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妥协的力量：国际谈判中的提案权、党派属性和公众支持  作者：Ryan Brutg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国际安全和政治心理学，主要关注国际谈判与合作中的国内政治。 来源：Ryan Brutger. “The Power of Compromise: Proposal Power, Partisanship, and Public Support in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World Politics, Vol. 73, No. 1, 2021, pp. 128–166. 导读 在公共外交日益盛行的时代，传统观点认为，作出妥协的领导人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失去选民的尊重，并破坏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前景。本文挑战了这一假设，并论述了领导人如何通过谈判达成妥协并避免支付国内认可和个人声誉的成本。作者基于个人核心价值观、心理过程和党派属性的理论，构建了关于国际谈判中“妥协”的理论框架，探究了公众舆论与领导人国际谈判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中，领导人通过行使提案权和发起妥协可以减少或消除国内公共约束，国内公众对妥协的态度则取决于其和领导人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自由派的国内观众相比保守派更支持妥协。而且鉴于美国公众的意识形态与其党派属性具有对应性，共和党总统在谈判妥协方面会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并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文章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证明了行使提案权的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谈判中有很高的灵活性来达成妥协的和解方案。 引言 汉斯·摩根索曾写过一句名言：“在世人瞩目下采取坚定立场的人，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意妥协而不显得像个傻瓜和无赖。”然而，尽管摩根索指出了公开妥协的风险，但摩根索也承认，在“新”外交时代，妥协对维持国际关系的和平与秩序至关重要，因为领导人在寻求外交妥协时采取的坚定而灵活的策略能有效地进行威慑和避免战争。寻求妥协策略还可以为打破外交僵局提供所需的时间，并作为一种克制行为减轻冲突的恶性循环，带来更和平的结果。但妥协策略要想取得成功，领导人必须有能力在谈判中做出让步。现有的研究将公众舆论视为影响国际谈判中领导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比如经典的观众成本理论认为领导人在公开威胁和承诺面前退缩存在支付观众成本的风险。具体来说，领导人前后矛盾的言论以及政策的反复变化可能会造成国家的不良声誉或是遭受国际羞辱的后果，这种后果会对公众舆论产生负面影响，也会使领导人受到国内公众的惩罚。 但现有研究未能直接考察公众舆论对领导人“妥协”的直接反应，也未能探究这些反应对国家谈判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个人核心价值观和谈判线索作为出发点系统地考察了公众对妥协的态度，并作出了三个理论贡献：一是作者证明了领导人在国际谈判中的妥协可以获得国内观众的广泛支持，降低了领导人陷入威胁或承诺的可能性；二是作者指出领导人在进行国际谈判时，可以通过行使提案权来增强公众的支持，这样领导人就会被视为是发起妥协，而不是接受妥协；三是国内观众的构成塑造了领导人的妥协动机，自由派选民比保守派选民更支持妥协，而保守派选民对提案权的反应更明显。 国际谈判中“妥协”的理论框架 作者将国际谈判中的“妥协”定义为国际谈判中国家领导人在没有完全退让的基础上做出的部分让步，且这种让步的程度低于他们之前公开威胁或承诺的程度。为了解释国内观众对国际谈判中妥协的态度的内在逻辑，作者基于四个假设构建了一个关于国际妥协的公众舆论理论： 1. 妥协与争端解决 妥协被视为是解决争端的一种手段。作者认为人是社会化的，在民主国家中人们不仅把妥协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的过程，而且在社会环境中也重视妥协。无论是解决童年分歧、婚姻纠纷还是国际谈判，人们普遍性地追求并重视妥协。对妥协的重视表明，并非所有公众都倾向于惩罚那些放弃威胁或承诺、转而选择妥协的领导人。在国际谈判中，妥协的领导人应该比退缩并选择置身事外的领导人获得更高的认可。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假设1a。 