我早早就分离出了一种自我审视的目光，尤其是在高中、大学时期，像是有另一个自己在不远处注视着自己的肉身。不止一次，这阻止了我自发的冲动，因为我在行动之前就反思了行动，甚至消解了行动的意义，就像顾城的诗里写的，“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可想而知，在有些人看来，这就是怯懦，因为在他们眼里，那种被我压制住的自发冲动本身才是“勇气”。这是我付出沉痛代价后才理解的。

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由于这种过度的审慎，我其实潜意识里相信“勇气来自确定性”——就像一个上考场的老实学生，如果没有完全掌握课本上的所有知识，总觉得心底里有几分惴惴不安，没十分把握的话也不敢说。直到毕业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身处变动的风险社会，这是一种妄念，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那就永远不会开始。

三年前失业时，和我交接的老同事有一段临别赠言。她大我十岁，儿子已经出国留学，自己再干两年或许也退休了，她说：“我心态很平。我职位够高了，不想再往上爬，老实说也不缺钱，明天不干都可以，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工作？只是因为我还喜欢这里同事的工作气氛，也想看到一些前沿的新东西，那就做着玩吧。”

我相信这是她的肺腑之言，更敬佩她此刻仍保持镇定和求知的职业素养，当然这也是一种勇气，但这种勇气其实来自“底气”，毕竟她不用担心失败后片甲不回，也不会因此丧失对自我价值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输赢对她来说与其说是“生死攸关”，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游戏——投入地去玩，不用担心结果。

意大利电影《年轻气盛》

这两年我渐渐察觉到，在当下这个时代，所有人都被嵌入到一架庞大的机器之中，而当我们变成它的一个小小零件之后，人也就被非人化了。此时，只有创造性的行动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

这一幕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所以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早就强调过，对于中世纪神学来说，“沉思”原本是人的最高目的，代表着对现世的批判并通往超越性存在，也因此高踞道德层次体系的顶部，然而，到了现代社会，政治理论最重要的使命已经不是恢复沉思的首要地位，而是恰当地实施行动。

现在的问题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要自主地行动已经变得更难了。即便不是直接的管控，单单是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应付自己的内心，就已经让许多人精疲力尽。尽管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某种“成熟的冷漠”并不总是意味着活力的丧失，正如赫尔岑在其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序言中所说的，

个人的一切转瞬即逝，对这种消逝除了顺从别无他法。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冷漠，也不是无动于衷；这是暮年的青春，生命活力恢复的形态之一，或者不如说，即是这个过程本身。有些创伤，人是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忍受的。

我深切地知道，经历了这三年之后，沉思已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流亡形式：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躲进小楼成一统”，寻找一个精神的避难所，那既像是自我救赎，又像是自我放逐。平心而论，那种处境当然有情可原，放弃行动，至少可以遁入自我，但有必要警惕的是：稍有不慎，“放弃行动”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演变为“放弃自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生活，因为那本质上是在捍卫我们的存在本身，也只有在认清现实和自身有限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所决断和行动。

1938年，当不祥的乌云笼罩之际，本雅明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在我的工作中，只要可能，就进攻性地对待这个时代的毁灭性机关；在我的生活中，只要可能，就防御性地面对它们。”这两者都需要坚定的勇气。

我其实向来不是那种挺身而出对抗性的论战者，更多的是在观察、记录。也因此，长久以来，我对于这个作为自己写作对象的社会抱有某种疏离感。倒是去年上海封城时，有读者对我说：“要坚持住啊。你的勇气也给我勇气，要是你放弃了，那对我来说一盏灯就灭了。”

这让我意识到，个人的勇气或许也可能产生公共意义。也是因为这样不期然的一件件小事，我在人到中年之际终于迟迟领会到勇气可能比智慧更重要——没有行动的沉思，是不孕的，又或者说，沉思本身应当为行动开辟可能性。不过，我仍然认定，解释者不应该具有操纵性，他真正应该做的是帮助人们看清周遭的现实，并尊重自主的选择与行动。

虽然这肯定不易，但我想正是此刻才更有希望打开可能性，因为这世上没有孤立存在的勇气，人和人正是在彼此处境的共振中获得力量的，因而第一步就需要打破这种孤立感。日本电影《0.5毫米》中有这么一段话：

被逼到极限的人，他的光芒就超越了极限，会作为一个自我存在而觉醒。那是能让他有移山的力量，山就是每个人的心灵，或许只能移动0.5毫米，但这些几毫米聚集起来，朝同一方向移动时，就是革命的开端。

我也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