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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格瓦拉复仇记

 退休老头吴工 2023-04-21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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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士一去不复还

纪念切·格瓦拉被害30周年

孔 迈


1997年10月17日,切·格瓦拉被害30周年之际,其灵柩被古巴官方护送到当年他战斗和亲手解放的中部城市圣克拉拉,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出席了安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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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克拉拉市是古巴中部拉斯维利亚斯省的省会。它扼全国公路铁路交通动脉和电讯联络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58年秋,格瓦拉率领的古巴起义军第八纵队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占了这座拥有15万居民的城市,拦腰切断了古巴东西两端的交通联系。劳尔·卡斯特罗、西恩富戈斯和阿尔梅达等率领的各路纵队,以钳形攻势协同包围,迫使独裁者巴蒂斯塔仓皇逃离哈瓦那。

1959年新年第二天,格瓦拉率领部队在万众欢呼夹道欢迎声中最先开进了首都哈瓦那,为古巴革命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格瓦拉的一生是革命者的生涯

格瓦拉于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土木工程师。最初就学于医学院,毕业后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他放弃了从医的职业,立志周游拉丁美洲,调查研究拉丁美洲如此富饶的大地为什么落得如此贫困落后。

他靠着打工,骑自行车、摩托车或徒步走遍了拉美各国。这次考察使他认识到谁是压榨剥削拉丁美洲人民的元凶。他对父母亲说:为了援助穷苦人民,“必须打碎压迫整个美洲的枷锁!”
1954年1月,格瓦拉来到危地马拉参加阿本斯领导的民主政府抵抗美国干涉的斗争。虽然挽救不了阿本斯民主政权被美国扼杀的噩运,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后来在《颠覆阿本斯目击记》一文中写道:“我认识到一个根本问题,要成为一个革命的医生或革命者,首先必须要发动一次革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此后,在墨西哥结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人成为亲密的战友。

1956年11月26日,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另外80名战友乘“格拉玛”号游艇横渡墨西哥湾,在海上同狂风巨浪搏斗了7天7夜之后,终于到达古巴东部奥连特省南端海岸,在尼格罗村附近的红滩登陆。

​他们一上岸就遭到敌人的阻击,伤亡惨重。经过20多天艰苦跋涉,来到富有革命传统的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丛林中集合时,这支原来有82人的队伍只剩下12个人。

敌人的追捕、疲劳、饥饿没有使他们气馁。卡斯特罗挺起胸膛庄严地宣布:“现在一支真正的起义军诞生了,胜利属于我们!”

格瓦拉肩背医药救护箱,一手紧握步枪,投入了马埃斯特腊山游击战争的紧张战斗,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武装斗争。他带着哮喘病出生入死,几度闯过死亡线,靠着机智勇敢和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精神,赢得了卡斯特罗和广大战士们的信任和拥戴。

在战斗中,切·格瓦拉从一名随军医生锻炼成长为起义军杰出的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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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瓦拉与孔迈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到达哈瓦那采访的记者,本文作者于飞抵哈瓦那的第5天,即古巴革命胜利后第108天的夜晚初识格瓦拉。

当时他是镇守卡瓦尼亚要塞的司令,头戴黑色贝雷帽,蓄八字胡,腮下留着茸茸的长须,卷曲的长发披肩,一副儒将风范。他一见面就对新华社的两位记者说:“我们非常景仰毛泽东同志。”

他一手接过护士递过来的药片,边吃药边说,好像要说出他心里早就想说的话:“在马埃斯特腊山上打游击的时候,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前线出版的油印小册子在我们指挥员中广泛传阅着,被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我们仔细研究这本小册子,学到了许多东西。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有许多问题我们发现毛泽东同志很早以前就已经作了系统科学的研究和解答,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告诉格瓦拉,中国人民衷心祝贺古巴革命的胜利。毛主席不久前在接见拉丁美洲共产党负责人时也热烈祝贺了古巴人民的胜利。毛主席说,古巴的革命是用机关枪代替了臭鸡蛋。格瓦拉听了高兴地大笑。

在访谈中格瓦拉讲述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历程。在巴蒂斯塔反动统治下,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农民过着十分穷困悲惨的生活。

起义军的到来给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带来了希望。指战员们帮助农民,同他们一起劳动,给他们看病,教他们识字,向他们讲革命道理,还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粮食、牲畜分给农民。