H1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威胁面前退让并达成妥协的领导人，会比那些在威胁面前退缩并选择置身事外的领导人获得更高的公众支持率。 2. 个人核心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与妥协 作者认为公众对于国际谈判中妥协的态度取决于两个要素：个人核心价值观和国际谈判中内部群体的线索。首先，作者认为在面对复杂问题时个人通常会采用启发法：一种能够通过简化的视角来解释复杂现象的认知捷径。其次，在国际谈判中，公众会通过两种认知捷径来认知一些结构不良的问题。一是他们通过自己既有的价值观来解读谈判，评估谈判是否以符合其核心价值观的方式进行。二是他们通过政治精英提供的线索（cue）对谈判做出推断。一项提案是否由本国领导人而非外国领导人提出，以及国内领导人的党派属性，都可以提供影响公众对谈判态度的重要线索。当线索触及个人的潜在取向或信仰时，它们最有可能与公众产生共鸣，所以两种认知捷径彼此互补，共同塑造公众对妥协的态度。下文将先对第一种路径进行论述，并在提案权部分对第二种路径展开阐释。 首先，个人核心价值观塑造了个人的外交政策取向和国际谈判态度，并且塑造国际谈判态度和外交政策取向的核心价值观，与塑造国内政治态度和政治联盟的价值观是相同的。其中，个人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个维度是将自我超越价值观（self-transcendence values）与自我提升价值观（self-enhancement values）进行了对比，前者强调对包括全球社会在内的他人福利和利益的关注，后者强调相对成功和对他人的统治。在国际谈判中，自我超越性高的人会在谈判中表现出对对方的高度关切，并且通过普遍主义更少地意识到群体内和群体外之间的差距，因而更有可能支持反映各方利益的妥协。相比之下，那些看重相对成功和主导地位的人更重视看到自己的群体在谈判中占主导地位，不太会支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妥协。个人核心价值观的第二个维度是将保守的价值观（即强调秩序、抵制变化和安全）与支持改变的开放价值观进行了对比。这个维度也塑造了人们对妥协的态度，因为是否对改变持开放态度对于接受领导人的立场变化至关重要，抵制改变的个人最有可能因为领导人背弃承诺而惩罚他们。上述为理解公众对妥协的差异性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其次，个人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光谱具有对应性。而在美国，意识形态与党派属性的一致性趋高，这意味着前面的分析可以通过将党派性整合到对妥协态度的理论中来进行扩展。作者认为自由派（民主党人）比保守派（共和党人）更支持妥协。保守派表现出明显更高的教条主义，这包括坚信“与政治对手妥协是危险的”的观点。保守派对模棱两可的容忍度较低，认知僵化程度较大，抗拒改变，这导致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反对在国际谈判中改变谈判立场和妥协的领导人。相比之下，自由派更能接受不确定性，更有可能成为包容主义者，支持合作的国际主义，也更接受强调共同体和广泛关心他人的平等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者更有可能重视追求妥协的领导人，并支持谈判中的灵活性和对其他参与者利益的承认。作者据此提出假设1b。 H1b：自由派（民主党）会比保守派（共和党）对妥协有更高的认可。 3. 谈判线索与提案权 作者认为，个人核心价值观及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也与谈判过程中提供的线索相互作用。在国际谈判存在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之下，公众会寻找内部群体如何受到谈判影响的线索，并对此做出反应，而内部群体精英的认可是谈判过程中的重要线索，其中最显著的是提案权和党派属性。 作者首先探究了第一种内部群体的精英线索：提案权，即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方案的框架，使领导人被视为提案的发起者，而不是接受提案的人。提案权在三个方面影响了国内观众对领导人处理谈判的看法。一是提案权提供了内部群体精英的线索。在偏爱内部群体和焦虑外部群体的作用下先提出协议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内部线索，即国家内部群体的领导人认可该协议。当领导人先行使提案权时，认同国家内部群体的人可能会团结在领导人身后，并推断该协议符合他们的利益。 二是提案权通过“反应性贬值”的心理过程影响公众对谈判和结果的看法。反应性贬值是指对提案的感知价值可能会降低，尤其是在“提案来自对手”时会表现的更为强烈。如果推进和平进程的协议是由另一方提出的，公众会认为提案很糟糕，对提案的支持也会下降。