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子嵩：在苏格拉底的审判庭上——读董乐山译《苏格拉底的审判》

《读书》编者给我送来董译《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译本。在闷热的天气里捧读董乐山兄明畅舒美的译文，像一服清凉剂令人忘暑。该书作者旁征博引，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下译名概从董译）、希腊的悲喜剧以及柏拉图的《对话》直到《圣经》中的一个个故事，都用来作为他分析论证的根据。比起常看的那些充满引证和注释，板起脸孔讲话的学术著作来，实在引人入胜得多。他不断提出新颖的问题和独创的见解，使我开了眼界，也开了心窍，思想不由得要跟着他自由飞翔起来。

感谢董兄在《译序》中介绍了作者I. F.斯东和此书的写作背景。这篇序言已载于《读书》1992年第8期138页，我这里就不征引了。了解了此书背景和写作动机，我对斯东这本书的写法就产生了新的视角；他确实是发挥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自然是西方的）所有的用来揭发议员政客，从他们所说的字里行间中挑精剔肥的手法，用来揭露苏格拉底，要将他钉在“与民主政治作对”的罪恶榜上。他也不亚于一位老练的律师，在苏格拉底的审判庭上以搜罗到的大量人证物证，用犀利的言辞历数被告罪状，用以证明苏格拉底的死确是咎由自取。

本来，对于两千多年前的这件事实，从古以来就有种种不同的记载和看法，后来的学者可以各取所需，选用适合自己口味的材料而将不适合的弃之不顾，由此做出各自不同结论。在古希腊的研究者中，颂扬苏格拉底的固然是大多数，但也有反对他的。苏联以及十五年前在中国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给苏格拉底扣上“反民主的反动奴隶主贵族思想家”的帽子（那时候我自己就不止一次这样写过）的那种极左思潮且不去说它，大家都已认识到那是荒谬的。现代西方学术界中我们所知就有美国学者A. D.温斯皮尔（A. D. Winspear）与T.西尔弗伯格（T.Silverberg）著《苏格拉底是谁？》（1939年）和A. H.克鲁斯特（A. H.Chroust）著《苏格拉底：人与神话》（1957年）等书认为苏格拉底是反对雅典民主制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 R. Popper）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竭力攻击柏拉图是开放社会（即自由社会）的死敌，但却赞扬苏格拉底是“为思想自由和自我尊严献身”的人。我们是不能同意斯东的观点和结论的，在拙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中阐述过我们的看法。现在不自量力，想充当一下被告苏格拉底的辩护律师，到审判庭上和斯东先生辩驳一番。

首先，斯东先生将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主制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苏格拉底个人方面，说是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苏格拉底的思想不符合雅典的民主制度，一再责备苏格底只知道抽象的定义而蔑视具体的实际情况，把苏格拉底说成是一个只信“天上的理想”而没有时间“把眼睛朝下看一看人间琐事”的人。

我说：斯东先生，您似乎忘记了您自己所说的他们之间的第一个分歧之点，即人应该是polis（城市）的公民。苏格拉底这个具体的人是雅典那个具体城市（这里我想还是从一般译“城邦”为好）的公民，他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事情是和那个时候雅典的具体情况有关的。您为什么不去看看雅典的实际情况，从雅典民主制方面也去找找原因呢？雅典的民主制并不是天上的理想，它也是有具体的发展变化过程的。苏格拉底是在公元前399年被处死的，离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结束才五年，而这场希腊诸城邦间的争霸战是以斯巴达战胜雅典告终的。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会究问一下：以民主和文明著称的雅典怎么会被野蛮落后的斯巴达所战败呢？应该说这个问题是和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处死的问题同样值得研究的，它们本来是两个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只有解决了雅典为什么被战败的问题才能说清楚苏格拉底为什么会被处死。但是斯东先生对前一个问题毫无兴趣，在他书中几乎没有提到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失败似乎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为了辨明历史真相，我不得不要求斯东先生，请你将眼睛朝下看一看当时的历史。