格瓦拉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在山区受到敌军围剿和饥饿包围的最严酷的时期,有一次他们把边沿地区庄园地主的一万头牲口赶上了山,除了解决部队需要,还把许多奶牛分配给了当地贫苦的农民家庭。
巴蒂斯塔反动政府对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用美国凝固汽油弹屠杀这些无辜的农民。

就在这时,卡斯特罗决定反攻出击。由格瓦拉带领第八纵队140多人,开始向拉斯维利亚斯省进军。这是一次有战略意义和心理影响的进攻。
格瓦拉举起食指强调说:“我们一到拉斯维利亚斯省,第一桩事就是颁发告示宣布土地改革。的确,土地改革就像起义军的矛头,我们高举着土地改革的旗帜前进。在一年零八个月的革命过程中,我们起义军和农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联的关系。这种关系使革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这不是我们的创造,这是农民的威力。

格瓦拉握紧拳头,语气深沉地说:“这种威力使我们坚信,只要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革命就有了把握。”


革命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实施土地改革,将资产阶级国家所有的、独裁政府官员和作恶的大庄园主占有的土地,无偿分配给拥有不超过两卡瓦耶里亚的蔗田佃户,使20多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一卡瓦耶里亚等于13.4公顷。显然,古巴贫雇农比中国农民在土地占有上富裕得多。

格瓦拉说:“革命胜利后获得了自由的农民,必须集体行动起来,通过民主制定宪法要求废除大庄园制度和进行真正的广泛的土地改革。”

他指出,古巴革命不是阶级的革命,而是一次推翻独裁统治的解放运动。国内的大地主和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反对触犯他们利益的土地改革。国内反动势力必然会勾结外国反动力量反对革命政府,甚至进行武装干涉、颠覆、破坏和侵略。维护革命胜利和民族独立的任务比取得胜利更艰巨。

最后他说:“我们一直认为各国政治制度不同可以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随着革命的前进和巩固,我深信中古两国人民和政府将会有更美好的合作与交流。”
后来,在1960年1月来古巴参加“国际通讯社会议”时,作者如约送给了格瓦拉一本中国出版的西班牙文《毛泽东论游击战争》。

周恩来对格瓦拉评价低

1960年11月,格瓦拉访问了我国,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他在“起义电视台”上热情地畅谈了他访华的观感。

当谈到会见周恩来总理时,他说:我和周总理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古巴的援助问题。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的无私援助。但周恩来不同意在公报上写进“无私援助”的字句。他说,“各国的援助都是互利的嘛”。对此,格瓦拉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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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20年代,据CCTV《国家记忆》栏目报道:1960年11月19日下午,格瓦拉抵京两天后,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与切·格瓦拉在中南海勤政殿会面。

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切·格瓦拉紧张得竟然连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毛泽东微笑着,拉着切·格瓦拉的手,亲切地、诚恳地同他进行了交谈,并对切·格瓦拉说,他也曾读过切·格瓦拉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十分赞成文章中的思想。
切·格瓦拉听后十分感激,他认为,古巴之所以可以取得胜利,也得益于读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学到了不少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帮助他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看到毛泽东如此亲切,此时的切·格瓦拉也逐渐打开了话匣子。他盛赞中国的绿茶,他说“到了中国品到这么清香的茶,就像是喝到了马黛茶。”一杯中国清茶又进一步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在和毛泽东会谈过程中,时任古巴银行行长的切·格瓦拉,为自己没有攻读过金融和经济学校而感到担忧,毛主席用轻松幽默的语气安慰他,并且介绍了一条很重要的中国经验给他。这个中国经验刚好证明古巴人正在探索道路的可行性,使切·格瓦拉备受鼓舞。
长谈之后,毛泽东宴请了切·格瓦拉。席间,切·格瓦拉详细介绍了古巴革命的情况、古巴目前的状况,以及古巴面临的来自美国的威胁。

宴会上,双方还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共识,并通过切·格瓦拉与李先念共同签署的联合公报的形式公之于众。

中方对古巴革命的意义再次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并且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来支援古巴人民正义斗争的坚定立场。

