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与“科学革命”：西方“科学巨星”们的剽窃（1-3）

作者简介

作者华龙，英籍华人，曾在多个国家工作、生活，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工作涉及金融与贸易、外交、政府国际援助、国际商业与金融诈骗调查、物流、咨询、慈善、教育等多个领域。对国际关系与国家战略、军事、外交、历史、科学、文化与宗教比较研究等领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目前正在进行系列丛书《醒来！被催眠的巨龙！》的写作。此丛书酝酿二十余年，通过亲身经历及多年精心调查和积累的大量资料，以文明、民族为基点，跨越国际政治、外交、军事、 经济、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诸多领域，并以当今国际舞台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标志性人物为连接点，通过表面上毫无关联的事件及人物之间的无形纽带，审视大国的博弈与沉浮、民族的悲欢与兴衰，探索生命的目的与价值，以抛砖引玉，唤醒吾辈仁人志士作为华夏子孙对历史赋予的民族使命的自觉，从数个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 精神殖民的催眠中彻底觉醒，带领人类走出迷宫，在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的同时构筑一个公正仁爱、共同繁荣的和平世界。

期待我们伟大的华夏文明的复兴之光由今日之星星之火终成明日燎原之势！

哥白尼与“科学革命”：

西方“科学巨星”们的剽窃

目

录

（一）哥白尼“革命”的肥皂泡

（二）古代的华夏民族果真没有“日心说”吗？

（三）“科学革命”的巨星们及其共同的中国鼻祖

（四）究竟谁才是天文学大师？

（五）哥白尼的真实生涯

（六）杜撰系列神话：现代无形帝国大厦的基石

注：蓝色标题为已更新，黑色标题后续待更新

（一）

哥白尼“革命”的肥皂泡

有意删除非西方民族的科学成就、对西方科学的东方起源真相保持缄默，是“西方中心主义”对人类科技与文明史进行系统而大规模的重构与虚构的惯用伎俩。一个典型就是西方 “科学革命”的巨星级人物哥白尼。

当今，通过西方主导的“科普” 与教育，公众对哥白尼的认知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拉丁文：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及其“日心说”带领人类进入了一场科学革命，展示了西方以“科学”为先导的文化精神，这一成就也成了“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称之为 “哥白尼革命” 。

这一切是学校里的孩子们通常被告知的，众多学者也把这当成板上钉钉的“史实”，满足于鹦鹉学舌式地向大众传播。但这段科学“史”，就同其它一系列由西方牢牢掌控话语权的标准科学“史”一样，稍经推敲，顶多可算作一个宗教 “信条”，深入探究，不过就是肥皂泡堆砌出的梦幻泡影。

在这个有关世界天文学发展及哥白尼浪漫故事的“科学史” 剧本里，关键场景都被剧作家和导演们有意“剪裁”下去了。

不仅哥白尼这个 “划时代、革命性” 的“日心说”根本不是什么“首创”，而且划在他名下的那些“东、西方分水岭”式的知识还是他“闷声不响” 地从东方剽窃来的。

哥白尼所处的所谓的 “革命性” 时代的欧洲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当时的欧洲在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教条僵化的基督教神学及教会的“官方哲学”统治下，社会贫穷而闭塞。那时的欧洲人认为地球是平的，宇宙以地球为中心。欧洲人的数学运算技能低下到连最基本的加减乘除都难以应付。从世界范围看，在许多方面，当时的欧洲都算是地球上滞后发展与贫穷落后地区。明白了这个历史背景，“哥白尼肥皂泡” 也就不捅自破了。关键之一在于他的那个所谓的 “数学应用”。

哥白尼的那个 “划时代、革命性” 的天文学发现，需要两个数学模型定理做 “拐杖”，一个是 “图斯双圆”模型（'Tusi Couple’），另一个是 “乌尔迪引理” （Urdi Lemma）。虽然古希腊－欧洲数学的严重缺欠与落后导致古希腊－欧洲的天文学家们无法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难题，但在亚洲，在哥白尼出生的数百年前，这两个数学“拐杖” 就早已被融入天文学资料里并被发表。

“图斯双圆” 被以波斯天文学家图斯（ Nasir al-Din al-Tusi， 1201-1274）的名字来命名。图斯本人比哥白尼要早诞生几乎三百年。在其专著 《天文学回忆录》（Tadhkira fi ulm al-haya/ Memorandum on the science of stronomy)中，图斯推翻了古希腊托勒米那落后的星球模型，并以一个新模型取而代之。图斯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拉盖天文台（Maragheh Oberservatory) 的创始人台长。“乌尔迪引理” 以叙利亚天文学家乌尔迪命名。乌尔迪是图斯的同辈天文学家，受图斯所邀，在马拉盖天文台工作。