要了解这段时间雅典的历史情况，有两本著名的希腊原著：一本是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年）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者不但是这场战争全过程的目击者，而且他自己还担任过雅典方面的将军，这部书被公认为记载详尽和态度客观，它和希罗多德所著《历史》并列为古希腊最杰出的历史名著，他们两人可以说是西方“历史学之父”。令人惊奇的是，斯东书中很少提到修昔底德的名字和他这部书，他引证文学作品中的故事远远超过历史。另一本是19世纪末在埃及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雅典的宪法》，据说他让学生们收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城邦的法制历史变迁情况，作为他研究政治学的资料，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只有这一种。它对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做了系统的历史叙述，被公认为可靠的史料。斯东虽然引用其中一些材料，却没有利用它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实际情况。除这两种重要的古代史书外，近现代学者研究古希腊史的重要著作如剑桥大学出版且不断重新修订的多卷本《剑桥古代史》，以及格罗特（G. Grote）编写的十二卷本《希腊史》都是学者们经常参考引用的历史书籍，在斯东书中根本找不到它们的影子。

根据这些比较可靠的史料，我们可以为雅典民主政治的演化做极简略的概述。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初雅典开始由古代贵族王制向民主制转化，从公元前6世纪著名政治家梭伦实行民主改革以后，几代政治家不断完善民主制度，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已成为希腊世界中最完善的民主制城邦。在公元前492—前449年的希波战争中，它和斯巴达一起领导希腊诸城邦战胜了强大的波斯帝国。公元前477年成立的提洛同盟原是希腊城邦为反抗波斯而建立的，雅典是它的盟主；但在同盟内部雅典实际上成为霸主，视同盟各邦为它的附庸，规定各邦应缴纳的赋税及应提供的舰只和兵力；同盟金库成为雅典的国库，它利用这大笔财富在雅典建筑卫城和许多宏伟建筑。雅典控制了大小两百多个城邦，向它们派遣官员，干涉它们的政治和司法，因此不断遭到盟邦的反抗，它就用武力镇压。修昔底德书中记载的这类事件有好多起。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由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斯担任执政官时期（公元前443—前429年）是雅典在民主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全盛时期，他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真是气壮山河的民主宣言，他宣称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但也公然自认雅典是个“帝国”。他说雅典拥有大量财富，除了国家收入的商业税、矿产税等赋税外，还有提洛同盟各邦每年交纳的贡赋600塔兰特，还有贮存于神庙中的金银，单是雅典娜神像身上的金片就有纯金40塔兰特，（古希腊货币，据《牛津古典辞典》，一塔兰特等于现在的38.8公斤）银子，库存6000塔兰特银币，其他有未铸成的金银不下500塔兰特。而雅典当时拥有的各兵种总数达4.2万人；雅典的各种官吏、议员、陪审官和卫士约二万人，他们都是靠城邦发给的薪资和津贴过活，不从事生产活动的。《剑桥古代史》计算，当时雅典有15万—17万公民，8万—12万没有公民权的奴隶。可见有几乎近半数公民都靠庞大的城邦财富养活。战争爆发以后这种情况就改变了：首先是雅典的主要经济支柱海外贸易被阻断，商业、手工业、矿业一蹶不振；支付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却屡次战败，盟邦的贡赋自然收不到了；斯巴达人几次攻到雅典城下，将周围的乡村洗劫一空，地主和农牧民多逃入城内，田园荒芜。战争期间雅典政治上的党派斗争越演越烈，到战争末期民主派和寡头派的斗争表现为主战和主和的斗争十分激烈，发生了斯东所说的“三次地震”即由僭主的独裁统治暂时代替了民主制。当时国库空虚，城市无法养活这么多无业游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丧失了以前那种政治热情，他们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是为了取得津贴作为维持生活的手段；为此当时的当政者曾两次提高津贴费，从每天一个俄勃尔（obol，雅典辅币）提高到三个。这样的群众参加举手呐喊和表决会产生什么后果是可以想见的，而这就是苏格拉底受审判时雅典民主的实际情况。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剧本《骑士》中将 demos（平民）描写为“糊涂而任性的老头子”，“最爱听花言巧语，最爱人阿谀奉迎，所有空话浮词都听得满心欢喜的人”。

