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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 中医治疗疾病的关键之一在于辨证施治，要根据人体疾病的不同的表现，人体的不同体质，人体疾病发作的不同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疗效。除了用药合适以外，还需要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药量。治疗的效果和药量的多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中药的量和种类的应用都得在疾病这个基本前提下才能进行应用。 2 药量是用药辨证的关键 如在伤寒论中，有些药物的量的多少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方剂的名称，这就是说如果方中的某一种药的量增多或者减少的话，这个方剂的治疗作用就会有所不同了。 药量的变化决定药方的主治 可见量的变化，可以决定药方的主治情况。在这里的药量的变化应用，是根据疾病的不同的症状来辨证决定的。有什么样的证候才能用什么样的药量，药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需要随疾病的不同表现变化。 用量加大，一个大虚的人就得用足够量的药来补虚，一个大热的人也得用寒凉的药恰当才能祛除实热，一个虚实寒热错杂的人还得根据其药物性能的基本原则来应用。 药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至关重要 用药量多少的关键，在于如何掌握用药的组方含义。如完带汤是名医傅青主治疗妇女白带过多的一则经典方。而其方义中，以补为主，但是重补中有轻散，寄消于升。有动有静，相反相成。此处的用量悬殊，正是达到这种作用的关键因素。在该方中，用量就特别讲究，白术、山药各用一两，白芍五钱，人参、车前子、苍术各三钱，甘草一钱，陈皮、荆芥、柴胡则份量更轻，仅仅用到半钱左右。这种药量的上差别是极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方义主要是想通过健脾利湿等以收到止带之功效。 药量亦凭医生胆略，应用还需顺势而为 药物药量的应用也决定于医生的胆略。因为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应该凭病人的体质及疾病情况，需要多少量就用多少。该用轻量时反而滥用药物以示自己“医术奇特”，这样甚至会适得其反。如果该用多时用得少，那么将会杯水车薪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延误病情；因为药物是有副作用，而使病人的身体承受到不应有负作用或者毒性。因此古代医家说用药如用兵就是根据疾病的情况来使用的，不能简单地依据某种固定量，这也是中医学辨证施治的一个具体体现。 3 医林大家方药轶事 自古及今，医林中有不少用药独特的实例，其药量之大，之奇，远远超出常规。但这些奇特的用法仍然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辨证后才使用的。 陆仲安先生，重量“黄芪”愈胡适 1920年11月，胡适患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久治不愈，判为“无法挽救，速备后事。”胡适在当时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并且主张反对中医。病重无奈，胡适才请来陆仲安诊治。陆诊断完毕以后说：“此事易耳，饮我此药如不愈，惟我是问。”处方中：黄芪用至300g，党参用至180g，普通药壶装不下，只好用砂锅来煎，由于剂量之大，“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胡适语）。但胡适的病竟由此治愈，协和医院的专家会诊确认无疑。 张锡纯先生，善用石膏著称 张锡纯善用石膏是从小剂量开始的。他初次重用石膏是从7岁儿子开始的：第一次用30g热稍退，加至60g热又再退，再加至90g病遂全愈，一昼夜间共用石膏180g。张锡纯先生有“张石膏”之美誉。他以善用石膏著称，他认为石膏系阳明实热之“圣药”，遇实热炽盛者，常常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 南阳张翰先生，峻猛“黄芪”药到病除 有医家善用黄芪则较陆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河南南阳张翰，字骏声，光绪甲午举人，精通医术，袁世凯的兄长袁清泉有病，听到张的声名急迎来诊。开药不过四五味，而有黄芪2斤。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怀疑是写错了，持方询问张氏。张举笔改为32两（老式计量单位是一斤等于十六两），仍然是二斤，袁寒云私改为半斤。次日复诊，张指出他们不信任自已而私改药量，起身就要离开，寒云道歉之后请他重新开方。张说：“不用换方了，就按前方服三贴痊愈矣。”服药完毕后，疾病果然也痊愈了。 吴佩衡先生，重量“附子”起死回生 吴佩衡，擅用附子，著名经方大家，有“吴附子”之称。他在治疗一例小儿危症时，根据病情，使用附子的量竟然达到400g，且昼夜连进2剂，加起来一昼夜的量居然到了800克之巨！但效果出人意料，使患者起到死回生。 范文甫先生，用药峻猛 他辨证准确，用药果断，如用越婢汤治风水，麻黄常用到18克，治小儿麻疹闭证竟一次用到了24克；宁波名医范文甫先生以擅长使用猛药峻剂著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医之运用古方，如将之使用重兵，用药得当其效立见。” 范文甫先生说过：“临证处方胆欲其大，而辨证审因，务须细心。” 善用石膏的张锡纯先生说：“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以尽石膏之能力乎。”善用峻药亦从亲身尝试得来，首先“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 吴佩衡先生擅用大剂附子总结了辨识阴证的16字诀：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张翰先生善用黄芪，也是因为：“虚弱老病，非黄芪不能补，理甚易明，惟分量须有把握耳。” - 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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