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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淘炼出来的结果。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因之，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这是靠了我们人类的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时间中的桥梁——记忆。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上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是传统。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再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群体生活的规律有着生理的保障，不学而能。人的规则类皆人为。用筷子夹豆腐，穿了高跟鞋跳舞不践别人的脚，真实难为人的规律；不学，不习，固然不成，学习时还得不怕困，不惮烦。不怕困，不惮烦，又非天性；于是不能不加以一些强制。强制发生了权力。我曾说：“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教化性的权力虽则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这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去年看过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觉得有趣，今年再看《乡土中国》，依然有趣。作为学者，愿意走入农村，观察农村，难得，能把零零碎碎观察的现象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提炼，变成系统性的结果，更难得。费孝通作为过去观察中国农村的学者之一,感觉相比于一直扎根在中国的学者，他解读现象的视角会更立体一些，既能从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着手观察和阐释现象，又能从西方现代的思想来观照和类比现象。而且态度相对中立，没有特别倾向某一方，只是理性地从事实的角度来分析。在我看来，乡土中国，或者说大部分汉族生活的区域，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非常符合费孝通在本书中所例举的那些共性，文化，礼仪，规则都是从儒家思想出发的，它一种从自我出发的，由内向外发出的，而西方的法制社会，它是集体由外向内发出的。当代，我们主要推崇引进自西方的法制，并认定这是一种比礼治更高效公平的方式，当然，对于脱离所谓的乡土（熟悉的社区）来说，法制似乎是更靠谱的，但对于相对熟悉的社区来说，或许礼治是比法制更明智的，当然，这种熟悉，现在已经很稀有了，人口的流动性，就决定了我们很难走绅士优雅的礼治之路。我始终觉得道德是高于法律的，法律更像是一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如果整个社会的道德足够高尚，那么法律就将消失，内在约束始终比外在约束有效持久，只是现在整个社会发展层次不齐，道德这种相对形而上的东西又是被大家排在很后面的，所以，很难统一。如果要了解中国社会，费孝通的书是非常好的切入点，不过当代社会，很多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了，书中很多过去的现象已经慢慢消失了，但我相信，这种根植在文化和传统底层的东西，还在有意无意的影响着我们的年轻一代，所以，了解过去，就是了解现在，而了解现在，就会了解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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