在哥白尼诞生一个多世纪前，叙利亚天文学家伊本·沙蒂尔的天文学著作中使用了这两个天文学家的数学模型并详细列出了模型细节，这些都是当时的西方人根本不熟悉的数学知识。

在沙蒂尔去世一个半世纪后，这些数学模型细节在哥白尼那个 “划时代”、“东、西方分水岭” 的著作中再次出现，并且不可思议地与沙蒂尔发表的天文学资料“奇迹”般地相似，甚至连所有图解点的标识都几乎完全相同。比如，那些最初被以阿拉伯语字母“Alif”为符号标记的点，也被哥白尼以与这个字母相对应的拉丁字母 “A”作标记，阿拉伯语中的 “Ba” 则变成 “B”……

在西方科学史研究中长期流传着一个让开普勒也很困惑的“哥白尼之谜”：为什么哥白尼没有为他那著名的“新模型” 原理提供一个数学证明。某些科学史家宁愿对此有意保持缄默，为什么？答案相当明了：因为这个“分水岭”式的数学 “新模型原理” ，是当时欧洲人低下的数学能力及天文学知识根本无法发现的。

在当今主流天文学史叙述中，即使许多试图跳出 “西方中心主义”叙述框架的研究者也只强调图斯与乌尔迪的“波斯”、“伊斯兰”身份，却鲜有提及一个重要细节：马拉盖天文台是个国家天文观测设施，图斯只是奠基台长，片面强调台长及天文台所处的城市，却回避提及它的所属国家及执政者，有什么忌讳吗？实际上，沿着这个细节顺藤摸瓜就会发现“科学革命” 与华夏之间的无形纽带。

马拉盖天文台被建造的时候，波斯（现代伊朗）正处于伊儿汗国（1256－1335）统治时期。马拉盖天文台的建设直接受惠于伊儿汗君主旭烈兀的大力支持与赞助。伊儿汗国是元朝的一个附属国，由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建立，疆域辽阔，鼎盛时期覆盖了现代伊朗（波斯）、伊拉克等西亚、西南亚、中亚的大片领土。宋朝覆灭于蒙古大军后，华夏遥遥领先西方数个世纪的大量知识也在元朝直接或间接统治下的辽阔疆土得以发展并经由这些地区向西传播。这是华夏文明西传的又一篇章。

实际上，自中国的唐朝开始，“在先知默罕默德的“去寻求知识，哪怕远行到中国” 的召唤下，伊斯兰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大规模知识吸收与发展的文明黄金期，中国也通过多种途径为世界带去了各种先进的知识与文化财富。源自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工程技术等先进科技，不仅催生了伊斯兰世界的“黄金时代”，在欧洲也点燃了“文艺复兴”、“科技革命” 及“工业革命” 的文明开化火炬。

长期间，“西方中心主义” 历史虚构大师们抹除华夏文明的痕迹的攻防战略是，第一防线：坚称西方自己“独立”发展创新。若这一防线实在守不住，则“退居第二防线”：坚称这些创新属于另一个与华夏不同的文明。如此，长期以来，诸多华夏古文明的成就被分配到阿拉伯、穆斯林、波斯、埃及、巴比伦等名下，并有意切断这些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链接。这个套路不仅让世界人民信以为真，也成功唬住了现代中国人。只要扫描一下中国本土的科技史叙述，就会看到这个旨在抹除华夏科学痕迹的套路已经牢牢主宰了中国人的思维与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认知。在中国的许多主流学术教材中，反倒是西方和穆斯林／阿拉伯成了科学与技术的先导者。

（二）

古代的华夏民族

果真没有“日心说”吗？

果真是哥白尼“首次”打破了“地球是太阳系—甚至宇宙的中心”、“太阳围着地球转”这样的落后理念吗？这是“西方中心主义” 传播的又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神话。