向他们阿谀奉承的就是当时一批政治野心家，被称为demargogue，蛊惑者、煽动家。这样的政客代替了原来的梭伦、伯里克利斯那样的真正的政治家，凭借他们能言善辩，采取欺骗和煽动手段激起民众的偏激情绪，达到自己的贪欲和野心目的。修昔底德在书中再三抨击这种“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实际为自己谋私利”的人。他描述了不少具体事实，说明在许多关键时刻由于蛊惑者的煽动，使公民大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以致造成雅典遭受失败的事情。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件斯东提到的事例，也是对他所提出的物证的检验。控诉苏格拉底的罪状之一是说他的学生中有坏人，其中有个叫阿尔西比亚德的人，斯东常举这个人。修昔底德对他有几段详细的记载。阿尔西比亚德原来是个有野心的青年将军，在战争后期发表长篇演说煽动雅典出动大批海军由他率领远征西西里，公民大会通过了。出征前夕雅典突然发生一件“神秘祭祀”大案，一夜之间城市中所有赫耳墨斯神像的面部都被毁了，告密者说有些年轻人在私下举行神秘的祭祀庆祝。一些觊觎政权的人将它和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联系起来，许多显要公民被逮捕，互相诬攀，阿尔西比亚德也被牵连在内。他要求审明事实真相以后才出征，但当政者是他的政敌，认为如果他留在雅典将不利于他们的计划，逼他先行出征；当远征围攻叙拉古正获得进展时雅典却来人召他回去受审。阿尔西比亚德中途叛逃投奔斯巴达，建议斯巴达乘机大败远征西西里的雅典海军，他自己还参加围攻雅典，洗劫阿提卡地区。但到公元前411年雅典发生反民主的四百僭主专政，雅典海军反对他们，和阿尔西比亚德谈判取得协议，让他回到雅典担任将军，他率领雅典舰队几次战胜斯巴达海军，雅典又恢复了民主政治。公元前407年阿尔西比亚德凯旋，雅典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但不久又被斯巴达战败，他被撤职后逃到波斯被杀。阿尔西比亚德诚然是个朝秦暮楚的人，雅典当政者对待他的办法也很有问题，而对后一方面，斯东却绝口不提。另一件事情是关于苏格拉底自己的。公元前406年雅典民主派执政时，它的海军战败斯巴达舰队，但雅典海军也损失了25艘舰只和4000名海军，按照雅典习惯是必须将阵亡将士尸体打捞起来安葬的，但由于海上暴风雨而未能完成。雅典当政者竟以此审判对此事负责的十位将军，那天适值轮到苏格拉底担任主席，一些人在会场上鼓噪胁迫协议员判处这些将军死刑，并威胁苏格拉底如果他不赞同也要对他起诉。所有议员都被胁从了，只有苏格拉底一人坚决反对，他认为不能违反正义以满足群众的要求，不能在威胁之下委曲求全。后来是第二天不再由苏格拉底担任主席时，这些将军还是被判处死刑。这件事情斯东提到了，但将它说成只是一个审判程序问题的争论，还说苏格拉底“他没有因抗拒多数意见而受到惩罚”，真是雅典民主的“宽宏大量”！