通过在一些公众中引发“反应性贬值”，尤其是在那些认为群体内外存在强烈分歧的公众中，提案权会导致外国领导人提出的妥协方案贬值。 三是当国内领导人先行使提案权时，会影响公众对谈判者领导能力的认知和公众对提案的感受。对于重视等级制度和提高自己地位的人（保守派）来说，提案权将帮助领导者获得这部分公众的支持。这种支持的增加源于领导人行使提案权并让提案被接受的结果，因为这表明群体内的领导者在谈判中行使了权力或权威。行使权威与许多保守派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因此，先行使提案权的领导者会被那些重视权威和等级制度的人视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这有助于维护领导者的声誉，同时也会增加对谈判结果的支持。基于以上三点，作者提出了假设2a。 H2a：提出妥协方案的领导人会比接受外国领导人妥协方案的领导人获得更高的公众认可。 4. 谈判线索与党派属性 作者也对第二种内部群体的精英线索——党派属性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党派属性使公众能够从志同道合的精英处寻找国际谈判的线索。如果发起提案的领导人是选民所在政党的成员，那么提案的价值会被放大，因为党内领导人的提案向党内追随者发出了“国家和党领袖都支持妥协协议”的强烈线索，这会在认同该党的人士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党派属性也通过国内观众对内部群体认知范围的狭隘程度影响公众对线索的敏锐程度。保守派认为世界更具威胁性，具有更狭隘的内部群体意识，因而他们在遵循精英线索方面更加敏锐。当保守派的政党领袖提出妥协方案时，他们最有可能支持这个结果，因为这表明自己的政党领袖发起了一项应该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协议。而自由派和民主党人因为更有可能接受普遍主义，所以当任意党派的国家领导人提出妥协方案，或者当民主党人参与提出或接受妥协方案时，他们都更有可能做出积极的回应。基于此，作者提出假设2b。 H2b：当共和党总统提出提案时，共和党人最有可能对提案权做出积极的回应，而民主党人则有可能对民主党总统或共和党总统的提案都做出积极的回应。 研究结果 作者在文章中对四个假设进行了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并得出以下四个结论。第一，国家领导人在先作出威胁或承诺的声明，之后又选择置身事外和平进程的情况下确实存在显著的观众成本，但当领导人选择妥协和让步时，国内观众持更认可和支持的态度。第二，自由派和保守派确实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国际谈判中的妥协，自由派对妥协的认可程度明显高于保守派。自由派普遍赞成妥协，保守派普遍反对妥协。第三，当妥协方案是国内领导人先提出时，公众呈支持态度；当国外领导人提出妥协方案时，公众呈反对态度。第四，当共和党总统提出妥协方案时，共和党人会强烈支持；当外国领导人或民主党总统提出妥协方案时，共和党人不会支持。民主党则会始终保持对民主党总统的支持。无论总统是否提出或接受妥协，民主党人都同意妥协。民主党人不赞成妥协的唯一情况是总统是共和党人且妥协是由外国领导人提出的。 结语 文章对“妥协”的研究在挑战了传统的观众成本理论的同时也对公众舆论在国际谈判中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创新。作者指出，领导人在谈判让步时实际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当领导人对和解方案进行谈判并被视为提案者时，能够保护自己的声誉，并减轻或消除公众的反对。此外，美国共和党总统在谈判妥协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民主党总统受到的约束更大。因为共和党总统在提出妥协方案时会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选民的支持，而民主党只会得到本党选民的支持。这也为“只有尼克松才能去中国”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文章为美国总统寻求外交政策的妥协路径提供了理论可能性。 词汇积累 提案权 proposal power 妥协策略 compromise strategy 内部群体线索 in-group cue 个人核心价值观 individual’s core values 译者：刘妍希，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中美关系与冲突解决。 校对 | 刘力凤 高玖 孟晓宇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刘博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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