这个天文学错误理念其实是古希腊、古罗马在数学、天文学等科学领域落后的显著标志之一。在欧洲，上千年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落后的托勒密天文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哥白尼诞生的上千年前，“日心说”、地球自传并围绕太阳公转等天文学知识就早已被华夏等多个民族熟知并加以科学阐述。华夏民族还对太阳、月亮、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众多星座的运行都作出相当精确的观测与计算，并制出先进的阴阳合历、论述了五大行星等天体运行对地球生命的影响。华夏传统历法农历（夏历、华历）作为一个极为精确的阴、阳合历，不仅取月相的变化周期即朔望月为月的长度，而且还参考太阳回归年为年的长度。回归年，就是以太阳为参照物，计算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周所需要的时间。凡有一丝普通常识或科学知识的人，就会意识到，要做到这一切，只能基于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地球自转的同时也围绕着太阳公转。

农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西方对华文明战的惯用伎俩，就是凡是西方的，都要竭力向更古老的方向推，凡是华夏的，都要尽量更年轻的方向拉。华夏民族的大量历史典籍都记载农历始于黄帝时代，但许多主流历史学者硬是要把它定位于商朝。即使我们慷慨地以“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为基准，让农历定位成商朝的，那也是哥白尼出生的三千多年前。

但被催眠的善良者们既不敢、也不肯承认华夏民族的古代科学如此先进，即使面对史实，还是要强词夺理：毕竟古代中国人没有象哥白尼那样明确提出“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么一句话。试问：当科学家要计算火箭航迹时，他需要写下1+1=2这类加减乘除运算的基本前提吗？需要明确这些前提的，只能是刚入学的小学生。可悲的是，“西方中心主义”肆虐的今天，这种近乎荒唐的逻辑却成了主流思维。

（三）

“科学革命”的巨星们

及其共同的中国鼻祖

哥白尼的“科学革命”，即使在西方，也算不上“首创”。比哥白尼更早提出日心说的，是他诞生前的十五世纪德意志枢机主教与学者——库萨的尼古拉斯(1401～1464）。

尼古拉斯的知识来自何方？对此，“专家权威”们同样保持着缄默。为什么？因为若对欧洲“科学革命” 的各种知识追踪溯源，则会让“西方中心主义” 精心虚构的科学史架构轰然倒塌。

欧洲“科学革命”中出现的井喷式爆发堪称人类历史的一大“奇迹”，这个现象完全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因为任何“革命” 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无论“量变”过程多么潜移默化。一座大厦不可能还没有地基就突然冒出了第49层。尼古拉斯的个人背景及其知识来源是揭开“欧洲科学革命”等一系列黑匣盖子的最佳切点之一。

尼古拉斯生于德意志的一个富有家庭，在帕多瓦大学学习过“教会法”。这期间他结识了同在这里读书的意大利数学家与天文学家保罗·托斯卡内利（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成为托斯卡内利的忠实追随者，并把自己写的一篇论文（《De geometricis transmutationibus》）题献给托斯卡内利。

托斯卡内利这个人物对研究中国科技史真相及中国对欧洲崛起的关键角色很有意义。托斯卡内利与欧洲王室及哥伦布的书信往来等资料不仅显示他曾同来自中国的“杰出卓越的客人”进行过长谈（这时正值明朝船队环球远洋时期），而且“巧合”的是，他的一些主要数学及天文学成就都是在此后发生的。

不仅如此，此后欧洲的科技与航海等诸领域也发生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托斯卡内利写给哥伦布及葡萄牙国王等人的信中，他不仅提供了包括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提及“地球仪”（globe），还提供给哥伦布一个关键信息：向西航行可抵达中国 。哥伦布的两个传记作者，包括他的儿子都证实了这一点。

与主流历史神话相反，哥伦布向西航行并抵达美洲大陆，并非“瞎猫撞死耗子”的奇迹，而是他本来就计划如此——哥伦布之所以希望向西航行能抵达中国／亚洲，是因为托斯卡内利向他保证说，他见到的那些“杰出卓越的客人”就是如此告诉他的，他们的话“很有权威性”。对此，哥伦布也从马可·波罗的资料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托斯卡内利与欧洲王室及哥伦布等人的往来信件证明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欧洲人正是在中国人的引导下才明白一个道理：地球是圆的，从欧洲向西航行可抵达亚洲。正因如此，第一代“007”间谍大师约翰·迪伊等早期欧洲航海家都试图寻找那个著名的“西北通道航线”。

托斯卡内利的那些“科学”成就几乎都“碰巧”在他与那些来自中国的“杰出”使节会面后发生。不可思议的是，托斯卡内利一生也没有能够为自己的这些“发现”提供一个理论，他只声称这一切都是他通过“巨大努力”与“长期的科学观察”得来的。