因此苏格拉底说自己是叮着雅典的“牛虻”。但在这个问题上斯东又使用巧妙的手法将苏格拉底对雅典的态度做了修改。原话出自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自辩词》中一段话：“雅典人啊，现在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是为我自己申辩，而是为了你们；你们不要滥用神赐给你们的礼物给我判罪，如果你们处死我，将找不到人来取代我。用粗鄙可笑的话说，我是神特意赐给本邦的一只牛虻，雅典像一匹硕大的骏马，日趋懒惫，需要刺激。神让我到这里来履行牛虻的职责，整天到处叮着你们，激励、劝说、批评每一个人……”斯东将这段话处理为：“'如果你们把我处死，你们就不再能轻易地找到一个—用有些荒谬可笑的话来说—像叮住一匹马的牛虻一样把自己叮住这个城市的人’。他又补充说，这是匹'懒惰’的马，需要不时对他'叮嘱’一下，这样才对他有好处。这就是后来在我们的时代有些贬意地用于批判和激进的新闻记者的套语（'牛虻’）的起源。但是苏格拉底这只牛虻在最需要它叮嘱的时候似乎总是不在。在他生前，议会要做出命运攸关的决定时，他从来没有在议会中发表过意见。”这段希腊原文的几种英译略有不同，我们根据的是现在常用的普林斯顿版《柏拉图对话全集》中H.特里德尼克（H. Tredenniek）的译文，和斯东的译文（董的中译文）基本一致，但斯东没有译出后一句话，却用“他补充说”的转述方式将两处原意做了改变。一处是将原来说雅典是一匹“硕大的骏马”（a large thoroughbred horse）一词中的形容词完全去掉了；另一处是将原来说它“日趋懒惫”（is inclined lazy）简单地改为“懒惰”。这样就将苏格拉底原来是因为雅典这匹骏马日趋懒惫，“恨铁不成钢”所以要去叮它，变成苏格拉底就是要去叮雅典这匹懒惰的马了。斯东经常用这种巧妙的手法“落实”苏格拉底的罪状。苏格拉底说他作为牛虻的任务是要“激励、劝说、批评每一个人”，而斯东却一定要他到议会去发表意见，因为苏格拉底没有这样做，便说他没起牛虻的作用，甚至把他说成是“无用废物”（idiotes）。

针对当时公民会议的这种情况，当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说他自己不敢参加议会的辩论时，苏格拉底列举参加议会的是“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子的，打铁的，种田的，做买卖的”，批评这个学生怎么会“不好意思在一批笨蛋和傻瓜面前讲话”。斯东抓住苏格拉底这句话，说它是“对雅典民主充满蔑视的话的后面隐藏着一个毫无疑问的社会势利鬼的嘴脸”，他还因此接下去追查苏格拉底的阶级成分和阶级背景。他将这一章的标题定为“苏格拉底的偏见”。我要问：究竟是苏格拉底的偏见还是斯东自己的偏见？请看他自己是怎么描述当时雅典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提出的法律建议都在议会中做辩论和表决。在苏格拉底时代，识字是很普遍的，法律就张贴在相当于今天的市政布告牌上。在雅典，你不需要请个律师来了解法律。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雅典人能声称不知什么在法律上是'对’的或是'错’的。说实在的，说他这方面无知他肯定还感到不高兴呢。”真是一个美丽迷人的民主天堂！两千多年前雅典人的民主政治水平远远超过当代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这难道是真实情况吗？由此斯东得出结论说：“苏格拉底的真正过错在于他用过分简单化的方法，哲学上的简单化的前提来攻击雅典城市，它的领袖和民主政体。”我想：斯东在长期的记者生涯中一定也写过不少揭露批评和讽刺挖苦美国政坛丑事的文章，如果有人将这些话收罗起来，对他说：“您的真正过错在于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攻击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它的领袖和民主政体。”能认为这是公平的吗？