宴会上,毛泽东对切·格瓦拉赞赏有加,送给他一本签了名字的游击战小册子。而切·格瓦拉也把自己写的游击战的书,亲手送给了毛泽东,说自己是他的小学生,表达出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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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春,格瓦拉第二次来华。这次是和原古巴《今日报》社长罗德里格斯秘密来北京的。据说负有“调解”中苏分歧的使命。
中苏分歧和争吵使格瓦拉百思不解,焦虑不安。1964年8月在回答一批来访的美国大学生的问题时,格瓦拉语气低沉地说:“中苏分歧对我们来说是最悲伤的事件之一。在这些分歧中我们不站在任何一边,我们试图运用我们的影响来解决它们,但不幸的分歧正在发生……我们把它们的情况告知人民,我们党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党的立场是不讲谁是谁非,我们选择我们的立场,正如人们在美国电影中所说的那样:任何相似纯粹是巧合。对我们有重大关系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庄严地继续下去。”

1965年3月14日,格瓦拉结束了3个月的亚非之行回到哈瓦那之后即销声匿迹,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直到10月3日宣告成立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会上,卡斯特罗才正式宣布:“切”已告别古巴,宣读了格瓦拉写给他的一封告别信。

格瓦拉在信中回顾了当初结识卡斯特罗和投身古巴革命的历程,然后诚挚地提出:“世界上另外一些地方在号召我献出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重要责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

“我将走向新的战场……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到哪里去战斗。”

格瓦拉坚毅地说,“在革命中,不是胜利就是牺牲!”

他请求辞去他在古巴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先后在刚果和玻利维亚领导游击战。

两年后,玻利维亚政府把刚经过美国特种部队在拉埃斯佩兰萨训练结业的600名新的玻利维亚“突击”队员投入战斗。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内遍布了军队,游击队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1967年10月8日星期天的早晨,由切·格瓦拉率领的17名游击队员躲藏在尤罗峡谷的灌木丛里。他们从高处看到敌军的移动,认识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

格瓦拉决定兵分两路突围。他在滑下峡谷冲向格兰德河时腿部负了重伤,不幸被俘。同时被俘的游击队员有5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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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被押解到距巴耶格兰德50公里的拉伊格拉村,关押在一间泥地潮湿的教室里。

玻利维亚军方请示当时的总统雷内·巴里恩托斯,问如何处置。巴里恩托斯拿不定主意作不了主,征求了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和华盛顿的意见后才作出了决定:“尽快就地处决!”于是,格瓦拉在被俘后第二天就被枪杀了,时年仅39岁。

玻利维亚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掩盖其卑鄙的罪行编造了格瓦拉是在战斗中“身中数弹”被打死的神话。格瓦拉的葬身之地变成了美国刽子手和玻当局的最高机密。直到1997年古巴才找到了埋藏地,将格瓦拉灵柩起回祖国。
1995年11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据目睹现场的一名前玻利维亚高级军官的话,报道了格瓦拉被俘后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格瓦拉昂然挺胸面对着双手发抖的行刑枪手喊道:“开枪吧,懦夫!你要杀死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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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满身弹孔的尸体被直升机从拉伊格拉运到巴耶格兰德,存放在一家医院的洗衣房里。10月10日夜里,军队封锁了这家医院,格瓦拉的尸体被秘密转移,从此“失踪”。
有消息说,从阿根廷派来的特工人员用蜡制作了一个格瓦拉的面模,并残忍地剁下了他的双手。
十年“文革”动乱期间,我国报刊上曾一度散布过一些关于格瓦拉“游击中心论”的微词。1967 年10月18日夜晚,我“靠边站”,在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室从一份《参考资料》内部清样上看到一则路透社拉巴斯17日电,报道了被杀害的消息。本文作者一直把这份刊物和格瓦拉赠送的甘蔗砍刀珍藏着,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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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者按:记者前辈认为我国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非议格瓦拉革命战争理论的,事实正好相反,我国领导人基于自身的革命经验,是反对格瓦拉极“左”战略的。

据未知出处的周总理讲话,他认为格瓦拉的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导致了对非洲和拉美革命的破坏:“所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就是跑到哪里,放一把火就走,是盲动主义,脱离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这种思想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群众中有影响。格瓦拉和他们基本上一致的。”

“东部靠近坦桑尼亚那里有一个指挥的人,到过中国,见过毛主席,名字叫米都迪迪,是很坚强的一个人,一直在东部搞游击战争。结果格瓦拉跑进去了,经过坦桑尼亚,搞了100多个人都是正规化的。跟他的日记上写的差不多,到一个地方,过的还是西方生活,吃牛奶,吃罐头。人家是农业国,不是吃罐头的,所以吃完了就成问题了。”

