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给你1000块。等等，这真的很美好吗？

（本文原写于2019年9月11日）

杨安泽“火了”，这个在参选总统前无人知晓的美国华裔，凭借数字、历史课和偶尔的自嘲笑话一路杀入民主党的总统初选行列，成为民调排名第四的黑马。在其他对手都在讨论控枪、种族歧视等等主流议题时，杨安泽一直在宣传一条严峻的讯息，即自动化将导致大规模失业，而企业利润在扭曲经济，他提出以发放全民基本收入的方式，缓和这样一场革命必然会带来的阵痛。

他在自己的竞选的网站上写道，「每个18周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将每月获得1000美元，而不管其收入或就业状况如何，这是自由而明确的。」而据他所说，这笔支出的来源，将是向使用自动化生产线的企业征收「机器人税」。无论如何，在7月辩论结束之后的几天里，杨安泽的竞选团队迅速入账约100万美元——比团队整个第二季度筹得的数额多三分之一。约九成捐款者为首次捐款。

“给所有人真正的自由”

实际上，杨安泽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或称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UBI）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所著的《乌托邦》一书中，就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相比于与收入水平挂钩的、「有条件」的社会福利，它提倡国家为公民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不论贫富、年龄、性别、健康与否，全体公民均一致享有同等数额的基本收入。

在希拉里的竞选回忆录《发生什么事？》一书中，她写道，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想法「使她着迷」。她解释说，虽然她想在竞选承诺里纳入UBI的点子，但却「没办法让收支平衡」，所以她放弃了这个主意。她的计划叫做“属于美国的阿拉斯加”（Alaska for America）。这里的阿拉斯加指的是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PF），该项计划在1982年成立，每年都为阿拉斯加州的公民提供石油收入的年度分红。

事实上，UBI已经成为许多社会运动与政府的议程。对于UBI的两位主要支持者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与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来说，「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自动化的新浪潮，以及对生态极限更敏锐的认识结合在一起，使得UBI在世界上吸引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芬兰政府正在测试，能否用分配给所有芬兰公民的基本收入取代部分的失业救济制度；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自2017年夏季开始就实施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大规模的实验，随机挑选4000位居民每年发放每人最高1万7000加币的基本收入；荷兰有最完整的UBI计划实验，某些市政府正在测试该计划对受益人的影响；而在法国，不幸落选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Benoît Hamon）也将基本收入列入他的关键施政措施中，他呼吁为每个法国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欧元的基本收入，同时应该向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征收特别税，作为一部分的资金来源。

全球各地的政党都在公开讨论对每个公民分配无条件收入的想法。不论是政治光谱的哪一边，都指出了不同的假设性优点：右派宣称，砍掉公共福利项目可以减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时也可以为私营服务提供商开创更大的“自由市场”；左派则以为UBI能够根绝贫穷。面对就业愈发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散工或者「按任务计薪」，就连许多全职工人的工资也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就业岗位因自动化而减少的现状，UBI仿佛成为人人都认可的一道良方。

不够或是付不起

斯尼切克和威廉斯在加速主义者的宣言《发明未来》中写道，为了达成UBI的效果，它必须提供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倘若支付金额不足使人们拒绝工作，UBI将可能降低工资，并创造更多「垃圾工作」（Bullshit Jobs）。正因如此，UBI在经济上是否可行，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大量试图建立UBI制度的文章都非常少讨论这套制度的具体细节，而少数的研究和实验似乎带来了不一样的结论。

英国基本收入的先驱斯坦丁（Guy Standing），为了推广他的方案，与智库「指南针」（Compass）合作，通过数个模拟实验评估在英国背景下实施UBI的效果与可行性。指南针的研究表明，任何基本收入计划都存在取代现有的、经济资格限定的福利的风险：若每月给予每个成人314英镑，并废除既存的福利制度。这项计划将产生毁灭性的结果：儿童贫穷率将提高一成，养老金领取者和劳动人口的贫穷率也分别提高了4％和3％。

而若为达到工作年龄的成人提供每月基本收入284英镑，另外提供给其他人较少的金额，并且在实施基本收入的同时不取代多数既存的社会福利制度，结果同样非常让人失望。虽然儿童贫困率从16％下降到了9％，但劳动年龄的人口贫穷率却只下降不到2％（13.9％降到12％），养老金领取者仅下降1％（14.9％降到14.1％）。

而在全球推广UBI的帕里斯所提出的方案也不遑多让，他提出发给所有公民600欧元的「基本」收入。但研究表明，类似斯坦丁的版本，这个方案完全没有增加既存的社会收益。大笔资金对贫困只产生有限的作用，也并没有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带来特别的好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Polányi Károly ）的定义，若商品的定义越依赖货币，则其商品化程度越高。而公共服务高度的商品化，会在大量私人供给者（如经济学家所期待的那样）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情况下，创造出更高的消费价格，从而不断增加UBI的所需金额。如果UBI开始成形，目前的权力关系将有利于那些具有经济实力，并想透过弱化现存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管制而获利的人。谁来决定给付的每月数额？谁来决定UBI的规则与条件？显然不会是弱势受助者。

经济学家高夫（Ian Gough）说，UBI的想法看似一个「强大的新税收引擎」，却只「推得动一台小推车」。在若不能改变目前财富与权力均严重不公的政治经济格局，除非减少其他事物的资金投入，否则没有任何经济体能够给付慷慨的基本收入。我们要不是采用影响力高度可疑的最低限度版本，要不就得消除所有其他的社会支出，「给所有人自由」的UBI似乎难以见到阳光。

更可疑的是，今日的劳动力市场有高度分层的现象：某些人可以取得好工作，但同时另一些人则面临严酷的竞争，他们只能谋得不安定、不稳定的工作。微薄或者中等的UBI（因为金额太低，人们无法拒绝工作机会）可能反而会使最没有竞争条件的人陷入更加严峻的危险处境。这类工人没有退场的选项，又因为他们处在相对于雇主来说的弱势谈判地位，这意味着如果其他工人因为无条件给付而愿意减少他们的工资，基本收入最终可能会恶化弱势工人的微薄工资与贫穷处境。显然，所有证据都表明这项提议只会帮倒忙：UBI就好比战争机器，将会造成工资降低与不稳定工作的增加。就如同在试行UBI的过程中，芬兰政府载明其「主要目标」在于透过激励人们「接受低薪与低生产力的工作」以便「促进就业」一样。

UBI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正如机器排挤人也并不新鲜一样。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很多，但看起来UBI并非一个好办法，毕竟，付得起的UBI是不够的，而足够的UBI是付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