古代雅典的民主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骄傲，当然应该充分肯定它。但是正确的态度绝不是去片面美化它，将坏事也说成是好事；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它，从中找出历史教训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这个工作柏拉图就开始做了。他所写的最后一篇对话《法律篇》中将雅典民主制和波斯帝国做对比，认为波斯的政治制度是绝对专制没有自由，而雅典民主制正好相反，是极端自由没有权威；他说这两种极端都不好，最好在这二者中间找到合适的比例，后来亚里士多德就强调“中道”。柏拉图还提出不能给统治者以过分庞大的权力，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避免权力的诱惑，权力过大不免干许多蠢事使国家遭殃。他认为斯巴达政制的优点便在于将统治权力在两个王和二十八个长老间适当分散，彼此互相监督限制。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然不可能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这是要到两千年以后经过英国和法国的革命以及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努力，才提出“三权分立”这种分散统治权力的办法，成为现代民主制的基石。但单是领导层的“三权分立”还是不够的，如果由某一个政党实行统治，它要领导一切，再加上官官相护，还有什么监督可言？最重要的还应该是来自下层的人民的监督。既然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至少应该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有批评“公仆”的自由。所以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基石还应该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现代国家不像古希腊城邦那样只有几万公民，可以随时召开公民大会让愿意出席的人都来参加讨论和表决。现代实行代议制只有少数议员才能在议会上发言，一般人既不能在议会发表意见，如果只是几个朋友在私下议论也不能让公众听到，因此必须通过舆论工具。人民雇用的“公仆”是不是忠于他们的职守，是不是做了错误的决定，有没有以权谋私？人民选出的议员或代表在议会中讲了些什么话，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见？这里首先需要作为牛虻的新闻记者将事实（那是政客议员要竭力保密的）揭露出来，这就是增加透明度。人民（当然首先是斯东这样的评论家）根据了解的事实发表意见，对政治家的种种决策和各种政治事件加以评论。这种评论意见当然五花八门，永远不会有什么“舆论一律”。但正因为有不同意见，当政者和人民都可以择善而从，赞成自己认为是合理的意见，反对不合理的；这种选择当然也可能是错误的，那就可以再讨论，还可以进行各种专门的讨论和研究，互相辩论再供选择。这种新闻自由的舆论工具可以说是现代人学习民主政治的大学校，它能够鼓舞起人民的政治热情，发挥当家做主人翁的积极性。可惜的是这种学校太少了，或者根本没有。

古代希腊人表面上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在公民大会上任何公民只要放下一根包着羊皮的橄榄枝就可以在会上发言。但那时没有印刷术，用手抄写在纸草上的书只有少数人才能有。是不是像斯东所说的“当时雅典人普遍都识字”是可以怀疑的，当时希腊人用作教材的是荷马的史诗，而这是由吟咏诗人口头背诵传授的，没有听说有中、小学校的普及教育，只有少数名门子弟可以请教师或付学费听课；当时著名的教师是诡辩派（智者），他们专门传授讲演和雄辩术，收费很高（这是苏格拉底和他们争论的一个问题），也只有名门子弟才能向他们学习。少数掌握了雄辩技术的人在公众集会上发表长篇大论，煽动群众实际上也就操纵了政治；其中好的便是对人民立功的政治家，坏的则是谋私利的蛊惑者。雅典民主政治一直由这样的人当权，到亚里士多德时代雅典政治实际上由亲马其顿的伊索克拉底和反马其顿的德摩西尼斯这两位著名的雄辩家交替掌握，他们之间势力的消长决定了雅典的历史命运。当时没有报刊杂志，没有舆论力量可以对他们实行批评监督，人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斯东先生怎么能不顾这种历史事实，用现代民主制的眼光和要求去苛责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呢？

斯东先生对苏格拉底个人的控诉，从他的阶级成分到他的使命和思想等所提出的不少证据，在我看来是不能成立的。本应继续为他辩护，但文章已经太长，再写下去必惹读者讨厌，只能就此打住。

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根本原则是让不同的意见平等地讨论争辩。苏格拉底是反对民主制还是拥护民主制的争论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今后还会无限期争论下去，除非有一天新发掘出某项古代历史资料能使双方完全心服，解决争论。我在这里用我们掌握的资料和看法反对斯东先生的观点，绝不是说我一定对、他一定错，相反，我认为这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专门研究苏格拉底的人固然应该读它，一般对古希腊的文学、哲学、历史有兴趣的人也值得一读。我也算是斯东先生的同行，曾当过二十多年报纸理论版的编辑，深知理论文章或书籍要提高读者的兴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发表不同意见和商榷性的文章，引起广泛注意。

1994年8月初

原载《读书》199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