“本来刚果的游击打了两年多,很有成绩,格瓦拉一去,就把人家的军队集中起来,脱离群众,打阵地战。他曾通过我们驻坦桑使馆,送了一封信给我,上头有格瓦拉的签名,我不大清楚,格瓦拉怎么从坦桑尼亚到了刚果。他在信中,提出要什么东西?很奇怪,要一个很大的广播电台,要使整个非洲、连美洲都可以听到。游击战争怎么能用这样大的电台?想法不对头,我没理他。后来,我们驻坦桑尼亚使馆证明,他们从那里撤退了。怎么撤的呢?因为阵地守不住了,要分散,背靠着湖,米都迪迪想从湖里绕路撤走,结果落水淹死了,一个很好的游击英雄就这样牺牲了。而格瓦拉坐船回到了坦桑尼亚,走掉了,给人家惹了一场祸,使人家遭到了失败。”

“格瓦拉离开刚果,回到古巴,后又转到玻利维亚山地,从阿根廷那边带来了一批古巴人、阿根廷人,也有一些玻利维亚人。完全是搞盲动主义,不找群众,甚至把群众抓起来做俘虏(人质),怕人家走漏消息。武器没地方存,存在山洞里。这样怎么能发动游击战争?”

“虽然格瓦拉会西班牙文,到处可以用,但毕竟在本地没有群众基础。他每天都有日记,写得一清二楚,就是采取大烧、大杀,脱离群众最后被俘(引者注:格瓦拉被一名当地农妇告密后遭围捕)。反动派把他杀了,因此,全世界都闻名了。”

“现在我们知道,不止拉丁美洲,甚至非洲、日本都有这种情况,不但挂毛主席的像,也挂格瓦拉的像。青年就是崇拜英雄嘛。知识分子开始辨别不清,尤其在初期找出路的时候,各种想法都有。我们搞了22年的武装斗争,艰苦奋斗,经过万里长征才取得了胜利。他们想点把火就一举成功。所以,他们就看不到格瓦拉失败的教训,而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军事方面是如总理评述的,经济方面,如果崇拜格瓦拉的人接受格瓦拉的冒进式共产主义政策,那么就会像古巴人一样,吃不饱肚子,名义上拥有土地却没有经营自主权,没有从生产和交易中获利的权利,多劳不能多得,干任何职业不允许追求物质利益。一句话,要挨饿、要受穷,要担惊受怕,不服可能被打、被杀,家产被烧。

根据其他微信公众号的整理,格瓦拉的实际经济政策是这样的:

对农民——主管古巴工业期间,格瓦拉烧毁大量耕地、甘蔗田建油厂,强迫农民放弃耕种参加工业劳动,目的是“建成全面的工业化体系”。

对工人——格瓦拉对工人实行强制的“志愿劳动制”,进行长期的不间断的劳动,干多了活给“表扬令”但不多发工资,“干少了”活却要扣工资;把因为超时间劳动而消极怠工甚至直接罢工的工人送进“劳动营”进行“改造”,“改造”不成的直接扔进La Cabaña堡垒坐牢乃至处决——安那其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也就是那些要求均分“由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工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不改造,直接坐牢或者处决。格瓦拉给别人写信说:“行刑队处决不仅是古巴人民的必需品,也是对人民的强制要求。”(切·格瓦拉致路易斯·帕雷德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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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在古巴经济因为切·格瓦拉的七八搞行将崩溃时,是赫鲁晓夫主动动用苏联宝贵的美元外汇购买古巴糖,并且以低廉价格向古巴出口食品,使古巴既有外汇又吃上进口粮食。

对货币经济、实体经济——格瓦拉当了国家银行行长后,不止一次表现出“对金钱的厌恶”,要把古巴的货币经济给废除。觉得不妥的卡斯特罗把他挪去管工业,结果管工业就通过一系列烧地烧林、强制劳动(活动名称“我也干着呢”)把古巴实体经济弄到崩溃。

那么“格瓦拉留在公开历史上的最后一句话”,有两种说法,真相是什么呢?

一种是烈士遗言式的:“开枪吧,懦夫!你要杀死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出处:1995年11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引自目睹现场的前玻利维亚高级军官。

另一种是懦夫叛徒式的:“别开枪!我是切·格瓦拉。(让)我活着,或许对你们有用。”出处:切·格瓦拉好友、左翼激进派知识分子里卡多·罗霍著《我的朋友切》(“Mi amigo el Che”)。

哪一个是真的?

