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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年，远在宋夏边境的范仲淹被指控“通敌叛国”，且被人拿出了“铁证”。宰相宋庠极力主张立斩范仲淹，以惩其罪，北宋朝堂瞬间炸锅。 众臣纷纷上书，吵得不可开交。宰执官内部也不统一，同为宰相的杜衍声称范仲淹虽有罪，但罪不至死，知谏院孙沔也上书为其辩解。最为奇怪的是，连范仲淹的死对头吕夷简也不同意处死范仲淹，反而支持了杜衍。 那么，这起“范仲淹通敌叛国”的风波，到底是如何闹出来的呢？这背后有一出好戏。  范仲淹“越级”行事，授人以柄西夏1038年立国，于1040年春在“三川口之战”中大败宋军，气焰愈发嚣张。宋仁宗震怒，急调夏竦、范仲淹、韩琦、滕宗谅等人赴西北，负责与西夏的战事。 然而没想到的是，韩琦和范仲淹对西夏的用兵策略发生了严重分歧。韩琦气盛，想要决战，一举歼灭西夏；范仲淹稳重，主张固守，耗损西夏国力，不战便可屈人之兵。 谁也说不服谁，他们的笔墨官司都打到了宋仁宗的案头，最终宋仁宗采纳了韩琦的建议。但事实证明，范仲淹是对的，韩琦轻敌冒进，被打得狼狈不堪，最终还是回到了范仲淹固守的策略上来。 这时候，西夏却送来了一封长达26页的国书，范仲淹被指控“通敌叛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范仲淹接到国书后，没有立刻转交朝堂，而是把它拆开了，发现冗长的内容里言辞多有轻慢，很多都是耀武扬威的废话，感觉这东西要是送到朝堂里，那不得把宋仁宗给气个半死？ 于是就当着使者的面，把这封国书烧了20多页，剩下的内容修改一番，然后才给皇帝送去。当然，他也留下了完整的副本，要不然这事儿就说不清了。 然而，如何对待西夏国书，那是宰辅和皇帝的事儿，范仲淹这是越俎代庖，夺了宰相的权，自然就引起了宰辅们的不满。 于是，范仲淹曾与西夏国主私通书信的事儿就被翻了出来，送信的使者也当场招认，他是受到了范仲淹的逼迫。 范仲淹私下里写给西夏国主元昊的这封书信，到底什么内容呢？  其实这就是一封招降书，提议双方罢兵。但这种涉及外交方略的大事，都要事先禀报皇帝，得到旨意方才可行，边臣是没有这个权力的。 尤其是范仲淹还在这封《答赵元昊书》中，说了一句让宋仁宗极为扎心的话：
意思是说，元昊手下的蕃兵和宋朝的士卒都是忠义之人，只不过各为其主罢了。范仲淹的本意是说这些忠义之人的死亡，就是因为西夏的叛宋行为，责任完全在西夏。 但这番话确实有让人误解的地方，尤其是把元昊与宋仁宗并论，也就是明确了西夏和宋朝分立的事实，这是北宋君臣决不承认的。  于是，众人纷纷弹劾范仲淹，指责其不应该擅改国书，也不应该与元昊私下通信。其中最为激烈的，就是宰相宋庠，主张应立斩范仲淹。 这事儿怪就怪在这儿，宋庠与范仲淹之前并无过节，还都有共同的敌人吕夷简，可他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 这就得把话题扯得更远一点，来讲一讲当年北宋文官各个小团体之间的恩怨情仇，其中的龌龊事儿还真不少。  吕夷简隐居幕后，一石二鸟宋庠何许人，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但他的弟弟很有名，就是和欧阳修一起编纂《新唐书》的宋祁，因“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得到了“红杏尚书”的美称。 宋庠比宋祁更生猛一点，这是当年科举“连中三元”的主儿，此时官拜参知政事（宰相之一）。 宋氏兄弟在士林里面声望极高，包拯都曾被他们这群人逼得辞官。  当年包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职务之便，行侵吞不法之事，宋仁宗属意接任三司使的人选就是宋祁，但包拯又把宋祁弹劾了，认为其生活奢靡，且兄长宋庠又位列宰执，不适合再掌财权。 宋仁宗一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包拯你行，你就来干三司使吧，包拯说行。这引起了欧阳修的不满，于是上书弹劾包拯“不廉”，煽动士林清议，逼得包拯只能辞官以证清白。 而范仲淹和宋庠一样，都属于清流领袖之一，成名道路也基本一样，那就是不畏权贵，敢于顶撞皇帝和宰相，即宋仁宗和吕夷简。  宋仁宗亲政的时候，吕夷简已经当了十多年的宰相，朝堂众臣多为其门生故吏，自然是一呼百应，谁敢反对，谁就被贬黜。 范仲淹很看不顺眼，于是当众向宋仁宗献了一幅《百官图》，指着图说某某乃吕夷简亲信，下一个升官的就应该是这个人；某某和吕夷简不亲近，这辈子他都出不了头。他建议宋仁宗确立人才选拔制度，由皇帝亲掌官吏升迁。 吕夷简气坏了，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勾结朋党，并且还指使麾下把范仲淹的“朋党”名单张贴于众。  双方谁也不惯着谁，一场士林清流和宰相权贵之间的争论持续了很久，甚至范仲淹出外和吕夷简罢相，都没能熄了双方的火气。这就是所谓的“景祐党争”。 后来西北战局动荡，范仲淹被调往西北，吕夷简复相，宋仁宗还专门为二人做了调解。 范仲淹表示，自己当年是对事不对人，和吕夷简没有私怨。而吕夷简也收敛了许多，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排除异己，所以宋庠才能在宰执中与他唱对台戏。 捋清了这些关系，我们再说回“范仲淹通敌叛国”这件事儿。  吕夷简先对宋庠说了这样一句话：
也就是身为人臣，范仲淹（字希文）怎么敢私下结交西夏国主？这句话很阴毒，范仲淹就是写了封劝降信，充其量也就是“擅专”而已，但吕夷简却不提信件内容，暗示其“私交敌国”，按律就当斩了。 宋庠想到吕、范二人当年的势同水火，自以为读懂了吕夷简的暗示，却没想到这是一出“计中计”。  他和吕夷简虽是对头，但与范仲淹也是竞争关系。同为清流领袖，这宰执之位他宋庠做得，范仲淹难道做不得？你看，他现在都敢私改国书了，这不就是宰执才能干的事情吗？要说范仲淹没想着取代自己做宰相，这话谁能信？ 于是，宋庠罕见地表示和吕夷简“意见”相同，先搞死范仲淹再说，所以公然主张立斩范仲淹，以儆效尤。 结果没想到，吕夷简倒戈一击，说范仲淹也就是一个“擅专”而已，哪有什么叛国通敌之事！简单惩罚一下就行了，何必上纲上线！你宋庠别曲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人臣不能有外交，范仲淹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儿。 宋庠当场就傻眼了。在场众臣也纷纷指责其心胸狭隘，不堪为相，最终以勾结朋党的罪名，将其罢黜。  吕夷简的这一番运作，故意把事态闹大，老对头范仲淹因擅改国书和私通书信受到了责罚，让仁宗心里也有了芥蒂；而另一个对头宋庠名声坏了，更与范仲淹反目，清流内讧，最后被撵出朝堂。 真相大白，吕夷简只是利用了时事顺水推舟，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远在西北的范仲淹，而是与其同在中枢位列宰相的宋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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