许多现代“史学权威”们难以承受哥伦布是带着中国人的世界地图起航这个可能性，因为这是对“西方优越独尊”神话的致命性打击。其实，只要不抱着先入为主的“西方优越于中国”、“中国不善于航海” 这样的大脑紧箍咒去潜心考究古今中外各种资料、历史遗迹，就不难得出一个违背“西方中心主义”的“大逆不道”的结论：早在哥伦布等一代“欧洲航海先驱”从欧洲启航之前，中国船队已完成环球航海，包括当今西方主宰的主流学术界拒绝认可的欧洲、北冰洋、美洲大陆、澳大利亚、南极洲等地，并绘制了世界航海图。

在明朝等数个朝代的中国船队航海纪录莫名其妙地“失踪”后，一部华夏民族的英雄史诗被隐没在历史的流沙中，它书写着华夏民族以真正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横跨世界各大洋洲、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完成了海洋与陆地勘测的英雄壮举，它纪录着华夏民族以先进的科学知识率先绘制出世界地图的科学成就。

实际上，当时，宋末元初的杰出数学家与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创制的《授时历》已被传到欧洲。要编制这样一个历法需要极为先进而高度复杂的数学、天文学知识，不仅要精确预算出日食、月食、彗星以及一系列恒星、行星的准确位置、月亮的合朔（太阳、月亮、地球三者正处于一条直线上）、春秋分与夏冬至日的准确日期、五大行星的星历表，而且还要拥有一套科学方法，把这些日期、时间、星体位置根据当地的地理纬度位置进行适当调整，这一切在当时的欧洲是做梦也想象不出的。但不可思议的“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许多知识“从天而降”，赫然出现在托斯卡内利的“创新”成就名单中。

托斯卡内利的职业生涯发生“奇迹般化生”的运程并非个案。“文艺复兴”、欧洲工、农业“革命”中一系列用于艺术创作及科技“革命” 的科学知识、工程技术、数学、天文学、光学、医学、五行对应人体的星相学等知识又“恰巧”是华夏民族自古就娴熟驾驭、遥遥领先世界的知识领域，这一切是否纯属巧合则成了科学史研究的一个禁区。

科技发展与创新不会从天而降，社会的质变总是要经过一个量变的过程，比如，天文学的发展，不仅要有发达的数学与天文理论根基，也要有精密的观测仪器，这就需要发达的冶金和工程机械制造技术，就是要“软硬件具备”才可。而符合这些条件的，在这所有必需领域都擅长并长期领先世界的，非华夏莫属。

先看数学领域，“科学优越”的欧洲与中国的差距有多大？想一下：宋朝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包括自然数、分数、小数、负数等内容的专条论述、用小数表示无理根的近似值、完整的方程术演算实录、作正负开方术，可以对任意次方程的有理根或无理根求解、涉及二次至四次方程，甚至十次方程。这些方程的系数可正可负、或整数或分数，并清晰给出用迭代乘法进行开方根算法的每一步过程。其中代表中国数学最高发展的求解联立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附会《易经》的“大衍之数”而取名“大衍求一术”，让西方数学界整整苦恼了五百多年才最终在19世纪被搞明白。

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欧洲既没有“0”、也难以接受“无理数”、“负数”这样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何进位，连最基本的加减乘运算都难以应对。

再看一下冶金和工程制造领域。周朝时，《考工记》涉及数学、力学、声学、冶金、建筑等广泛领域，各领域分工精细，规格标准。书中记述了三十工种的制造工艺及严格的检验方法，确保产品的高精质量及市场买卖诚信，残次品不能上市，并记载了多种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制比例。如同华夏历史上众多的重要文献一样，“西方中心主义”的“断代文明大战” 也不惜一切手段将《考工记》进行“年轻化” ，甚至一路将之拽到“汉朝”。

中国在冶金工业的技术发展和关键突破之所以千年计数遥遥领先世界，一个决定因素在于动力机械领域的高度发达，典型例子之一就是双动活塞风箱。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使用鼓风机与鼓风炉等冶金技术，此后不断发展并在宋明达到顶峰，双动活塞风箱和传送带技术都得到应用，与蒸汽机极为相似。实际上，早在瓦特诞生数百年前的中国，曲柄、活塞、单向阀、传送带等技术设备就被广泛应用，中国人早已娴熟驾驭了 “蒸汽机” 的科学原理与技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