我们不是历史现场的当事人,没有证据证明哪一句话才是格瓦拉说过的,姑且认为两者都是真的,说“我是格瓦拉”显然属于刚刚被俘时的自我介绍,而“你们要杀的是男子汉”符合就义前的遗言语境。

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在被俘之初不放弃生存希望、保存自己继续斗争,乃至有一些求生欲望的表现,不违背一个革命者的伦理,不能视为丧失气节。我认为国际反动派及我国国内一些反感格瓦拉的人,试图利用格瓦拉密友的著作来消解英雄光环,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周总理的谈话中看到,我国老一辈革命家要比格瓦拉的革命思想成熟,不涉及经济方面的理念,仅就武装斗争来说,格瓦拉并没有得到毛泽东思想的真传。

的确也有一些新兴革命力量,如坦桑尼亚、卢旺达,运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和“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等十大军事原则,以及我国的军事援助,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至今仍然是治理相对成功的例子,证明我们援助对了、没有看错人,不支持格瓦拉毁经济、大烧大杀都是对的;但我们也援助过军事上强、政治经济上比格瓦拉更为偏激的势力,比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有不少得到政权后反复无常、翻脸不认人的。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谁反美就援助谁,不管援助的是什么样的垃圾;而美国现在仍然是谁反G就援助谁,不管什么样的垃圾都援助,根据双方斗争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政治正确令智昏”的反动本性不变,美国及其走狗的失败下场也就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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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和遗言一样,不同时间点上、不同处境下,有的视死如归,有的流露出恐惧和贪生的人性常态,都是正常的,这样相互矛盾的状态反而更为真实

前玻利维亚女游击队员为格瓦拉复仇

血债要用血来还。格瓦拉遇害后,他的战友很快开始了复仇行动。

杀害格瓦拉、陷害游击队的主要凶手有5个: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玻利维亚政府军总司令奥万多、阿那瓦将军、中校情报官奎坦尼尔、农民罗哈斯。

1969年4月,巴里恩托斯因乘坐的总统直升机爆炸死亡。

罗哈斯在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遭遇困难时,曾伸出过援手。格瓦拉一直对农民非常友好,还曾抱着他的孩子一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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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此照片即为格瓦拉与罗哈斯及其孩子

但是,当政府军对其威逼利诱时,罗哈斯选择了出卖,把华金后卫部队引入政府军在耶索渡口设下的伏击圈,致使后卫部队全军覆没。事后罗哈斯拿到了赏金、官职和土地。1969年7月14日,罗哈斯被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枪决于其家门口。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忠实刽子手、玻利维亚中校情报军官罗伯特·奎坦尼尔,不仅参与杀害格瓦拉和他的战友,还亲自监督剁下了格瓦拉的双手。

​这个凶残的恶魔为躲避人民的惩罚,于1972年被派到西德汉堡当总领事,8月,他在自己的寓所企图施计奸污应邀前来领取签证的女郎莫尼卡时,被复仇的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位前玻利维亚女游击队员从手提包里掏出消音手枪,对准穿着睡衣、拖鞋,淫欲神昏的仇人连发4枪,说:“切,我们终于为你报了仇!”

阿那瓦将军被任命为驻法大使,1973年,被“切·格瓦拉国际旅”乱枪击毙。
政府军总司令奥万多发动政变,一度当上了总统,但是一年后被推翻。1982年被阿根廷游击队打死。

切·格瓦拉被美国罪恶的黑手杀害了,但他没有死。1997年10月8日,墨西哥最有影响的《至上报》在头版刊登了格瓦拉被杀害后怒目圆睁的照片。图片说明是:“希望的目光永不泯灭。”文章标题是:“切·改变世界的理想永存!”
是的,格瓦拉没有死。正如卡斯特罗在圣克拉拉为格瓦拉遗骨举行安葬仪式的群众大会上所说:“帝国主义怎么能认为,杀了他,这位斗士就不存在了呢?”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个格瓦拉倒下了,在拉丁美洲大地上,千万个格瓦拉将会站起来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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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迈,男,汉族,1919年生,1943年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新德里分社首席记者、哈瓦那分社和东京分社社长。1982年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秘书长。职称: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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